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国民经济论文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难点与突破。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要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一战略性改革思路，必将对我国构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
　　本文将探讨党的十六大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上的实质性突破，并着重对构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过程中，将会遇到的难点，作初步分析。前者使我们明确改革方向，坚定改革信心，以便沿着党的十六大指引的方向，努力构建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体制；后者则使我们明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要真正构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必将遇到一系列体制性障碍。这些障碍不除，改革难于奏效，甚至有可能误入歧途。不少经济学家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国有企业改革，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20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似乎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集中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没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便不可能有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这正应验了那句至理名言，叫做经济管理体制，决定经济运行体制；经济运行机制，决定企业活力。用不少企业家的话来说，叫做“下动上不动，越改越被动”。
　　　　　　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一）对“所有者缺位”的匡正
　　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实现“所有者到位”这一最基本要求，造成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这是国有资产发生经营性亏损，无人负责，国有资产流失，无“法”确定责任人的根本原因。
　　社会主义国有资产所有者，看起来是十分明确的，即全民所有。但是，由于13亿所有者中的任何一个自然人，都只拥有1/13亿的资产所有权，因而都不能以“个体”身份“所有”国有资产。这种情况下，只能由国家代表全民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问题在于，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国家，应当怎样认定？或者说，谁是国有资产的责任主体？只要这样提问，就会发现，在实际操作中，国有资产产权主体十分不明确。至少，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财政部、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以及国家组织人事等部门，都可以代表国家，都拥有部分实实在在的出资人权益。就是说，现行国有资产所有权被分割在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这不仅是形成条块分割的深层次原因，而且也是国有资产产权责任主体缺位的体制性原因。当国有资产发生经营性亏损，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状况时，由于管资产的不管事，可以对此后果不负责任；由于管事的不管人，同样不应负责任；管人的，不管资产，就更有理由不对资产流失负责。
　　由此可见，所谓国有资产产权主体不明确，实质是国有资产处于无人负责状态，国有资产责任主体不明确，国有资产缺少强有力的有效监督主体；所谓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是缺少充分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的“出资人”。党的十六大针对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的根本缺陷，明确提出，即将建立的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将是“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体制。这一个“统一”和一个“结合”，匡正了原有体制中的两个“分离”；“出资人职责”，监督管理职责，明确落实到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对应于他所监管的那部分国有资产，是唯一的出资人，并且享有对国有资产主要经营者的任免奖惩权力。国有资产产权主体明确，国有资产所有者终将“到位”。
　　还应当指出，党的十六大关于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的决定，并没有否定国有资产的国家所有性质，但却对只有中央政府才是国有资产出资人这一格局进行了重大改革，确认省市政府的出资人地位实现了“分级所有，分级管理”的辩证统一。
　　　　（二）为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创造了体制前提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同“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有着深刻的涵义。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构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并使之收到实效的体制前提。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实质，是国有资产（资本）的优化配置。这种优化配置，不仅仅是一个对国有资产存在空间重新布局的过程，也不仅仅是一个对国有资产投入方向重新定位的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涉及到方方面面、上下左右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我们越是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要靠市场导向来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就越应当明确，关键在于要过经济利益调整这个“大关”，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企业、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现行国有资产管理，实现在“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中。所谓“条块分割”，就其实质来说，就是把部门的局部利益、地区的局部利益，放在国家（全民）利益之上，从而使国有经济的应有优越性难以发挥，国有资本的总体运营效益低下，也使对国有资产运行监督软化。明明是国家即全民的资产，只要布局在某一行政主管部门，就成了该部门的行政附属物，成为这个行政部门的所有财产，甚至成为其“寻租”的筹码。这是国有资产难以按市场经济规律自由合理流动的深层次原因，是国有资产专业化协作难于展开，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的体制性障碍。
　　党的十六大，扬弃了过去那种对国有资产实行行政性分割管理的体制，把国有资产置于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统一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手中，这就切断了国有资产布局同各个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直接经济利害关系，为国有资产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为产业结构优化，创造了现实可能性。
　　　　　　二、构建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的难点
　　　　（一）关于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动
　　任何一项经济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必然伴随着特定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一般说来，改革引起的原有经济利益关系变动越大，这项改革引起的震动就会越大，这种改革遇到的阻力也会越大，这也是改革发展的一般规律性。
　　可以预料，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不会违背上述这一改革发展的一般规律性。由于这项改革极其深刻地涉及到管资产的、管人的，以及管事的等各个方面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不可能不受到一定的阻力。具体地说，党的十六大关于构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决定彻底打破了原有条块分割所形成的经济利益格局，过去那种凭借行政审批权力，只收取“管理费用”，而可以不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的现象，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过去那种掌握有人事任免奖惩权力，而对国有资产经营亏损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的现象，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总之，利用所有者缺位，出资人不清，责任难于界定而捞取“免费午餐”，甚至侵占国有资产的行为，将很难产生，至少有了有效的防范制度。而这一切，必将引发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碍，这种阻碍作为一种“摩擦阻力”，将不断延缓改革进程，甚至使改革停滞。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现行体制范围内经济利益关系调整的成功，同时，也呼唤着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特别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二）关于可能出现的新的政企不分
　　正在构建中的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地方政府在国有资产管理序列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是“国家所有”，即“中央政府所有”，而地方政府只有“分级管理”的权了。新体制在坚持国家所有前提下，确立了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地位，就是说，地方政府不仅拥有国有资产的管理权，而且同时拥有法定的那部分国有资产的相对所有权，享有所有者权益，并以“出资人”身份拥有管资产、管人和管事的权利。这种所有权对管理权在两个层次上的统一，无疑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上的实质性突破。但是，同时应当指出，所有权与管理权的“重合”，特别是在地方政府这一级的“重合”，应当有必要的制度安排和配套改革予以保证和规范，否则，很有可能强化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在新形势下出现新的政企不分。
　　从经济管理原理上说，所有权与经营权是辩证统一的。其中，有决定性作用、起最终支配作用的是所有权。所有权从根本上制约着经营权，经营权是所有权在生产经营管理中的体现。所谓“经营方式”，是所有者为了实现自身最大利益选择的最佳实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在放权让利阶段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而在股份制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推动下，有了实质性进展关键在于触动了产权制度，确认了企业法人财产权，实现了企业管理权与其法人财产权的辩证统一。由此可见，确认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相对所有权，确认地方政府的出资人地位，将极大地扩张其管理国有资产的权力。这就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如果地方政府这种权力扩张，实现在政企分开、政资不分的旧格局中，实现在政府职能没有根本转变的条件下，那就有可能强化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出现新的政企不分。
　　提出这个问题，不是说正在进行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必然会强化政企不分。而是说，即使政府作为出资人，也要把政府的一般行政管理职能，同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分开，政府作为“出资人”，应当成为股东，并通过建立中介经营公司，搞好股权管理和资本运营，而不能直接经营管理企业，更不能用行政命令方法，干预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三）关于用人观念的转变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一直被当作党的干部来选拔和培养，我们姑且称之为“伯乐选马”机制。这种机制注重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忽视业务能力。我们知道，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和对企业家的要求存在重大差别，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恰恰相反。如：要求企业家要敢于冒风险、善于冒风险，而对于政府官员则希望他稳健、四平八稳。资本采取市场化方式配置，企业家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本——人力资本也应按市场化方式配置，即采取“赛场竞马”机制。目前，由企业工委管理独立国有企业老总的“乌纱帽”的现状必须改变，管人、管事和管资产必须相结合。根据十六大精神，我们认为，未来我国的政治体制将这样发展，政府官员从公务员中通过组织部门考察、通过人大选举产生，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将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产生，即根据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由股东大会或董事会聘任，经营者的来源将是人才市场中的职业经理。
　　　　　　  三、新体制下运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论述大多是指南针性质的，有不少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
　　　　（一）国有财产与国有资产的分离
　　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重新审视国有企业的双重目标问题。国有资本与其他资本的大融合是必然趋势。资本是追逐利润的，国有资本莫能例外。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既然国有资本要介入竞争性经济活动，就必须讲究财务规律，不能同时追逐社会公平和效率双重目标。我们进一步认为，国有企业的提法应该完成历史使命了。建议使用“国资企业”（包括国家独资、国家控股和国家参股企业三种）提法。国资企业与其他类型的企业都是市场主体，唯一的不同是这类企业国家各级政府有一定的资本投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在宏观上必须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资产，经营性国有资产和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实为国有财产），前者追逐经济效益注重效率，后者追逐社会效益注重公平。混淆这两类不同性质资产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比如公检法军办企业、国有企业从事非盈利性的社会活动、国有股减持充实社会保障资金等等。企业目标的唯一性会真正解放国资企业的生产力和生命力，提高国有资本配置的效率。
　　　　（二）建立国有资本中介经营公司，搞好股权管理
　　地方政府可以代表国家履行出资者职责，并不等于政府可以直接办企业，直接插手企业的事务，否则又将回到政企不分的老路上去。我们认为，十六大报告所明确的仅仅是地方政府可以成为直接的股东，而不是让地方政府直接办企业或直接管理企业。根据《公司法》规定，政府公务员不能成为公司的董事。因此，在政府和国资企业之间必须有一个中介组织，完成政府对国资企业股权管理的需要。我们把这一组织称为国有资本中介经营公司，可以按行业来组建。中介公司必须办成市场化、专家化、企业化的组织，通过“用手投票”、“用脚投票”等方式进行虚拟资本的管理。组建国有资本中介经营公司，不仅较好地理顺产权关系，对所控制的企业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维护国有资本的正当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且由于其专家云集，控制的企业众多，可利用信息占有上的优势，对下属的国资企业存量资产进行重组，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也可通过兼并等方式取得规模经济效益。明确了中介公司成为国资企业的投资主体身份，确立其权力、责任和义务，对于提高国有资本总体运营效益，对于产业结构的优化都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今后国有股产权的流动。
　　　　（三）建立国有资产监督机构，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
　　根据郭复初教授（2001）的研究，我国国有资产监督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重外部监督，轻内部监督，行政色彩太浓；重行政级别，轻业务技能，专业色彩太浓；重对经营者的监督，轻中间代理层次管理者的监督，片面色彩太浓；重上面监督，轻企业职工监督，群众色彩太淡。结合十六大精神，我们认为，国有资产的监督体系应该与营运体系同时构建。营运体系由政府来抓，国有资产监督体系则应由人大的常务委员会（建议成立专家型的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通过设立举报信箱、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等方式进行监督）来抓，政协则对国有资产的营运、监督效果进行评议。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郭复初.国家财务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
　　[3]干胜道.所有者财务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4]郭复初等.经济发展中的财务问题[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