您正在看的高中一年级是:《小狗包弟》教学设计(人教版高一必修)。 　　八月　1日，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上海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晚上出席盛大欢送会。2日下午，出席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希普里耶•森纳亚克和夫人举行的招待会;晚，到机场欢送部分外宾。

　　本月　受到上海市文联“造反派”批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被关在上海文联资料室的“牛棚”里。

　　下旬　感到大祸临头，将保存了四十几年的大哥尧枚的信件全部烧掉，共一百多封。包括1923——1931年之间的来信及大哥自杀前写的绝命书的抄本等。

　　九月　10日，上海作协“造反派”抄家。

　　这期间，肖珊也频遭批斗。

　　一九六七年　六十三岁

　　〔上海〕

　　一月　上海“一月革命”后，外地来沪的造反派增多，挨斗更频。与魏金枝、王西彦等六人被迁出资料室，关到楼下一处不满五平方米的煤气灶间，称为“小牛棚”。

　　五月　1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

　　九月　18日，被“红卫兵”带到复旦大学，关在学生宿舍六号楼近一个月。26日开批判会。

　　十月　“造反派”在上海作协旧址批斗前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被拉去陪斗。

　　本年，上海市红代(筹)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

　　3. 巴金自白——我在文革中

　　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一部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可能就是(十字军英雄记)吧，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话是一位公主向一个武士说的，当时是出于误会，武士也并不是真的奴隶，无论在身或者在心。最后好像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使我感到兴趣的并不是这个结局。但是我也万想不到小说中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经过那10 年的磨炼，我才懂得\"奴隶\"这个字眼的意义。在悔恨难堪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一句名言，我用它来跟我当时的处境对照，我看自己比任何时候更清楚，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10 年的奴隶!这10 年的奴隶生活也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写小说的人爱说，有生活跟没有生活大不相同,这倒是真话。从前我对\"奴在身者\"和\"奴在心者\"这两个词组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字面上。例如我写《 家》 的时候，写老黄妈对觉慧谈话，祷告死去的太太保佑这位少爷，我心想这大概就是\"奴在心者\";又如我写鸣凤跟觉慧谈话，觉慧说要同她结婚，鸣凤说不行，太太不会答应，她愿做丫头伺候他一辈子。我想这也就是\"奴在心者\"吧。在‘\'文革\"期间我受批斗的时候.我的罪名之一就是\"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有人举出了老黄妈和鸣凤为例，说她们应当站起来造反，我却把她们写成向\"阶级敌人\"低头效忠的奴隶。过去我也常常翻阅、修改自己的作品，对鸣凤和黄妈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不曾看出什么大的问题。忽然听到这样的批判，觉得问题很严重，而且当时只是往牛角尖里钻，完全跟着\"造反派\"的逻辑绕圈子。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的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 激流》 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1970 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想我一直到23年都是靠老家养活，吃饭的钱都是农民的血汗，挨批挨斗有什么不可以!但是1970 年的我和1967 、l968 年的我已经不相同了。1966 年9 月以后在\"造反派的\"引导和威胁之下(或者说用鞭子引导之下)，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 ，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做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暗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当时身心十分疲倦，很想休息。但听说要马上交卷，就打起情神，认真汇报自己的思想，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那一段时期，我就是只按照\"造反派\"经常高呼的口号和反复宜传的\"真理\"思考的。我再也没有自己的思想。倘使追问下去，我只能回答说：只求给我一条生路。1969 年后我渐渐地发现\"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他们口里所讲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最奇怪的是1969 年5 月23 日学习毛主席的《 讲话》 ，我写了\"思想汇报\"。我们那个班组的头头大加表扬，把\"汇报\"挂出来，加上按语说我有认罪服罪、向人民靠拢的诚意。但是过两三天上面讲了什么话，他们又把我揪出来批斗，说我假意认罪、骗取同情。谁真谁假，我开始明白了。我仍然按时写\'‘思想汇报\"，引用\"最高指示\"痛骂自己，但是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进行大转弯。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

　　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 这不是\"奴在心者\"吗?这和小说里的黄妈不同，和鸣凤不同，她们即使觉悟不\"高\"，但她们有自己的是非观念，黄妈不愿意\"住浑水\".鸣凤不肯做冯乐山的小老婆。她们还不是\"奴在心者\"。固然她们相信\"命\"，相信\"天\"，但是她们并不低头屈服，并不按照高老太爷的逻辑思考。她们相信命运，她们又反抗命运。她们绝不像1967 未1968 年的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反抗的思想，一点也没有。

　　我没有提1966年。我是19 66年8 月进‘牛棚\", 9 月10 日被抄家的，在那些夜晚我都是服了眠尔通才能睡几小时。那几个月里我受了多大的折磨，听见捶门声就浑身发抖。但是我一直抱着希望：不会这样对待我吧，对我会从宽吧;这样对我威胁只是一种形式吧。我常常暗暗地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我拼命拖住快要完全失去的希望，我不能不这样想：虽然我\"有罪\"，但几十年的工作中多少总有一点成绩吧。接着来的是12 月。这可怕的12 月!它对于我是沉重的当头一击，它对于萧珊的病和死亡也起了促进的作用。红卫兵一批一批接连跑到我家里，起初翻墙入内，后来是大摇大摆地敞门进来，凡是不曾贴上封条的东西，他们随意取用。晚上来，白天也来。夜深了，我疲劳不堪，还得低声下气，哀求他们早些离开，不说萧珊挨过他们的铜头皮带!这种时候，这种情况，我还能有什么希望呢?从此我断了念，来了一个急转弯，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从1967 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灵上过去积累起来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我张开胸膛无条件地接收‘造反派\"的一切\"指示\"。我自己后来分析说，我入了迷，中了催眠术。其实我还挖得不深。在那两年中间我虔诚地膜拜神明的时候，我的耳边时时都有一种仁慈的声音：你信神，你一家人就有救了。原来我脑子里始终保留着活命哲学。就是在入迷的时候，我还受到活命思想的指导。在1969 年以后我常常想到黄妈，拿她同我自己比较。她是一个真实的人，姓袁，我们叫她\"袁衰\"，我和三哥离开成都前几年中间都是她照料我们。她喜欢我们，我们出川后不久，她就辞工回家，但常常来探问我们的消息，始终关心我们。1941 年初我第一次回到成都，她已经死亡。我无法打听到她的坟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也不会到她墓前去感谢她的服务和关怀。只有在拿她比较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欠了她一笔多么深切的爱。她不是奴隶，更不是\"奴在心者\"。

　　我在去年写的一则\"随想\"中讲起那两年在\"牛棚\"里我跟王西彦同志的分歧。我当时认为自己有大罪，赎罪之法是认真改造，改造之法是对\"造反派\"的训话、勒令和决定句句照办。西彦不服，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