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刑法论文是:正当防卫：规则、学说及对象界定。 判断“我”是否真的应该实施防卫行为，还是置之不理或者求救于公力？因为我对对方行为性质判断的正确性并不是必定的，这致使我是否进行防卫有所顾忌。

　　2、我的界定——不法侵害行为。如前所述，行为已经包含行为主体这一要素，不法侵害行为也就包含了不法侵害人这一要素。因此，在任何提及不法侵害行为的场合，不法侵害人就是个隐含物，虽然在文字上没有表明，但实质上它确实存在。在防卫行为针对不法侵害行为的表述中，已经隐含着防卫应当针对不法侵害人的潜台词。强调防卫行为针对不法侵害人不是不可，但这是将不法侵害人作为第三者（防卫人可能加害的对象）的对应人而存在的，它实际上强调的是防卫不能针对第三者实施。因此，说“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施，这是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实际的意思是防卫加害的对象是不法侵害人。加害的对象与防卫的对象不是同一个概念，就像防卫保护的对象与防卫的对象不是同一个概念一样。

　　就防卫的目的而言，防卫的对象应该是防卫的根本目的的指向。防卫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法益。由于为了保护合法利益，就必须对侵害人实施相应的能够阻止其实施或已经实行的不法侵害行为的行为。因此，对不法侵害人的加害是阻止不法侵害行为的必然。在这里，加害不法侵害人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阻止不法侵害才是根本目的的指向。因此，正当防卫的对象就是不法侵害行为。

　　就防卫的基础条件而言，防卫只能在不法侵害行为存在的情况下实施。没有不法侵害就没有防卫。虽然行为的存在以人的存在为前提，但这是实际的而非规范的。在规范上人的体现通过人的行为的实施。没有行为就没有规范的人。因此人对法的实际意义在于人的行为。不法侵害人存在的形式是他的不法侵害行为，“我”存在的形式是“我”的防卫行为。虽然侵害行为针对的是“我”，但我的防卫行为不针对他，而是他的行为。因为只有当他的行为在法律上具有实在的规范意义时，我才能进行防卫。可见，防卫和侵害之间的关系就是理性实践，因而是伦理的，即实践着的道德的实现。

　　就防卫的时机条件而言，防卫只能在不法侵害现实性的情况下实施才是合法的。任何在不法侵害结束后的所谓的“防卫”均不是防卫。因为防卫是一种行为直接引起与此行为相对应的阻止行为。因此没有现实的侵害行为或者侵害行为已经结束的状况下，就不可能进行所谓的防卫。如果说防卫的对象是不法侵害人，那么即使不法侵害已经结束，我们仍旧可以进行防卫。因为现实的个体并不以他或她的行为的结束而消失。那么对于身受其害的人就可以对他或她进行必要的加害。但事实上这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是报复而非防卫。

　　就防卫的限度条件而言，防卫不能超过明显的必要限度而造成重大的损害。就是说防卫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存在的不利结果应该与不法侵害行为对合法利益可能造成或者已经造成的不利后果相适应。适应的标准是根据现实的情况所做的判断或已经存在的结果。判断的内容是不法侵害的程度，而程度的确定有赖于结果。而前面已经论述过不法的认定只要不法结果的存在足以。因此无论怎样，适应只能根据不法侵害行为做出。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方面讲，防卫行为都必须依据侵害行为而定。所以，防卫的对象只能是不法侵害行为而不是不法侵害人。如果硬要把“防卫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实施”理解为防卫的对象的话，那么它只在限定的语义下有效。这个被限定的语义就是——防卫加害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