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生命环境论文是:国外加强环境法实施和执法能力建设的努力。

　　摘要：在20世纪60~70年代，多数国家把环境法制工作的重点放在立法上，且只有美、日等少数国家环境法的权威较大，在环境执法和环境诉讼方面更是如此。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环境法常常给人一种“软法”的印象，环保部门、法院等执法机关对环境法的实施很不得力。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法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各国纷纷加强环境执法、环境法规的有效实施和遵守、环境法实施能力和执法效率的迅速提高。由于对环境执法的重视，许多国家改变了环境法的“软法”、“软指标”和“花瓶”局面。

　　关键词：环境法实施，执法，外国

　　加强环境法的实施和环境执法能力建设，不仅是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世界各国环境法制建设的主要领域。研究借鉴国外环境法实施的经验，对于推动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国外加强环境法执法概述

　　在二十世纪60、70年代，多数国家把环境法制工作的重点放在立法上，且只有美、日等少数国家环境法的权威较大，在环境执法和环境诉讼方面更是如此。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环境法常常给人一种“软法”的印象，环保部门、法院等执法机关对环境法的实施很不得力。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法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各国纷纷加强环境执法、环境法规的有效实施和遵守、环境法实施能力和执法效率的迅速提高。由于对环境执法的重视，许多国家改变了环境法的“软法”、“软指标”和“花瓶”局面。

　　各国在加强环境法实施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许多国家将环境执法和环境立法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一些国家开始将环境执法作为环境法制建设的重点；加强环境法的宣传教育和人员培训，普及环境法的知识，提高全社会特别是政府官员和管理人员的环境法制观念；强化国家环境监督管理体制的建设，包括建立健全各级政府环境管理机构、提高环境管理机关的级别、加强环境管理和执法队伍的建设和培养；国家环境管理机关的管理范围和管理权限在扩大，政府各部门有关环境保护的职责越来越明确、加强，环境行政执法和司法的能力在增强；在现实生活中，环境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越来越明确，污染源单位的责任和违反环境法的责任越来越明确、具体，自觉遵守环境法的程度在提高；环境法中的确定性、强制性规范增加，禁止性、处罚性、奖励性措施增加；环境保护措施的制度化加强，环境法律规定、措施和制度的可操作性增强，环境执法行为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程度增强，环境执法制度日益健全；环境法制建设（包括环境立法和执法）和环境管理的有效协调加强，对环境法的监督、检查加强；成立环境警察、环境法庭，切实保障公民和单位享有的提起环境诉讼的起诉资格，积极开展环境法诉讼（包括环境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加强对环境纠纷的处理，在处理环境民事损害赔偿纠纷时，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实行无过失责任原则、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举证责任转移原则，并实行较长的诉讼时效；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扩大诉讼权；强化对环境的刑事法律保护，明确规定在环境方面的法人犯罪，严厉制裁危险犯，加强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对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处罚程度增强，对环境违法者实行双罚、多罚制；等等。

　　从总体上看，已经制定的环境法规得不到全面、有效的贯彻实施，是目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而紧迫的问题。曾当过菲律宾环境管理署主任的德尔菲？J？加拿品（Delfin.J.Ganapin）在1991年2月在香港召开的“环太平洋国家环境法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指出：“到目前为止，菲律宾已通过了许多环境法律。事实上，有些人认为环境法律已经足够甚至还太多了，可是，问题是执行太少了。”由于认识到法律的实施是加强环境法制和环境管理的最重要途径之一，菲律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环境法的实施，例如：⑴环境自然资源部于1990年开始实施一项名为“污染12”的计划，要求菲律宾现有的14个区域中的每一个区域在其管辖范围内确定并调查12家最大的污染企业，加强对它们的环境管理。该计划从菲律宾环境执法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的现实出发，将有限的力量集中在最大的污染企业上，不仅制止了主要污染源的污染发展，而且造成了较大声势，带动了政府和公众对其它污染企业的监督。⑵成立污染仲裁局。这是一个设在环境自然资源部下面的准司法机构，由环境资源部的官员（部长兼局长）和来自劳动、工业部门的代表各一名组成。该局对那些违反环境法和标准的企业，有权单方面做出中止和停止排污的命令，不服该局裁决，只能向总统提起上诉。⑶组织有关政府行政机关的联合执法行动。如为了对付违法伐木，环境自然资源部与国防部、司法部签署了合作协定。⑷在环境自然资源部内设立非政府服务处，将官方机构向非政府组织、环境利益团体及有关个人开放。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被邀请参加污染仲裁局、保护区和野生生物局、沿海资源管理委员会等举办的商讨会、听证会，将官方组织与民间组织的活动联系起来。⑸将政府机关、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居民中的有关人员组成环境监督队伍，监督排污企业遵守环境法规。⑹采取“棍棒加胡萝卜”、软硬兼施的执法办法，把允许企业花钱买“排污权”这种胡萝卜政策与责令污染企业停产停业这种棍棒政策结合起来。⑺强化预防措施，要求企业设立污染控制员，建立自动环境监测设备，健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⑻增加执法资金投入，建立“环境担保基金”以解决污染控制资金来源问题。该基金将作为“环境清洁证书”的一个基本条件，凡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应交付担保金以支付今后可能出现的环境损害费用和环境监督费用。⑼依靠公民支持、社会舆论支持，使那些经常帮助污染破坏环境者、对环境执法人员施加压力的政客们，在公众的反对声中灰溜溜地退隐。⑽通过司法诉讼（包括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促进环境法的贯彻实施。

　　在发达国家，目前美、日、欧盟成员国等国家已基本建成比较完善的环境法体系，制定新的环境法规的立法工作明显减少，在立法上主要是对已经制定的环境法规进行修改、补充，而把重点放在提高执法能力、强化环境执法方面。例如，瑞典在1990年成立了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部下设国家环境保护局和国家化学药品局两个机构。瑞典全国国土地面积44万平方公里，人口700万。但到2000年，瑞典21个省级政府，289个区（地方）政府都有专门的环保工作部门；环保部有工作人员160人，国家环保局和化学药品管理局共有630人，省级环保部门有700多人，地方环保卫生委员会共有1500多人。为了保证环保法律的执行，瑞典在全国5个区域设立了环保法庭，同时还设立了国家环保最高法庭，专门审理环保案件，并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环境执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突出对重点污染源的控制不同，这些国家加强环境执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健全各种环境保护管理制度，依法行政或依法行政管理，例如：美国在建立源削减法律制度方面的努力；欧盟国家在建立清洁生产和环境标志制度方面的努力；日本自进入90年以来，针对产生污染的根源，一直在企业大力推行污染防治管理员制度，积极建立“清洁生产”、“绿色产品”、“生态标志”和“产品生命周期评价”（lifecycleassessment）方面的制度，有力地促进了《关于在特定工厂建立污染防治组织的法律》等防治污染法律的实施。作为工业发达国家环境执法的一个代表，日本在加强环境立法的同时，十分重视执法工作。在日本，不仅有强有力的执法机构、行之有效的执法手段，还创造了一些富有特色的执法措施。例如：重视环境规划或计划的作用，日本的环境规划或计划不是一种政策宣言，而是一种类似城市规划的法律文件，有有效的法律途径保障其实施，执行计划的情况在日本政府编制的公司目录可以得到反映，凡是执行计划好的企业可以获得好的环境形象；重视“行政指导”的作用，日本环境法执行中的一个特点是通过“行政引导”的方式劝导违法者依法办事，行政机关常常向公众和企业散发书面传单形式的“行政指南”；重视运用私人污染防治协议，即通过地方当局与排污方签订私人污染防治协议，规定较法律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这种协定既可以是依赖法院执行的民事合同，也可以是一种君子协议，这种协议配合公众压力对阻止工厂排污在实践中发挥了令人信服的作用；重视发挥政府在执法方面的主导作用，是日本政府的决心和重视导致了日本环境法的建立、完善和实施，日本政府还直接补偿由污染造成的人身伤害的补偿（虽然政府的补偿金依然来源于排污费），这与受害方直接向污染方寻求救济大不相同。与日本的作法相类似，美国《清洁空气法》规定的污染自我监测计划，《有毒物质控制法》（1976年，TSCA）规定的有毒物质生产者生产前的通知计划（PMN），即有毒物质的生产者必须向联邦环保局提交包括有关信息的新产品生产通知，有毒物质的生产者、加工者和进口者必须报告特定化学品的有关信息、数据，这些规定都强调、突出了污染者的自觉守法意识和自主守法行为。

　　为了增强环境法的权威和可操作性，许多国家通过环境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加强了环境责任制及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和环境违法行为的惩罚。在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责任的追究方面，一些国家的立法从过去只追究组织、单位的责任发展到同时追究政府官员、公司经理的个人责任；一些立法还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连带责任作了规定。例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6年）第52条规定：“任何企事业及组织严重危害、破坏或污染了国家的环境造成严重后果时，领导者或责任者都将被追究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印度的《环境保护法》（1986年）规定：公司或私人协会如果违反了环境法，其主任、经理、秘书长、合伙人或其他有关成员将被追究责任，违反法律的政府部门的部长也将被追究个人责任。在巴林，对造成海洋环境污染和从船舶、陆地向领海倾倒废物的违法者可以处以高达13.2万美元的罚款，并可责令违法者在指定的时间内对污染区进行清理。在印度尼西亚，对故意损坏环境的人可以处以5万美元的罚款和10年的监禁。在泰国，根据1975年的《国家环境质量保护和改善法》，对不能达到环境标准的只能处以一个月的监禁和1000铢的罚款，而根据1992年修改的《国家环境质量保护和改善法》对相似违法行为则可以处以一年监禁和10万铢的罚款。在瑞典，环境法的实施体现在立法和执法的有机结合上，该国既有完善的法规体系，又有完善的执法系统，立法时就注意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注意对纠纷的处理程序和案件的处理，以保证法律的实施。例如，瑞典《矿产法》（1991年）有一半以上的法律条款是有关如何处理开采、勘探纠纷的规定，这样就便于所有的人都知道在发生纠纷时如何进行诉讼。

　　环境法的现实化突出表现在环境执法机构建设方面。建立一个权威大、效益高、执法能力强的环境监督管理机构成了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环境法制建设中的首要问题。这是因为，政府环境管理机构是实施环境法的组织保证。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期间，只有11个国家有国家级的环境部或局，大多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本阶段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1995年约有155个国家建立了国家级的环境机构，即各种名称的部、局和委员会；其中非洲已有30来个国家、亚洲已有20来个国家成立了环境部或局；大多数国家的环境机构是具有很大行政权力的、甚至准司法性质的环境行政管理机构；有些国家的环境机构直接由总统或总理来主管和监督；有不少国家成立了国家级的跨部门的协调、咨询机构或部间委员会。有关环境立法或授予这些环境机构全面负责环境事务的职责，或授权他们负责管理跨行业、跨部门的环境事务，或授予他们制定环境标准等权力。有的国家制定了专门的环境组织法，以建立环境行政管理机构、确立其权力、明确其管理范围。例如，突尼斯的《创建国家环境保护局法》（1988年）、尼日利亚的《联邦环境保护局法》（1988年）、加纳的《环境保护局法》（1994年）、卡塔尔的《关于建立常务委员会保护环境的第4号法律》（1994年），都是全面规定环保局职责的环境保护组织法。在澳大利亚，环境法的实施主要由州级地方政府负责，这促使联邦和所有的州级地方政府都制定了环境保护组织法，如：《全国环境保护委员会法》（1994年，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uncil Act，Commonwealth Legislation），《资源评价委员会法》（1989年，Resource Assessment Commission Act），维多利亚州（1995年）、昆士兰州（1994年）、新南威尔士州（1995年）和塔斯马尼亚（1995年）等地方政府制定的《全国环境保护委员会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uncil Act，such as Victorian Legislation）。波兰根据1987年修改的《环境保护管理法》（1980年制定）成立的环境与自然资源部（简称环境资源部），荷兰成立的住宅、规划和环境部，阿根廷于1991年成立的“自然资源和人类环境秘书处”，玻利维亚于1992年成立的“持续发展和环境部”，哥伦比亚于1993年成立的“环境部”，都是管理范围相当广泛的政府环境机构。阿曼在1991年将原有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委员会”与“环境部”合并为新的“地区市政和环境部”，也是一个管理范围相当广泛的政府环境机构。南韩于1990年1月成立环境部，被认为是该国十多年来环境保护政策的最大突破；同年6月，南韩国会修改、制定了《环境政策基本法》、《大气环境保护法》、《水环境保护法》、《噪声和震动控制法》、《有毒化学物质管理法》、《环境损害纠纷调解法》等6个法律，高级别的机构加上6个新法的实施（从1991年2月起生效），一下子提高了该国环境法的权威。南非《环境保护法》（1989年）宣布，环境事务部长可以决定有关环境保护的总政策、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利用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等问题。在环境咨询、协调机构方面，泰国建立的国家环境委员会，最初只有就环境政策问题为内阁提供意见的权力，1992年通过的立法提高了它的地位；目前的国家环境委员会由国家首相任主任，许多政府部委的部长为其成员，还有4个委员职位留给公众代表。菲律宾政府成立了一个由几个部委的秘书长组成的、具有极高权力的“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它有权合理地协调有关环境事务的各政府部门的职能、颁布环境标准、提出新的环境立法议案。在赞比亚成立的环境委员会，是一个多学科的部级机构，其成员不仅包括国家部委的代表，还有大学、商业组织、农业组织、非政府机构的代表和2名公众成员；该委员会可以就有关自然资源、环境管理和污染控制政策向政府提出建议并提出环境保护和管理的措施；《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法》（1990年）还赋予该环境委员会以“水资源的管理及保护，大气污染的防治，废物的管理，农药、有毒物质、电离放射的管理，自然资源的保护”等权力。为了更好地促进美国的可持续发展，克林顿总统成立了美国总统可持续发展委员会（PCSD），该委员会的成立被认为是体现了总统在环境领域的最重要的首创精神，克林顿想通过该委员会的工作，来改变美国制定环境和经济政策的方法，以便使美国从对抗走向合作、从停滞不前走向稳步发展、走向更富有希望和机会的未来。在探索和制定有关刺激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和保护自然文化遗产政策方面，该委员会被认为是一种创造性的合作，它由25位来自工业界、政府、环境、劳动和民权组织的代表组成，负责提出258项富有创造性的、协调经济和环境政策的新主张，在委员会的8个专题工作组有来自全国的400名专家在努力工作。

　　除了提升国家环境管理机关的级别和管理范围，许多国家的环境立法还增加政府在处理环境事务方面的权力，特别是增强环境法执行机关（包括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的强制执行权限。例如，在菲律宾，控制污染的部门有权公布单方面的命令，停止和关闭有违反环境标准行为的企业的设施。在马来西亚，政府环境管理部门有权检查房屋和设备、监测、取样、拍照、检查账簿和记录。在墨西哥，环境秘书处、自然资源及渔业部有权命令没收污染材料或物资，强制暂时全部或部分关闭对环境和公众健康存在紧急危害的污染源；国家或地区政府对环境违法者有罚款、暂时或永久地全部或部分关闭污染源、行政拘留24小时以及吊销许可证、执照或特许权的行政制裁权。洪都拉斯的《环境普通法》（1993年）在国家环境部设立了一个秘书处，赋予其监督环境法的遵守和执行、制定和协调国家环境政策、协调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国有单位和私营单位之间的关系等职责；该法还规定，法院对违反环境法律者不仅有权没收违法工具、设施，判处赔偿损失、罚款和监禁，责令把受到损害的环境恢复原状，还有权关闭或暂时中止全部或部分对环境有害的设施或行为，取消国家和地方政府赋予的权利或经济优惠。

　　在英美法中，实施法律（enforce）含有“强迫遵守”法律的意思，包括行政强制执行和司法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执行是指经法律授权的联邦或州的行政机关依照行政程序对违法者采取的强迫其遵守法律并依法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法律行为。司法强制执行是指，对违反环境法律者，经法律授权的联邦或州的行政机关依法向法院提出，由法院依照司法程序对违反者采取强迫其遵守法律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强制行为。司法强制执行分为民事执行和刑事执行两种。其中民事执行包括：行政机关可以向法院申请对违法者发布强制令、给予民事制裁（主要是民事罚款）、强制执行行政罚款、对拖欠行政罚款的民事罚款等。刑事执行包括：对违法者处以罚金、监禁、监禁并罚金等。根据美国《资源保护回收法》（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RCRA），又称《固体废物处置法》，Solid Waste Disposal Act）等法律，美国环保局有权对任何违反有关环境法律规定义务者提起民事诉讼和刑事强制执行。根据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处置法》等环境法律，美国环保局、商务部等政府机关享有行政执法权，行政执法行为的形式包括现场检查、调查、监测、取证、索取文件、下达守法令（compliance order）和处以罚款等。目前行政命令是美国环保局执法行为中采用的一种主要形式，在1990年环保局发布了4000多道行政命令，只有360件由环保局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行政命令主要有3种：非正式警告（非正式通知，包括电话通知、现场检查、违法通知，内容是告知违法、予以警告、限定期限等）、行政守法令（内容详细而清楚，如制止停止违法行为、安装设备、采取措施、接受检查、暂停设施运转、清除污染等）和行政罚款。根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法律，环境保护通知是保障环境法律实施的一个主要行政工具，环境保护局有权对违法行为人发出消除污染通知（clean-upnotices）、预防通知（prevention notices）、禁止通知（prohibition notices）和承担有关执行经费的通知（compliancecost notices），不执行上述通知属于犯罪行为。美国环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