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宪法论文是:论社会主义宪政。 不但要防范非法侵犯，更要消除合法侵犯

　　尽管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法学家就针对形式宪政的局限提出实质宪政的主张，试图救治形式宪政的弊端，但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质宪政才能实现。可以说，社会主义宪政是从更高制度层面超越资本主义宪政的一次革命。原因在于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想、制度还是一种运动，社会主义与以往的思想、制度和运动存在质的区别。哈罗德-J-伯尔曼曾说：“每次革命都可以这样看待：与其说它造成了破坏，不如说它促成了转变。每种革命都不得不与过去妥协，但它也成功的产生一种新法律，这种新法律体现革命为之奋斗的许多主要目标。”[58] 社会主义所制定的新法律，要体现的正是实现实质公正，从根本上消除合法侵犯，建立实质宪政这样一个梦想。社会主义的这种价值追求，可以从社会主义国家的使命和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的特性中窥见一斑。

　　在社会主义阶段，国家依旧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59]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包含着对国家的承认-直到胜利了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为止。”[60]但是，国家从一开始就处于被仇恨的处境，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它能够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价值服务。巴黎公社革命是人类试图建立一种全新制度的尝试。马克思评价说：巴黎公社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个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及其本身而进行的革命。”[61]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不再为某一个阶级服务，而是人类社会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工具，当这一夙愿得以实现时，国家就趋于灭亡。“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的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按新方式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那时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62]

　　社会主义要实现自由，首先要“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63]，使每个人都成为国家的主人和服务对象而不是它的奴隶。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权力的来源不是议会预先讨论通过的法律，而是自下面地方上人民群众的直接创举，用流行的话说，就是直接的‘夺取’。”[64]这从源头上保证了国家权力的人民性。因而在这个时期，“国家就不可避免的应当是新型的民主（对无产阶级和一般穷人的民主）和新型的专政（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国家。”在这里，民主第一次为群众为劳动者服务，不再是富人的民主。“人民这个大多数享有民主，对人民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除在民主之外，-这就是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改变了的形态。” [65]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简明概括，对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宪政颇有启示。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简短的五句话，从充分和必要条件两个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一切新生社会和制度所共有的特征。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其新生时代都能很好的发展生产力，也正因为他们解放了生产力，才得以取代旧社会。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后的一个新生社会形态，必须能够比资本主义更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成为历史潮流。所以生产力条件只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与以往任何社会根本不同之处。前社会主义社会（原始社会除外）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社会主义坚决反对人对人的剥削。但是公平条件只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它社会的必要条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结果造成普遍的社会贫穷。正如邓小平所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力条件和社会公平条件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区别于其它社会的充要条件，“共同富裕”是对这两个条件的高度概括。“富裕”必然要求“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共同”富裕则要求“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所以，“共同富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决定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特权社会，她反对任何阶级特权，国家权力属于全体人民，不会被设计来维护某一阶级的特殊利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决定社会主义宪政不保护任何阶级的特权，是“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共同的宪政，而不是专属于某一或某几个阶级。” [66]

　　（三）形式宪政是社会主义宪政的应有之义

　　尽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面对实质宪政和合法侵犯时态度迥异，但两者在对待非法侵犯方面没有什幺本质区别，形式宪政是社会主义宪政的应有之义。在新的社会形态确立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国家权力行使者不滥用职权。在西方，对国家权力行使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宪政实践历史悠久，成果丰硕。这一价值通过权力分立、独立的司法和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来实现。这些制度性要素和他们的宪政理念共同促生了西方的形式宪政。就目前的宪政实践来看，西方国家关于形式宪政建设的种种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在限制国家权力违法行使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方面比资本主义国家稍逊一筹，但显然，这是社会主义宪政价值追求的应有之义。邓小平在反思建国以来的历史时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67]他主持制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宣布要走法治之路，“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68]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根据我国的法制建设的实践，将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概括为“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69]基于这种共识，“依法治国”被写进宪法，成为新时期的治国方略。所有这些都表明，坚持法的统治、法律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法律的一般性、稳定性和普遍性，实现司法独立，程序公正，维护个人自由，并不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冲突，恰恰是我们应该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地方。

　　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治的结果是宪政的实施。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宪政的建设必须具备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宪法自身等四方面条件。与四条件说不同的是有学者从宪法与宪政的关系入手，认为在我国建设宪政，“是一个长期过程”，“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从“提高全民族的宪政精神”“健全宪法实施保障制度”入手，保障宪法的全面实施。[70]四条件说留下的一点疑问是，四个条件的归纳是以西方宪政既成的事实为依据，但这四个方面恰是西方宪政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先将宪政分解为几个部分再将几个部分综合成整体的方法，没有跳出宪政的范围，只是就宪政论宪政，实质是在说“宪政建设的条件是建设宪政”。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宪政的建设，应该从保证宪法的正当性，消除国家权力的合法侵犯、建立合宪性审查体制，防止非法侵犯以及提高民众宪法意识等三方面来着手。

　　（一）保证宪法的正当性，消除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合法侵犯

　　消除国家权力的合法侵犯，就是要让国家权力为所有的公民服务，而不是成为少数人的牟利工具，这要求保证宪法的正当性。宪法与宪政关系密切，宪政是宪法实施的结果。但宪政与宪法并不具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德意等国都有宪法，但人民权利毫无保障，很难说那时的德国和意大利有宪政。事实上，“只有具有正当性的宪法才能真正地与宪政产生具有逻辑上固定性的线性联系”。[71]宪法的正当性来源于内容的民主化和宪法制定权的人民享有。现代宪法，从理念上讲，是人民授予国家权力的委托书，宪法是这一授权行为的书面凭证。宪法制定权是一种创造权力的权力，只有这种创造权才能在授权时通过宪法来充分表达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此，从宪法制定的过程来讲，唯有人民的充分参与、民主程序的设计，才能保证宪法来源上的正当性。除了在宪法制定主体上必须保证人民充分行使制宪权外，确切地在宪法中表达人民的价值追求是保证宪法正当性的核心要求。

　　现行宪法是我国历史上最好的宪法，但在宪法修改时民众参与不足也是事实。像54宪法在起草和通过时那样，全民大讨论，应该做到。除了要解决我国宪法来源的正当性、合法性问题外，增强宪法内容的民主化也是一个亟待讨论的议题。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最高价值追求是“共同富裕”。“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国家”应该成为为宪法价值体系的核心。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部分和总纲部分都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词，但多是从阶级关系的角度加以规定，如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表现出很强的阶级性和阶段性，应该在总纲部分第一条中明文规定“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好地反映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价值追求，以统率塑造“客观价值秩序”的宪法的所有内容。一国宪法的基本价值追求，构成该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就宪法的基本原则，学界研究颇丰。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应该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宪法最核心的价值原则。这一价值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和时代任务。由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立法法》第一章第三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我国颁布的正式法律和官方对宪法基本原则的解说，是“共同富裕”这一总原则的具体化。除了坚持共同富裕的核心价值原则外，对于主权属于人民、基本人权保护、权力制约、法治等普适性价值，亦应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予以明示。其理由自无须赘言。

　　（二）建立健全的违宪审查机制，切实保障宪法的实施，消除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非法侵犯。

　　有了科学完备的宪法，并不一定会实现宪政。当国家权力不按既定的宪法秩序行使时，就会出现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非法侵犯。宪政的实现，仰赖于对一切违宪行为的追究和宪法秩序的守护。世界各国都是根据自己的国情来选择适合本国的违宪审查模式，有普通法院行使审查权的“司法审查”模式，也有特设专门机关的“专门审查”模式，还有议会自行审查的体例。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则呈现“违宪审查活动从自发到自觉以至制度全面理性化，违宪审查主体从无组织到有组织以至监督组织专门化，违宪审查方式从多重混合模式趋近于司法纠纷程序化”的规律和发展趋势。[72]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必须尊重护宪的发展规律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一套合适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现行宪法也有若干条文关涉宪法的实施监督，但这一体制具有两大体制上的缺陷，一是宪法实施监督主体分散，缺乏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二是违宪审查的程序规定模糊。显然现行这一违宪审查体制不符合审查主体专门化、活动程序化的发展规律。从实际情况来看，全国违宪活动并不少，但至今尚无明确的违宪审查的判例，故而宪法仍停留在纸上。要扭转这一局面，改革现行违宪审查的制度安排应提上议事日程。学界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关于采用何种违宪审查模式这一问题，已经形成了如下几种观点：一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立宪法委员会；二是在全国人大下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与常委会平行；三是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这一权力；四是由全国人大下设的与其常委会平等的宪法委会员与最高人民法院共行此权；五是先在全国人大下设立宪法委员会，再寻机修宪建立宪法法院。[73]鉴于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宪政体制和中国的特殊国情，我们以为，在全国人大下设立与其常委会平行的宪法监督委员会统一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模式较妥。人民代表大会居于国家权力中心的政治体制，有其理论根基和实践经验，必须坚持这一制度。任何违宪审查制度的设计若导致对人民代表大会权威的削弱和怀疑，都会引起理论上和体制上的强烈震动，只会延缓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有效运作将使违宪审查权的机构载体成为一国的政治焦点，将这一焦点置于本来就作为全国政治核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消除两个政治中心的存在带来的冲突，降低社会成本，也容易为执政党和其它政治势力接受。

　　除了违宪审查主体的专门化外，还要完善的是违宪审查的程序保障。在普通法院审查的美国模式下，违宪审查依照普通法程序进行，而奥地利模式下的国家则对违宪程序作了十分周详的规定，宪法法院几乎都是依照法定程序条款来审查宪法争议。如果我们由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来行使违宪审查权，完全可以制定一部《宪法监督法》，如有些国家制定《宪法法院法》一样来对有关事宜作一制度安排

　　（三）提高全体公民的宪政信仰，为宪政建设提供文化支持。

　　一个显性的事实是，在许多国家，有完善的宪法，也为违宪行为预备了责任追究制度，但宪政建设却差强人意。个中的原因，十分复杂，但宪政信仰的缺乏，使制度缺少文化思想支持则是一个决定性的原因。我们在社会主义宪政建设过程中，应该极力培养公民的宪政意识。

　　公民的宪政信仰决定宪法的正义性和权威性，也是违宪审查制度有效运作所必须的底蕴。宪政的实现，要以一部良好的宪法为前提。良好的宪法，也就是符合正义的宪法。一部宪法要具有正义性，首当其冲的是在内容上反映符合时代潮流的正义观。无论是代议机关还是全民公决通过的宪法，宪法都是由少数人起草的，表达的价值观多少带有少数人的主观性。美国宪法历经两百余年，为美国的繁荣富强奠定了坚持的基础，但在制定美国宪法时，立宪者的价值冲突十分激烈，也并不是每个美国公民一开始就认同宪法所标示的价值。为了让美国宪法顺利通过，汉弥尔顿、杰伊和杰弗逊三人不断发表文章说服民众，这些文章集结成现在的《联邦党人文集》。美国宪法由各州全部通过历时还是长达二年有余。但二百余年后，美国宪法成了人们心中的圣经，是世界上刚性最强的宪法。

　　违宪审查能够有效的维护宪法价值秩序，但违宪行为能否受到制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对违宪行为的关注。比方在我们国家，违宪活动层出不穷，民众司空见惯，违宪审查机制便难以启动。民众是否在乎宪法价值秩序的维护，取决于其对宪政的信仰。一个视宪政可有可无或根本不知其然的人，很难有护宪的热情，而“法律只有在受到信任并且要求强力制裁时才是有效的。”[74]

　　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是人心所向。但实际政治生活中，这一价值原则经常被抛弃，造成民众对宪法的冷漠。要提高民众的宪政信仰，除了像54宪法那样大张旗鼓的鼓励民众参与，还要做到一点，就是让宪法成为与民众生死攸关的文件。宪法赋予了公民广泛的权利，但这些大多只是纸上的东西。如果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能够得到快捷低成本的救济，自会唤起民众对宪法的感情。近几年以来陆续出现的宪法争议以及这些争议的救济过程，极大地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提高和加强了宪法权威和民众的宪政信仰。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论社会主义宪政

　　秦前红* 叶海波**

　　摘要：宪政发源于西方的事实，使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宪政面临诸多理论问题。宪政具有极强的地域性，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贡献，但可以与社会主义兼容。宪政追求一个最根本的价值，即用宪法来划分和限制政治权力，保护人民的自由。社会主义宪政与资本主义宪政一样，同样追求权力的限制和自由的保护。但二者在防止国家权力侵犯个人自由的制度设计上存在本质区别。要建设有中国特设的社会主义宪政，必须保证宪法的正当性，建立一套违宪审查机制，同时还要培养公民的宪政意识。

　　关键字： 社会主义 宪政 民主 社会主义宪政

　　在人文社科话语体系中，宪政指涉的是一种关于国家权力良性运作的政治思想、状态或者过程，追求一些崇高的价值。我们在研究这一课题时，面临二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一是宪政发源于西方，-因此只要我们用宪政这一话语来讨论问题，就无法回避西方学者对这一术语的认知和研究成果；二是研究这一课题的目的是为中国宪政建设-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宪政-提供理论支持。因此在当下的语境中讨论宪政，我们必然面临这样一些问题：“社会主义与宪政是否兼容？”“宪政的普适性价值何在？”“究竟什幺是社会主义宪政？”“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兼容性

　　在中国的历史上，宪政曾被视为西方的腐朽产物而受到敌视和排斥。这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人们的线性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但却引出两个问题让我们思考：发源于西方的宪政是否能同样适用于东方的中国？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宪政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从逻辑上讲，研究社会主义宪政首先面对的就是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兼容性问题。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对宪政的研究密度反映了他们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但这样的疑问依旧存在，不容回避。事实上，从法律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学者对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兼容性这一问题看法不一。就法律的本源问题，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模式。一种认为法律是制定的，人们可以根据时代需要、流行的道德、政治理论和对公共政策直觉的感悟，学习法律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制定法律来引导社会发展；另一种则认为法律是发现的，只能扎根于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之中。在我们国家这两种观点表现为移植论和本土论之间的论争。移植论者认为后发达国家可以学习移植发达国家的法律，来加速本国法律的发展。如何勤华教授最近撰文认为，“法律移植是法律发展的规律之一”，是“世界法律发展的一个基本历史现象”，“没有一百年来对外国法律的移植，也就没有近代中国法”。法律本土论者向来就不少。如孟德斯鸠就曾说过，“为某一国人民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 自孟氏以来，西方出现了一种“镜子”理论，认为法律的每一方面均是由经济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