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会计论文是:谨防我国金融体系出现“融资功能衰竭”风险。

一国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是否能够有效发挥，是衡量其金融运行状况正常与否的重要标准。基于此，本文根据我国金融体系融资格局的演变情况，通过对银行信贷、股票市场、国债发行的现状的全面分析，认为我国金融体系潜在着“融资功能衰竭”风险，并就这一风险产生的原因与防范对策进行了尝试性探讨。
一、我国金融体系融资格局的变化分析
我国金融体系融资格局的变化是同国有企业改革的演变与推进息息相关的，从以国有银行信贷投放为主的间接融资绝对主导，到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加速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国有企业从“放权让利”到“股份制改造”的改革历程相匹配的。
1979年，国家对企业进行“放权让利“改革，传统体制下集中统一的财政性融资格局开始向金融性融资格局转变。在此过程中，金融性融资格局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即以银行信贷投放为主的间接融资绝对主导阶段（1979——1997）和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加速扩张阶段（1998年——至今）。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阶段划分，是有其相应的数字依据和背景依据。
1、 金融体系融资结构变化的数据分析
从1979—1997年这19年间，我国金融机构贷款呈逐年递增态势，由1979年的2087.1万元上升至1997年的74914.1万元，其中1997年较上年贷款余额增加13761.3万元，增长率为22.5%。
也正是在1997年，国有银行首次出现贷款实际增加额未完成年初确定的贷款计划的现象。这一年国有银行贷款实际增加8143万元，比计划少增357万元，超计划比为-4.2%，而1990—1996年其年平均超计划比为31.9%，1996年仍为22.1%。
尽管1998年1月取消了贷款规模限额控制，但1998年头4个月金融机构贷款的增幅又趋回落，1998年1—5月份贷款增长分别为16.1%、15.7%、15.4%、15.2%、15.2%，增幅比1997年同期回落3—4个百分点，比1996年同期回落6—7%个百分点，企业资金需求也不旺。6月以后在中央银行各项信贷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金融机构贷款开始回升并维持快速增长，8月底贷款增长达16.4%，11月份增幅为17.1%。到1998年底，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86524.1亿元，增长15.5%，增幅比1997年底回落1.2个百分点，比1996年底回落5.5个百分点。
一些学者将1997年下半年以来贷款增幅回落现象称之为“银行惜贷”或“信贷紧缩”（钱小安，2000）。从银行“超贷”到“慎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金融体系中以银行信贷投放为主的间接融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紊乱与衰竭”。
与此同时，从1995—1997年，企业融资结构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即间接融资（金融机构的本外币贷款额）比重逐年下降，分别为88.4%、82.8%、77%；而直接融资（股票、债券、银行承兑汇票）比重逐年上升，分别为11.6%、17.2%、23%。虽然此时我国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的比重仍居主导地位，但是已呈逐年下降趋势，而以股票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比重已呈逐年上升态势。
资本市场的发展使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资金的分配结构因此得到了改善。有关资料表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者之比1993年为0.04：1，2000年则上升到0.11：1。直接融资比例的上升，减轻了商业银行体系提供给信贷资金的压力，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截至2000年11月底，我国资本市场股票总市值超过4.6万亿，占GDP的比重为50%，上市公司家数为1063家，开户投资者为5500万户。 而据最新统计，到2001年１０月底，我国股市中境内上市公司已达１１５２家，比去年同期净增１００家，目前股市中投资者开户数已经超过了６５００万户，比去年同期增加近１０００万户。
2、 金融体系融资格局变化的背景分析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引起了我国高层人士的广泛关注。虽然这次金融危机并未波及中国，但国内银行体系大量不良资产堆积所形成的潜在金融风险却是不容忽视的。在此背景之下，我国银行业开始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加大对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相应减缓信贷资金投放，银行机构“惜贷”与信贷紧缩压力逐步显现。
同年10月，中共十五大作出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战略部署。此后，1998年初又确立了“国企三年脱困”目标，资本市场地位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许多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发行股票筹集到了急需的资金。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其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率连续下降；物价持续回落；有效需求不足；失业职工增加。为了应对通货紧缩，我国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政策措施，国债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与体现。
二、我国金融体系“融资功能衰竭”的主要表现
1、 银行不良资产与信贷紧缩
改革初期，国家实行了企业融资体制改革，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全部依赖银行贷款，资产负债率高企。至九十年代初，企业的金融负债与金融资产已呈明显的不对称性，即负债远远大于资产。1991年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净负债率为103.5%，1993年金融资产净负债率上升为126%。国有企业在银行、企业债务关系约束力不强的条件下，在一个已严重偏斜的金融资产负债结构中依然高速、无效率扩张，实际上是由国有银行在承担着债务风险。这种严重畸形的债务关系同时制约了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发展，造成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银行改革相互牵制、共同“拖后腿”而与整个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不相适应的“双滞后”局面。目前的银行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融资格局带来的必然结果。在资金短缺而预算约束软化的国家，信贷约束软化和信用关系一旦遭到破坏，通常有极强的传染性和示范效应。在法律对此没有强硬有效措施的情况下，社会各界都试图从银行或对方手中攫取廉价资金，一旦蔓延到所有市场主体，法律更难以罚众，社会整体信用关系陷入混乱，给商品交易和经济生活带来更大的混乱，交易成本上升，经济效率大为降低。
正是因为如此，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银行业贷款增长幅度开始出现减缓，外界评论银行出现了“惜贷”倾向，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加深，使银行不良资产状况进一步恶化，尤其是困难企业在未来经营期内转为盈利的不确定性增大。这样，1997年第一次出现全年金融机构贷款指导性计划未完成的情况，开始积累信贷紧缩的压力。
不良贷款的积累与恶化导致银行等经营信贷的金融机构提高贷款标准，以高于市场利率水平的条件发放贷款，甚至不愿发放贷款，进而出现了信贷增长下降，贷款供应减少，信贷资金难以满足社会再生产合理需求的“信贷紧缩”现象。信贷紧缩一旦形成，便容易产生“信贷紧缩——不良贷款”陷阱，并可能产生信贷危机。
“信贷紧缩——不良贷款”陷阱的形成机制是：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例的上升是产生信贷紧缩的直接原因，信贷紧缩一旦形成，就会导致不良贷款恶化的预期，从而产生更加严重的信贷紧缩。这样，信贷紧缩与不良贷款之间相互伴生，导致信贷紧缩——不良贷款的恶性循环，形成“信贷紧缩——不良贷款” 陷阱。
在信贷紧缩条件下，金融机构提高贷款标准后，一些处于“可贷可不贷“的边际贷款企业得不到贷款，造成信贷总量相对下降。这样，银行贷款在社会资金融通中所占比例降低。本来，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其主要功能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从而进行资金的有效配置。信贷紧缩的出现却使银行的“融资功能弱化”，无法发挥其金融中介的作用。
不仅如此，信贷紧缩还加剧、恶化了金融风险。因为金融机构在注重资产安全性的同时，却把盈利性置于次要地位，其目的是要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事实上，这种片面强调贷款安全性、忽视贷款适度增长的做法，其结果会产生更加严重的不良贷款，造成信贷紧缩与不良贷款恶性循环。这样，不仅原有的不良贷款不能合理得到化解，而且会产生新的不良贷款。因此，信贷紧缩会使金融风险显性化，贷款的安全性趋于降低。由于金融机构贷款减少，企业已有的不良贷款不能通过新增贷款进行优化。所以信贷紧缩会提高不良贷款比例，加剧金融风险。
至此，一个由不良贷款的积累与恶化导致的“信贷紧缩——不良贷款——融资渠道堵塞——功能弱化衰竭”陷阱最终得以形成。以银行信贷投放为主的间接融资功能的弱化与衰竭由此可见一斑。
2、“股市救亡”与“圈钱运动”
——股市“救亡”国企
高负债、低效益的国有企业，在传统的间接融资渠道中已经碰到了极限。政府部门财务困难重重；国企职工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中央财政赤字严重，国库券发行猛增；银行呆帐率超过30%，债务危机严重，社会信用降低，国家信用风险增加；而在必须要支付的改革成本、经济运行的费用方面，不可能继续在财政和银行信用方面寻求足够的资金支持。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自然把目光投向了股份制度和股票市场。一种很有影响力的主张，就是利用居民的投机心理，把居民存款大量地转换为股票，用居民储蓄来支付多年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改革成本，解决国企的财务困难，化解国家的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的潜在因素。于是，“股市救国企”的思路就此形成共识。
但是，资本市场作为一个直接融资的场所，必须充分体现“效率优先”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所有参与市场筹资的对象都必须置于透明的市场环境之中，便于公众的监控与选择，这样才能使资本流向合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因此，资本市场要正常发挥筹资功能，必须具备公平竞争的环境和统一的竞争规则以及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这种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中国股市是不具备的。
其一，在我国，股市的监控、上市公司的审批权力都在政府，政府还直接介入和干预股市。上市公司绝大多数为国有企业，中介机构绝大多数也为国有企业，股市运作的基本面仍然是政府行为。股市的这种制度设计和安排是直接违背市场基本原则的。
其二，国有企业并不因为上市而真正能够转换企业机制。实践证明，股份制对国有企业转换机制无大的作用。股市对国企来说只是圈钱的场所，对企业的监控作用和优胜劣汰作用基本谈不上。因此，过去财政拨款对国企是软约束，银行贷款对国企也是软约束，现在国有企业通过股市筹资还是软约束。
——上市公司肆意“圈钱”
股市的主要功能是有效的配置资源，但我国的股市，尤其是上市公司有待成熟，“投资饥渴症”往往使它们不计后果地胃口大开，大行“圈钱之道”。
国有企业的软约束在股市上的表现就是不负责任的“圈钱”和滥用资金。公平、公开、公正”的中国股市，对中国的投资者来说只是一个投机市场，对上市公司而言则是一个圈钱机器。这种行为目前看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肆无忌惮的“疯狂地步”。
今年以来，很多上市公司以“减持国有股充实社保基金”为由，不惜编造项目，设计虚假利润，鼓吹企业未来的美梦，来大行圈钱之道。因为增发的门槛不高，所以要求增发的公司如过江之鲫，趋之若骛。据统计，2000年增发的公司平均募集资金规模是9.74亿元，而同期实施配股的公司平均募集金额只有3.25亿元。到2001年８月份，已有近１２０家公司要增发，加上今年一季度已有１４家公司实施了增发，这样，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已多达１３０家，筹资额达８００亿元左右。增发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许多公司的增发比例在１∶１乃至１∶８、１∶１０以上。增发的价格更高得惊人，基本上接近二级市场的股价。很显然，股票市场增发的“口子”开大了。
很多上市公司根本没有好的项目，却急不可耐地圈钱，之后又随意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对募集资金一点不负责任。据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就有１２２家上市公司变更了募集资金投向，其中变更招股项目投向的７７家，占６３．１１％。另外，很多上市公司拿到钱后用于委托理财，重新回到二级市场炒作。统计资料显示，截至７月初，已经有２６家上市公司披露了近５０份委托理财协议，委托理财金额高达２５亿元，其中不乏刚刚发行上市的公司和才完成新股增发的公司。
一些上市公司进行了增发却不能增效益。有这样一组数字，在实行预警制度后，今年第一次发出预警公告的７０家上市公司中，有３９家自２０００年以来进行了首发、配股或增发，其中大部分是增发，合计占到了预警公司总数的５６％。这３９家公司在前次融资完毕不到１年的时间业绩就大幅下滑。
更令人不解地是，一些上市公司并不缺钱，却还是要通过增发再从股民手里捞一把。有人从今年公布增发方案的公司中抽查了８８家公司做过一个统计。结果是，去年，这８８家公司现金和银行存款几乎均在１亿元以上，平均每家达到了２．９５亿元，其中有４家公司超过了１０亿元。个别极端的公司账上躺着十几个亿的闲置资金，圈了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呢？一些公司大股东利用自己的控股地位，轻松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归还银行贷款，或收购大股东的劣质资产，或用来炒股，造成有限的市场资源被浪费。对２０００年实施再融资公司的一项统计显示，大多数公司都把钱用在短期投资上了，它们平均用在短期投资上的钱为７７８５万元，其中７家公司超过了１０个亿。
上市公司的圈钱行为，必然引起市场恐慌，增发消息的公布往往伴随着股价的大幅跳水，增发因而被人们戏称为“陷阱”或“地雷”。 股民对增发也只好用脚投票了，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普通股民。从7月30日至今，全国6000万股民着实出了血，付出了惨重代价。以上证指数为例，6月底，指数还在2200之上，到了8月初，便跌到1900点以下了，跌幅达15%。6月底，沪深两市的流通市值大约为1.9万亿元，跌去15%意味着全国股民一月之内就承受了2850亿元的损失，以全国6000万股民计算，人均损失4750元。
——股市融资功能出现“衰竭”
目前，由于政府的直接干预和国有企业的软约束，使股市出现了过度投机和泡沫化的倾向，失去了股市已有的价值发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股市的不规范、动荡不安以及风险过大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促使其远离这一市场，转而投向其他领域，这也就动摇了证券市场的最根本基础——投资者参与，而缺乏投资者广泛参与，证券市场就如无源之水，必将枯竭；二是过高的股价和过度投机蕴藏着股市崩溃的风险，一旦发生股价暴跌式的行情，不仅会给股市带来毁灭性打击，而且极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人为地维持股指高价，政府的调控政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要把股市作为除银行以外的对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系统，就必须维持股票二级市场股指运行的高价位。否则，就会增加一级市场新股发行的难度，失去为国企筹资的功能。在国家决策者们决定让股市成为取代银行成为国有企业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后，这一点已被提到战略意义的高度。1999年的“5.19井喷行情”的出现，就是由于政府多项利好政策的强刺激。其后，一些早已预备好的国企大盘股利用二级市场指数高位运行创造的市场空间，蜂拥上市，完成了筹资任务。
正是因为中国股市背负着“救亡国企”的历史使命，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股市运行机制：政府出台利好——股市出现暴涨——国企上市圈钱——泡沫逐渐堆积——利空政策出台——股市应声下跌——融资功能衰弱——政府再次救市——……
这种运行机制的存在，表明中国股市正面临着被“掏空”的危险，股市自身所具有的各种功能无法得到正常、有效发挥，相反，各种不应有的职能却被人为强加其身，久而久之，股市的融资功能因受到“过度滥用”而透支，最终将会导致股市融资功能“紊乱”、“衰竭”。
近期股市暴跌无疑是最好的明证。股市暴跌，一方面暴露了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诸多“制度缺陷”；另一方面，它并未如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挤掉了泡沫”，相反却留下了众多“隐患”。
首先，股市的融资功能几近衰竭。股市暴跌这几个月来，沪深A股市场已连续数月停止发行新股，而B股市场的新股发行自去年10月17日深市雷伊B股发行至今，已整整一年“颗粒无收”，若计入PT水仙退市，B股市场创立近10年来，极有可能在今年首次出现挂牌数负增长。股市融资功能需要恢复，如果不出台重大的利好政策刺激，就难于进行新股发行、配股和增发新股的工作，而这是资本市场的首要任务，尤其是对中国资本市场显得更加重要。股市的巨幅暴跌，导致资本市场已经到了快要完全丧失其功能的危急关头。如果长此以往，不仅市场自身的功能将逐渐丧失，而且其固有的沉疴也将积重难返。
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企业股市筹资额同比剧减。今年前三季度，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累计筹资981.5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29.4亿元，减少18.9％。其中主要是境外筹资减少，H股筹资同比少增30.16亿美元。新数据还显示，今年1—9月份，沪、深两市股票共成交32182亿元，同比减少17275亿元，下降34.9％。股票交易印花税累计收入为244亿元，比去年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