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国际贸易论文是:逐步转向自由贸易。

　对于一个经济相当落后、处于第一阶段的农业国来说，自由贸易不能保证这个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起步发展。因此，在这一阶段，至少就贸易战略来说，需要实施有一定保护的进口替代政策，利用进口关税、配额等手段把进口品暂时挡在外面，或者至少使它们的价格不低于本国产品，使本国的工业能够发展起来。当劳动密集型产业基本建立起来并能满足国内需求时，潜在的比较优势也就变为现实的比较优势。这时，贸易政策就应朝出口导向方面转变，以鼓励这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这就是第二阶段的贸易政策。在此阶段之所以要实行出口导向战略、鼓励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是因为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还必须予以一定的保护。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仍然还有进口替代活动，只是进口替代的产业更高级而已。而总的贸易政策取向是出口导向，是因为如果仅仅有保护性的进口替代，进口减少的同时也会使出口减少。当一个国家发展到相当先进的水平，世界上已有的产业都基本建立起来之后，它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技术上完全自主创新的阶段，因为此时可供模仿的技术已基本没有。这时的贸易政策应当转向基本自由贸易。
　　　　中国的发展阶段
　　判断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总要素生产率(TFP)。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TFP增长是负值，1978年以后明显为正值（见表1）。据此可以简单地判断，1978年以前中国还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就中国而言，虽然实际的TFP增长显示1978年以前是中国以大规模资本积累为主的发展阶段，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第一阶段要到1978年才完成。表1中Maddison的估计是平均增长2.23%，表2则给出不同学者的估计，所估计的TFP增长大体上在3%到4%左右（见表2）。但是Young(2000)却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和TFP增长率被夸大了。根据他的计算，1978年到1998年中国的TFP增长只有1.4%。然而，即使接受Young的结论，至少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TFP增长亦是正值。如果说1978年以前TFP是负增长的，那么从负增长转变为正增长确实可以说是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
　　　　表1　中国与韩国的基本增长情况（1952年－1995年）
　　（年均复合增长率，%）
　　附图
　　资料来源：a要素权重与日本和美国的相同（原表中有美国和日本的数据，这里未引用），如果权重与中国相同，数字分别是2.16和1.80。Maddison(1998)，表3.10
　　　　表2　有关中国增长核算的研究比较　　　　　　　　　　(%)  
时期　　　　　　GDP增长率  　TFP增长率  　　资本贡献　　劳动贡献
1979年－1994年　　9.3　  　　　3.9  　　　　　4.2  　　　　1.2
（所占百分比）　　100.0  　　　41.6　　　　　45.6　　　　12.8
1979年－1995年　　10.6　　　　4.2  　　　　　5.0  　　　　1.4
（所占百分比）　　100.0  　　　39.9　　　　　46.8　　　　13.3
1980年－1986年　　8.5　  　　　3.32　　　　　3.34　　　　1.84
（所占百分比）　　100.0  　　　39.1　　　　　39.3　　　　21.6
1978年－1997年　　9.8　  　　　2.9  　　　　　5.7  　　　　1.2
（所占百分比）　　100.0  　　　29.3　　　　　58.5　　　　12.2
1979年－1997年　　9.8　  　　　2.9  　　　　　5.8  　　　　1.1
（所占百分比）　　100.0  　　　29.6　　　　　59.2　　　　11.2

　　
　　资料来源：王梦奎(1999)，第168页。Hu  and  Khan(1996)；李京文等(1996)；Bosworth  et  al(1995)；翟凡(1999)
　　如果判断中国从1979年起进入一个以模仿性技术进步为主的发展阶段，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该阶段是否已经结束？中国何时进入、或可以进入以自主创新为主的第三阶段？这里一个重要的指标是R&D的支出。中国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990年为0.71%，1995年前后都是0.6%，直至2000年才达到1.0%。虽然缺乏上世纪90年代以前R&D支出的数据，但是可以肯定，80年代R&D支出占GDP的比重不会超过1.0%。这一支出比重比发达国家平均2.5%以上要低得多。如果中国的R&D支出相对很低，而TFP增长较快，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主要利用国际技术推动发展，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还处于第二阶段。
　　　　韩国的发展阶段
　　Pyo  and  Kwon(2000)对韩国的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总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进行过系统研究。他们的研究显示，第一，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TFP都是在1961年有明显大幅度提高，尽管资本生产率的提高幅度不如劳动生产率和TFP那样大。第二，资本生产率在1990年以后明显下降，而劳动生产率仍然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同时TFP在1990年到1996年期间增长缓慢。第三，从平均增长率看（见表3），TFP在1953年到1960年期间是负增长的，因此它对GDP增长没有正的贡献，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GDP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其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只有1.7%，因此，在劳动和资本两者中，主要贡献也来自资本。但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生产率增长显著放慢，而劳动生产率和TFP却明显加快，说明资本边际生产率在这一时期出现转折。第四，上世纪80年代以后，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TFP的增长都开始下降，但是资本生产率增长下降最显著。
　　大体上可以把1961年以前判断为主要依靠资本积累发展的阶段，1961年以后进入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发展的阶段。但是以模仿性技术进步推动的阶段何时才转为以自主创新为主的阶段？仅仅表3中的生产率变动尚不能给出答案。然而，如果观察韩国以R&D支出为标志的自主研究能力的话，可以发现，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至少是在努力向第三阶段转变。韩国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在90年代初接近2%，到90年代中期已达到发达国家平均2.5%的水平，但是若以人均R&D支出来看，韩国还处于发达国家的第二层次，第一层次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丹麦、瑞典等国的人均R&D支出90年代末都在500美元以上。因此大体上可以判断说，90年代中期是韩国向第三阶段转变的阶段。
　　　　表3　韩国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总要素生产率指数
　　　　　　　　　　　　　　　　　　　　　　（平均增长率，%）  
年份　　　　　　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　　资本生产率　总要素生产率
　　　　　　　　（就业人数）　（劳动时间）
1953年－1961年　　　1.7  　　　　　1.7  　　　　　8.1　　　　　-0.4
1962年－1979年　　　10.8　　　　　11.8　　　　　5.4　　　　　9.4
1980年－1996年　　　8.1  　　　　　8.2  　　　　　1.4　　　　　2.7

　　
　　资料来源：Pyo  and  Kwon(2000).
　　　　比较
　　如果大体上判断1978年以前中国还处在以资本积累为主的发展第一阶段，1978年以后是以模仿性技术进步为主的第二阶段，而韩国在1961年以前是第一阶段，1961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是第二阶段，并且现在已开始进入第三阶段，那么，相应的贸易战略和政策对中国来说就应当是1978年以前以进口替代为主，1978年以后以出口导向为主；对韩国来说就应当是1960年以前以进口替代为主，1961年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以出口导向为主，现在则以基本自由贸易为主。如果考察中国和韩国的贸易战略和政策的话，大体上也正是如此。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和韩国都执行了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战略和政策。但是由于贸易战略和政策并不仅仅是被动地去适应发展阶段，它也会影响发展阶段，因此，贸易战略和政策是否适当，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为了更好地讨论中国的情况，先简单分析韩国的情形。
　　首先，韩国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大体上到上世纪60年代初就转向第二阶段应该没有问题，因为韩国的经济增长和TFP增长都从这时起发生明显变化，而韩国的贸易政策转变也是从这时开始的，但并非突然一下子转变。韩国在出口方面的鼓励和进口控制方面的放松都是逐步的。
　　其次，韩国政府贸易改革措施在60年代是有反复的，但是反复之后总体上还是不断放松贸易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政府意识到不放松控制反而不利于贸易和经济的发展。但到70年代，为了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韩国总体上的进口控制有所加强，从而被有些学者认为韩国又经历了一个进口替代的阶段。但事实上韩国政府在进口控制加强的同时，对出口还有很强的鼓励，因此总体上应当还是处于出口导向的战略下。然而，这在贸易战略和政策上多少是一种倒退。政策不当加上1979年的石油危机，使韩国在1980年发生了战后第一次经济的负增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70年代的贸易战略和政策并不完全符合韩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要求。
　　最后，韩国于90年代中后期以人均GDP衡量已达到了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还不是最高的一类。韩国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也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可以说韩国正在向第三阶段过渡。与此相适应，韩国不仅已经基本实现自由贸易，而且还在努力通过开放服务、金融自由化、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等措施把韩国建设成东北亚的金融中心和物流枢纽。
　　中国尚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仍应积极主动推动技术引进和模仿，而不能仅消极开放国内市场。
　　如果承认韩国大体上经历了这些发展阶段，并且其贸易战略和政策基本上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那么对中国的讨论就可以韩国为基准进行。虽然如前所述，中国的贸易战略和政策大体上是与实际的发展阶段相符合的，但是发展阶段本身可能就存在问题，因为中国在1978年以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国家。假设中国从1949年起也与韩国一样实行市场经济，中国的发展阶段又会怎样？可能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可以做一些比较。
　　首先，如果以韩国为基准进行比较，中国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折点应当比1978年更早一些。韩国是在1961年开始转变的，按照Maddison的估算，中国1960年的实际人均GDP为878美元，与韩国1950年的876美元相若（韩国1960年为1302美元），因此，中国比韩国晚了大约10年时间。但如果按照官方汇率计算，韩国1960年的人均GDP为79美元，中国为218元人民币，按改革开放前大体上1.5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官方汇率，约为145美元；如果按改革开放之初的内部结算价2.8元人民币算，则为78美元，与韩国相似。另外，用劳动生产率来比较的话，按照Maddison的估算，如果以美国为100，中国和韩国在1950年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7和10，韩国比中国高3个百分点，或者说高30%，但是到1973年，两国分别是6和14，韩国高8个百分点，是中国的两倍多。这一方面说明，韩国6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提高比中国快，因而经济发展也比中国快，另一方面也说明，中韩两国在50年代的差别不是很大，至少没有10年的差距。因此，大体上可以判断，中国最快应当在与韩国差不多的60年代初，最晚也应在70年代初就可以向第二阶段转变。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和当时的国内外特殊条件，中国未能实现这样的转变，相应的对外贸易战略和政策也就一直维持着一种“极端的”进口替代。
　　第二，即使是在第一阶段，中国其实也不必实施如此“极端的”进口替代政策，因为第一阶段的进口替代其实是为了帮助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起步。但是中国由于在50年代一边倒向当时的苏联，并且由于朝鲜战争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使得中国事实上难以实行比较宽松的贸易政策以进口必要的机器设备和各种投入品。因此，很难说第一阶段的贸易战略和政策是与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吻合的，只能说，这是在当时那种政治经济环境下没有办法的一种选择，但绝对不是最好的选择。
　　第三，中国自1978年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后，贸易战略和政策也逐步转向出口导向，应当说是基本上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并积极推动了经济发展。这在总体上与韩国60年代以后转向出口导向政策后的发展相似。积极推动出口的政策使得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并带动了产业的升级和经济的增长。但具体地看，两国还是有不少差别。一个差别是中国的国家大，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只是一般地说，中国的发展阶段在1978年从第一阶段转向了第二阶段，并且现在还处于第二阶段的水平。但是中国沿海和内地、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差别还是相当大的。因此，贸易政策的转变对不同地区产生的影响可能也不一样。另一个差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比韩国晚了近20年，但是中国的贸易改革进程相应地比韩国要快。以关税为例，中国2000年的平均关税率为15%，而韩国在1985年的平均关税率还有21.3%；中国的非关税壁垒覆盖率1991年－1993年是11.3%，而韩国在1984年－1987年期间为8.8%。与此相应的还有一个差别是，中国的贸易改革，特别是90年代以来进口壁垒的迅速降低是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密切相关的。中国不仅在谈判期间大幅度地降低了贸易壁垒，而且在最后加入的协议中进一步承诺，中国加入WTO后将加速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较快地开放国内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而韩国在1967年加入GATT前的谈判没有中国这样艰巨，韩国加入时也没有像中国这样的承诺。
　　　　中国未来的战略和政策
　　如果说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第二阶段，与之相应的贸易战略应当是出口导向，那么中国加入WTO后，开始大幅度削减进口壁垒，同时也降低出口鼓励的力度，是否意味着中国将走向自由贸易，从而与发展阶段的要求不符？应当认为并不必然如此。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速并不必然意味着我国的贸易战略和政策重点都转向自由贸易。
　　一方面，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贸易，包括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入关（加入世贸）以后仍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采取了有政府干预的贸易战略和政策。中国加入世贸所做出的承诺也未超出大多数WTO成员事实上承担的义务。虽然中国加入世贸后确实有不少政策措施受到限制，但是并非没有措施可用，在鼓励出口方面，在引进技术、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仍然有许多政策措施可以采用，包括出口退税、关税结构、汇率政策、卫生检疫、技术标准等等。
　　另一方面，即使在发展的第二阶段，也有一个从政府高干预的出口导向到低干预出口导向转变的过程。韩国曾经是这样（有过波折），中国在90年代的贸易改革也是这样，加入WTO只是继续加快这样的转变而已。我国在降低保护总水平的同时可以调整保护的结构；在降低鼓励出口力度的同时也可以调整鼓励的范围。
　　总之，由于中国还处于发展的第二阶段，因此仍应积极主动地推动技术引进和模仿，而不能消极地开放国内市场。在降低政府干预总水平的同时坚持低干预的出口导向战略和政策，而不应迅速走向自由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