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宪法论文是:论社会主义宪政。 序所折服。面对西方现代化的诱惑，反观本国的积弱积贫，我们坚信走宪政之路，是社会发展使然。将滥殇于西半球并具有极强地域性的宪政视为社会发展必经之路，其预设的一个理论前提是宪政具有普适性，它所追求的价值，不仅适用于西方，而且应为所有的国家所追求。我们研究宪政这一主题，应该首先明确宪政自身的价值追求。宪政发端于西方，厘析宪政体现的价值追求，自然无法拒绝西方语境下的宪政含义指涉。

　　在经历过中世纪极端专制和残酷的统治后，创立一套使公民免受政府侵犯的政治制度是人们的最高政治追求。在传统上，西方宪政思想的突出主题是要设计一些政治制度来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使。古典宪政思想传统上关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犯，同时将政府侵犯其公民的机会降至最小。在现代政治学和宪政理论中，学者在论述宪政时，关注的依旧是有限政府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丹-莱夫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宪政的出现是与约束国家及其官员相关。”[31]斯蒂-M-格里芬则认为，“宪政是这样一种思想，正如它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个人并向个人授予权利一样，它也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政府并向政府授权”。[32]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雅施-盖伊（Yash Ghai）理解的宪政制度是“政府和立法的权力由宪法界定和限制，宪法享有基本法的地位以及拥有通过不同形式的司法审查来实施这些限制的权威，这种司法审查可以经由任何感到其受到了法律或行政行为的侵犯的当事人的请求而开始。”[33]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主席凯茨博士则认为，“任何有意义的宪政概念必须考虑到‘合法性’（国家权力、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合法性）和‘同意’（人民对政府及其行为的承认和赞同）。”[34]

　　西方学者对宪政的这一认识，来源于他们的自然法思想。在古典自然法学者眼中，在前政治社会时期，人们享有天赋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但这一社会有其致命的缺陷，没有一套明文规定的法律为大家所接受，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裁判一切争执的公正法官，也没有强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于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只得“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恐惧和危险的状况”，相约进入政治社会。人们放弃一个自由的社会并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形成政治权力，只是为了形成一个自由而和平的生活状态，“政治权利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权而制定法律，以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的侵害的权利”。自然权利的让渡，通过人们之间的契约行动来实现，宪法就是这一契约的书面形式。政府在行使政治权力时必须按宪法行动，“除了保护社会成员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以外，就不能再有别的目的和尺度”。[35]洛克在强调政府必须按宪法行动的同时，也注意到权力分立对防止政治权力侵犯个人权利的重要意义。它的这一分权思想最终由孟德斯鸠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在孟德斯鸠看来，只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并由不同的机关行使，才能逃脱专制的危险。“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统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36]在自然法的眼域中，限制国家权力以保护公民权利是政治社会的存在之基。深受自然法影响的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因此宣告：“凡权力未获保障分权未确立的国家，就没有宪法。”自此之后，西方国家宪法以分权保障公民权利为宗旨。当国家政治生活完全按宪法这一契约来运行时，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就是宪政。宪政作为宪法实施后的一种状态，与自然法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一脉相通。

　　近年来，宪政建设成为我国学者广为关注的热点。学界对这一问题也给予了强势关注，学者纷纷着书立说，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来研究宪政，观点有七种之多，[37]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又有三种。一是侧重从民主的角度界定宪政。早在1940年毛泽东便指出：宪政就是民主政治。该观点对学界影响很大。如张庆福研究员就认为“宪政就是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争得的民主事实确定下来，以便巩固和发展这种民主事实。宪政就是由宪法确认和规范民主政治制度及其实施。”[38]二是从民主、法治和人权三方面来阐述宪政。李步云在《宪法比较研究》一书中认为：“宪政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原则及保障人民权力和公民权利为目的，创制宪法（立宪）、实施宪法（行宪）和维护宪法（护宪）、发展宪法（修宪）的政治行为的运作过程，它包含民主、人权和法治三个要素，宪政是一个立宪、行宪、护宪、修宪以及根据时代要求与宪政实践要求进一步发展宪法的动态的实现过程。”[39]三是从权力制约、权利保障的角度来阐述宪政。与大多学者将民主与宪政紧密相连不同，这一观点跳出“宪政就是民主”的思维模式，从宪政的特殊功能入手来界定宪政。如仇加冕认为“宪政和法治是为克服人治的弊端而建立起来的，宪政的要义是国家的合法权力最终来自人民的同意，权力最直接来自于法律的规定，通过限制权力来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宪政要求建立权力分立和制约机制，宪政要求法治同时具备形式和价值的合理性。”[40]

　　我们认为，在探讨宪政的价值追求时，不应忽视西方宪政历史为我们提供的分析材料。宪政发源和繁荣于西方，我们无法拒绝西方语境下宪政的价值追求，否则我们只会落入晚清宪政运动的臼巢。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始于中国的危机之时，在“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下展开，是一种‘刺激-反映’式的产物，宪政只是救国的工具。”[41]由于对民族危亡的理智和情感的双重关注，人们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强盛，“他们把西方宪政本身所提供的那些价值放在一边，最感兴趣的是：宪政能为国家富强做些什幺？”[42]特殊的历史任务和人们认识宪政的思维方式消解了宪政本身的价值，西方宪政自传入中国，就基本上只具有形式上的完美。这直接导致了近代宪政运动的失败。故此，我们不赞成脱离权力限制和权利保障来谈论宪政。

　　另外我们认为也不宜将民主随意地放在宪政的名目下。尽管民主与宪政相互关联，其理念精神、制度框架及运作程序过程也能够互相支持，但是从概念上讲，民主与宪政相互之间并无逻辑上的种属关系。事实上，“宪政与民主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民主涉及的是权力的归属，宪政涉及的是对权力的限制”。[43]民主的核心要素是“代表”、“责任”和“公民参与”，民主理论认为承认和保护个人尊严和自治的最有效方法是让人民通过选举他们自己的代表来管理他们自己。民主还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解释：在意识形态上，人民被假定为政府一切权力的最终来源，是宪法和法律合法性的基础，民主是一“合法性”概念。在制度层面上，民主是一套创设的制度，如投票制、代议制。在价值层面上，民主被表述为“对民负责”，所以民主政治有时被称为责任政治。[44]民主理论与宪政理论的差别是认识上的，也是实际的。民主认为人民比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有才能和品德，而且人们不会选择一个专制者来统治自己。而宪政则对人性持不信任态度，认为权力行使者会滥用权力。麦迪逊曾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政府的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说明吗？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应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瘪三，他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45] 沃尔特-莫菲总结民主与宪政的区别时说：民主理论家坚持认为，确定明确界限的工作是很专断的，会受到自我利益的强烈影响。因此，最好不要将这个工作交给公共哲学家去做原则的判断，而是要交给由选举产生的官员去作调整，因为经选举产生的官员与公民有密切的联系，并且有能力去讨价还价和做出妥协，而宪政理论家相信，在涉及基本权利的问题上，应该取胜的是理性观点的质量而不是选票的数量；在有争议的时候，必须通过与漂移不定的公众态度脱离的机构来运作。[46]总之，“如果把民主理解为是建立在‘一人一票’原则上的简单的多数决定规则（majority rule）；那幺，宪政就是对多数派决策的一些限制，具体说来，是那种某种意义上的自我施加的限制。”[47]民主和宪政虽无清晰的界限，但各自的价值追求是可以分辨的，要求建构不同的制度框架和运作规则来实现这些价值。我们认为，宪政与民主应该加以区分，宪政具备一个最低限度的普适性和绝对性价值，即是用宪法来划分和限制政治权力，保护人民的自由。

　　三、社会主义宪政的内涵

　　“社会主义宪政”一词在学界早有出现，并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设宪政”，主要探讨的是宪政建设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具体讲来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建设宪政。通用的宪法教科书中专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一节，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探讨建设社会主义宪政的条件。根据江泽民在十五大的报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一个从“农业人口占有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有很大比重”、“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有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贫困人口占有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转变为建立“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它方面的体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过程。故此，在中国建设宪政，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宪政。

　　社会主义宪政的另一种用法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角度来探讨社会主义宪政的含义。如张庆福研究员认为社会主义宪政是与资本主义宪政并列的世界上的两种宪政之一。两种宪政相互联系，但二者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维护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形式与内容是否吻合等三方面存在本质区别。[48]关于社会主义宪政是否具有阶级性，认识不一。但学界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宪政，自然是建设社会主义宪政。那幺社会主义宪政是什幺呢？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政建设相对落后，社会主义宪政内涵的探讨只能是一种应然性研究。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宪政与资本主义宪政一样，同样追求宪政的最根本的价值，即用宪法来划分和限制国家权力，保护人民的自由，但二者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属于不同的宪政类型。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是一种形式宪政，社会主义国家则要在形式宪政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实质宪政。

　　形式宪政和实质宪政是宪政发展的两个阶段。二者的分期点，恰是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面世的时候，也是西方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变的时期。这种时间上的耦合，为我们厘析形式宪政和实质宪政、社会主义宪政和资本主义宪政的区别提供了线索。宪政的价值追求在于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在现代国家理论中，国家权力所有权与行使权相互分离。所有权属于人民，行使权为少数官僚阶层掌握。宪政具有双重的价值目标：一是让国家权力真正为民服务，实现权力为人民所有的价值预设；二是防止少数国家权力行使者专权滥用，谋取个人私利。总的来讲就是要消除国家权力的合法侵犯和非法侵犯。合法侵犯是指一个集团以国家的名义并以法律所保障的手段合法地占有另一个集团的自由领地，是一个整体对另一个整体的侵犯。当国家权力被宣布为人民所有但实质上却以国家的名义为少数人牟利时，合法侵犯就产生了。与此相对应的非法侵犯则指行使国家权力的个体违法滥用国家权力来谋求私利，侵害了社会成员的权利。形式宪政与实质宪政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在试图消除非法侵犯的宪政建设过程中却精心呵护合法侵犯，只追求一种形式上的公正，而后者则不但要消除非法侵犯，更要消灭合法侵犯，实现实质上的公正。这也正是资本主义宪政和社会主义宪政的区别所在。

　　（一）资本主义宪政只是一种形式宪政，它公开维护国家权力的合法侵犯

　　资本主义社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来，“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49]但资产阶级建立的是一种反对封建专权，崇尚法律上平等的形式宪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其最根本的特征。形式宪政的完善并不能掩盖资本主义宪政的局限。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范围内的平等，简单的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平等。”[50]

　　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自建立之日起，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从根本上讲，它排斥实质宪政，要精心保护的正是合法侵犯。我们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和法律的性质。资产阶级革命的起因是他们创造了国民财富的绝大部分，却对政治权力无染指的机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谈到，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要想取得政治统治，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同时，“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及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51]所以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就迫不及待地设计一套国家权力体系并制定各种法律来维护自己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社会的那套法律体系，主要是为资产阶级服务。马克思讽刺说：“对于资产者来说，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是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的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52]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揭露资本主义法律的阶级本质说：“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的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53]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宣布主权在民，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但正如列宁所言，不受限制的政府如果不给有产阶级种种特权和优待，就不能管理这样一个大国，资产阶级“政府并不是凌驾于阶级之上的，而是维护一个阶级来反对另一个阶级的，维护有产阶级来反对穷人的阶级，维护资本家来反对工人。”[54]

　　资产阶级追求并自诩为最先进的民主和自由，同样具有极强的阶级性。列宁说：“只要看看现代国家的根本法，看看这些国家的管理制度，看看集会自由或出版自由，看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就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正直的觉悟的工人都很熟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是留下许多后路或保留条件，以保证资产阶级‘在有人破坏秩序时’，实际就是在被剥削阶级‘破坏’自己的奴隶地位和试图不想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调动军队来镇压工人。”[55]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并结合社会现实总结说：资本主义社会，“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本家用来控制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机器。至于普选权、立宪会议和议会，那不过是形式，不过是一种空头支票，丝毫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56]”“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一般民主’，而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57]

　　总之，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法律及其民主宪政制度安身立命的根据在于它们能够满足甚至放纵资本的增值欲望。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只能是以维护资产者权利为价值追求。资产阶级设计的宪政模式，只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的这一本质的前提下的一种自我调适，必然追求在形式上的整齐划一，讲求一种形式理性。这一点决定资本主义宪政只能是一种形式宪政。

　　（二）社会主义宪政是一种实质宪政，它不但要防范非法侵犯，更要消除合法侵犯

　　尽管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法学家就针对形式宪政的局限提出实质宪政的主张，试图救治形式宪政的弊端，但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质宪政才能实现。可以说，社会主义宪政是从更高制度层面超越资本主义宪政的一次革命。原因在于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想、制度还是一种运动，社会主义与以往的思想、制度和运动存在质的区别。哈罗德-J-伯尔曼曾说：“每次革命都可以这样看待：与其说它造成了破坏，不如说它促成了转变。每种革命都不得不与过去妥协，但它也成功的产生一种新法律，这种新法律体现革命为之奋斗的许多主要目标。”[58] 社会主义所制定的新法律，要体现的正是实现实质公正，从根本上消除合法侵犯，建立实质宪政这样一个梦想。社会主义的这种价值追求，可以从社会主义国家的使命和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的特性中窥见一斑。

　　在社会主义阶段，国家依旧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59]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包含着对国家的承认-直到胜利了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为止。”[60]但是，国家从一开始就处于被仇恨的处境，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它能够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价值服务。巴黎公社革命是人类试图建立一种全新制度的尝试。马克思评价说：巴黎公社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个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及其本身而进行的革命。”[61]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不再为某一个阶级服务，而是人类社会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工具，当这一夙愿得以实现时，国家就趋于灭亡。“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的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按新方式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那时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62]

　　社会主义要实现自由，首先要“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63]，使每个人都成为国家的主人和服务对象而不是它的奴隶。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权力的来源不是议会预先讨论通过的法律，而是自下面地方上人民群众的直接创举，用流行的话说，就是直接的‘夺取’。”[64]这从源头上保证了国家权力的人民性。因而在这个时期，“国家就不可避免的应当是新型的民主（对无产阶级和一般穷人的民主）和新型的专政（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国家。”在这里，民主第一次为群众为劳动者服务，不再是富人的民主。“人民这个大多数享有民主，对人民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