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国际贸易论文是:全球化趋势：一种现实主义的再思考。

一、关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全球化起因于经济活动的自由化和国际化，这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西方经济学家对国际经济的自由化有着不同的观点，但在这一点上有着共识。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全球化是国际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和自由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最早起源于16-17世纪大西洋沿岸的自由市场经济，经过300多年世界历史的淘洗，经过国际关系海纳百川式的填充和修正，今天终于形成了汹涌的全球化浪潮。这是市场经济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这种内在逻辑一旦走上了国际化的轨道，是不会停息的。无论是大卫·李嘉图还是卡尔·马克思，都对这种内在逻辑做出过深刻揭示。”（注：朱锋：“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兼论全球化的定义与动力”，载《世纪之交的欧洲、澳大利亚与世界》，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页。）如他所述，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表述的思想被大多数学者接受成为解释全球化动力的经典之一。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根源作了如下精彩的论述：
　　“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的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就是资本主义开始全球扩展、建立起全球性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一个阶段，就是全球化开始加速发展、真正形成的阶段。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0页。）马克思的这些话已经过去了150多年，但是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却非常契合。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带来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内在的逻辑，它发展的时间越久，这种趋势就越明显。
　　基于这样一种经济解释，马克思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全球统治。“正像它（资产阶级）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30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一种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仅在国内适应，在国际层面上也适应。与之相对应的，先是在19世纪末形成了全球殖民体系，殖民体系瓦解之后形成的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仍然是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经济全球化加深了“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国际资产阶级对国际无产阶级的剥削。沃勒斯坦所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典型地反映了全球殖民体系结束后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存在并且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损害的看法。（注：具体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2、3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94页。也可参阅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的“依附”理论明确地把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归根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积累。（注：See  Samir  Amin,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p.20.）不仅如此，全球化还使得发展中国家和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注：See  Samir  Amin,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London:Zed  Press,1997.）
　　因此，马克思主义敏锐地捕捉到了全球化给各个国家之间实力对比所带来的不同影响：全球化加强了一些国家，也损害了一些国家，造成了这些国家之间经济地位和经济实力的不平等。经济实力的不平等造成了军事实力的不平等。自近代以来，军事实力的发展严重地依赖于经济的发展。正如小约瑟夫·奈所说：“工业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产生了极其深远和重大的影响。”（注：［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91页。）19世纪60年代铁路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带来了俾斯麦“铁血政策”的辉煌战果。肯尼思·沃尔兹在谈到进入核门槛的巨大障碍时说，“技术和规模的限制极不利于中等国家与大国进行核竞争。”（注：［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220-221页。）国家间的力量分配结构决定着国家间的价值分配体系，即国际权力体系。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决定政治在这个意义上是正确的，这个观点本质上和现实主义是一致的。
　　经济自由主义同样相信经济全球化根源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不过它和马克思主义不同，它没有对市场经济进行批判，相反它相信不加限制的自由贸易可以发挥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从而增加所有国家的福利。（注：对于“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派”这种相同点的观察，可以参见洪朝辉：“全球化——跨世纪的显学”，载《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6期。）在16世纪到18世纪，重商主义基本支配着国际贸易的理论和政策。重商主义鼓吹国家管制外汇，鼓励出口，限制进口。自由主义的兴起就是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古典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如亚当·斯密指出，世界经济的“馅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国际贸易可以使各国利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优势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做大经济“馅饼”。（注：席小炎等编：《国际经济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基于这样一种看法，自由主义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自然地得出了乐观的结论：相互依赖、全球化和国际制度的加强将带来世界的和平。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是“贸易和平论”和新自由主义（“制度和平论”）。
　　“贸易和平论”的代表人物是理查德·罗斯克兰斯。他在《贸易国家的兴起》一书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发生的一个有趣的变化是，和平贸易战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有效得多。国家通过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可以改变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从贸易扩展和增长中获利。”（注：See  Richard  Rosecrance,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N.Y.:Basic,1986,p.ix.）而且，贸易国家本身也会因为参与贸易而发生改变，可能在国家的内部产生一个反对战争的社会结构。因此，相互依赖、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将使得和平更加可能。
　　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不认为日益加强的经济全球化和日益重要的经济利益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国家间的合作与和平。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基欧汉。新自由主义本身不是一个关于全球化的理论，而是和结构现实主义一样的关于国际体系研究的结构理论。（注：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是，“由于处于复合相互依赖中的各方意识到发生冲突的代价太高，成员间为了管理和限制利益冲突而达成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注：See  Ernst  Hass,"words  Can  Hurt  You,or,Who  Said  What  to  Whom  about  Regimes,"in 
 Stephen  D.Krasner,(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23.）国际制度通过确定议题、提供谈判场所、监督协议实施、增加透明度等可以使国家增强对预期收益的信心，从而促进合作的不断进行。这种合作反过来加深了各国的相互信任和经济的相互依赖，全球化时代因此是国际制度进行全球治理的时代，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具有主要解释力的时代。（注：See  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全球化呼唤并加强国际制度，国际制度规范和促进全球化。也就是说，国际制度已经从全球化的一个政治结果，发展为全球化的一个政治动力。
　　那么，全球化动力的经济解释是不是可以完美地解释所有的全球化现象呢？这样一个问题许久以来并没有得到所谓的“全球化学者”们的注意。既然全球化带来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限制了国家的主权，为什么国家还是自愿地步入这一泥潭？如果说因为全球化增添了人民的福利，所以国家乐意顺从这一潮流的话，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正是深深卷入全球化的欧美国家对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化降低劳动者的福利进行了广泛的质疑。既然全球化对国家施加了越来越大的限制，为什么国家还是维持着作为主要经济单元的地位？事实上，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另外一个必须注意到的现象是，在全球化似乎大行其道的今天，世界的大部份地区还是停留于全球化浪潮之外，并没有对这一潮流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主要大国却争相采取相似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从而表现出“全球化”的特色。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难以回答这些问题。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会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受制于国际政治，而且其动力深深地根植于国际政治之中。
　　　　二、关于全球化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
　　结构现实主义本身也不是一种全球化理论。与自由制度主义不同，结构现实主义从政治的角度对全球化趋势做出了解释。全球化的动力不仅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而且来源于国际结构的压力，深深地依赖于国际政治的基础。在国家间的力量分配结构一定的情况下，国家间政治关系对国家间经济关系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根据沃尔兹的定义，在国家具有相似功能的情况下，国际结构依赖于两个要素：系统排列的原则和单元之间的力量分配。（注：沃尔兹对国际结构的定义参见《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依靠自助的原则进行竞争与合作，国际结构则对国家进行选择。国际结构的压力体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结构使竞争中的国家不断地“社会化”，社会化促进国家的特点和行为之间出现相似性。沃尔兹用公司的境遇来类比国家，“幸存下来的公司都具有一定相同的特点，而那些破产的公司则缺乏这些特点。竞争鞭策着行为者，促使他们调整自身，采取社会化的最能为人接受和最成功的行事方式。”（注：沃尔兹对国际结构的定义参见《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同样，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如果不向成功的领先模范学习，那么就会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落伍，随之而来的是“落后就要挨打”。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模仿、学习的过程。社会化导致的国际政治结果既是均势的自然生成，也是各国本身的体制趋于相似。这种现象在国际关系史上是很明显的。例如，在1870年普鲁士令人意外的击败法国以后，欧洲大国和日本纷纷仿效了它的军事参谋制度。这种仿效更广泛地发生在政治和经济的体制甚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现象，一方面导致了所谓的全球化趋势，包括政治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另一方面体现了所谓的霸权国的“软权力”。（注：“软权力”就是一种“同化力”、“吸引力”，其实这种软权力以前的主要大国都有，中华帝国时代的中国主要就是通过软权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约瑟夫·奈提出这一概念来分析美国力量的变化。读者可以参见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21-92页；以及他所著的《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有更详细的论述。）
　　近代以来，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两个霸权国：英国和美国。由于它们所处的领先地位，也自然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它们制定的国际规则也容易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英国在1864年废除了《谷物法》，选择了贸易自由化，后来又通过一系列双边条约，促进了自由贸易的发展。当时英国的力量正处于鼎盛时代，劳动生产率高，比较优势明显，所以国际经济的自由化正好符合它的利益。自由化的国际经济体制的形成依赖于英国的示范和各国的仿效。在自由放任学说居于当时各国主导思想的情况下，政府基本上没有什么经济权力，全球化在当时取得了“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成就。”（注：［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44页。）二战以后，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一方面通过自身的示范，另一方面通过建立一系列渗透了自由化原则的国际机制，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但是，当时国际体系中的另外一个霸权国苏联，同样吸引了一些东欧国家、亚洲国家的仿效。两者都根源于国际政治的社会化效应。冷战结束以来，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席卷了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国家，美国的模式和文化居于统治地位。在国际制度“内化”（注：“内化”这一概念借用于建构主义。玛莎·费丽莫所著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是这一概念的实证分析代表作。但笔者的观点与她不同，笔者把内化归于国际政治结构的“社会化”。因为国际制度的原则体现着霸权国的利益，所以国际制度的“内化”本质上是其他国家社会化的过程。）为国家利益的背后，是仿效霸权国以在竞争中至少“不落伍”的心理。没有各国对经济自由化原则的信奉，没有体现了自由化原则的国际组织的努力，限制国家主权的“全球化”断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注：参见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结构不仅使国家在国际体系的竞争中参与深刻的“社会化”过程，而且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政治的平台。两位德国学者断言：“没有政治决策就没有全球化。”（注：［德］格拉德·伯克斯贝格和哈拉德·克里门塔：《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新华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54页。）罗伯特·吉尔平是“霸权稳定理论”的倡导者。他认为：“全球化程度取决于政治基础，如果大国不能加强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这种政治基础很可能瓦解。”（注：［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第291页。）在霸权稳定理论看来，只有存在一个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领导者，国际体系才可能趋于稳定。有稳定才会有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吉尔平十分担心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倾向，对全球化的前景表示忧虑。他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国及其盟友实行了更加狭隘的政策，强调在本地区而不是在全球范围内解决经济问题。（注：［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第45页。）区域化的进程和“战略贸易政策”都在损害全球经济的进程。因此，美国必须改变自己的政策，重新担负起管理全球经济的重担。
　　结构的压力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动力，另一方面却是全球化发展难以克服的巨大阻力。由于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仍然是基于国家单元之上的，因此，经济关系对于国家来说，关键还在于使自己在竞争中取胜。只有这样，国家的安全和繁荣才能得到保障，政府才能得到国民的支持。经济关系是一个手段，本身并不是国家的最终目标，国家的经济政策必然首先服从于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只要民族国家没有消亡，民族利益而不是经济利益更不是世界经济的总体利益仍然会是国家政策的根本动力。在国际竞争中取胜以确保自己安全和繁荣的心理一方面促使国家不断模仿先进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时时刻刻关注着自己的主权，防止被过分的专业化以至于在不知不觉的不平等的相互依赖中丧失行动的自由。沃尔兹指出，“在自助系统中，由于对安全的考虑是首要问题，因此，经济利益被置于政治利益之下。”由于各国的功能相似，因此“各国绝对得不到完全分工所带来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好处。……虽然国与国之间相互竞争，但这种竞争却不是各自竭力而为、为共同利益而共同生产更多的产品的竞争。”（注：［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27页。）在现实的国际竞争中，所有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