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刑法论文是:也谈正确认识和认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就能够正确解释刑法上因果关系的现象和本质了。而相比之下，偶然因果关系的观点存在着多方面的矛盾和谬论。
　　第一，偶然因果关系说把因果关系划分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实际上混淆了哲学原理各种范畴的基本内容，把因果关系与必然性、偶然性的联系，看成是因果关系与必然性、偶然性的混合。如果这一观点能够成立，那么因果关系这一范畴一旦与现实性和可能性、现象与本质等范畴相联系，势必又会出现现实因果关系和可能因果关系，本质因果关系和现象因果关系等不同划分，这样势必造成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在我们看来，因果关系与必然性偶然性是两对不同的范畴，它们具有各自的固定内涵，它们之间具有的联系并不能取代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因果关系是客观现象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必然性与偶然性是指客观事物发展趋势的表现形式。因果性反映了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并不排除偶然因素的介入。因果关系的偶然性也有其原因，但这个原因与所引起的结果之间的关系又是必然的。所以，对于作为现实的因果环节，具体的因果环节来说，根本不存在偶然的因果关系。
　　第二，偶然因果关系说把因果关系划分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实际上把因果关系本身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产物看成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对立后的产物，以致于“把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从同一个因果运动过程中独立出来，作为两个实体而存在”[9](P.77)。有的持偶然因果关系说的学者甚至还不同意偶然因果关系仅仅是“前一因果环节中的因同后一因果环节中的果之间发生了间接关系”[4]的说法，认为在偶然因果关系的“原因和结果的这种联系中，包含着三个或四个而不是两个紧密连环着的必然因果环节。”[10]按照这种观点，偶然因果关系不但能够从一个完整的因果关系中独立出来，而且这里的原因是通过三四个必然因果环节才偶然与结果发生联系。然而这种观点不但把原因产生的偶然性看成了原因与结果的偶然联系，而且也实在不能解释偶然因果关系为什么只能是三个或四个而不是更多的必然因果环节的产物。而这种所谓的偶然联系又想说明什么问题？在我们看来，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个因果环节本身就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作用的产物，在一个因果关系中必然性和偶然性不可分离，对同一个结果不可能存在必然原因和偶然原因。所以，偶然因果关系说把原因的范围无限扩大，不但陷入了原因不可知论的泥淖，而且也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
　　第三，偶然因果关系说把因果关系划分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实际上把因果关系因其产生过程中存有偶然性的因素而与偶然性发生的联系，错误地理解为原因与结果的偶然联系。而这种所谓的偶然联系，又被说成是由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外因作用而使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着某种非本质的联系，这实际上把一切对结果曾产生过影响，发生过作用的因素不作原因和条件的区分就统统视为原因。而把条件上升为原因，等同于原因，又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分析因果关系必须遵循孤立、简化的基本原理。这种想在无限的普遍联系中寻找因果关系，既永远不能确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范围，又会不恰当地引起刑事责任的扩大。在我们看来，客观世界的诸多现象，总是处在因果相继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无限之长的链条之中，研究因果关系只有通过孤立、简化的原则，从中抽出一个具体因果环节加以考察才有针对意义。而在一个因果环节中，只有原因才具有引起和促成结果的作用，才能与结果发生本质的必然联系，而原因的其他因素不过是原因能够实现引起结果产生的条件，条件不是原因，条件与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由此我们想到，匡正偶然因果关系错误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正确区分对结果都发生影响与作用的原因与条件，把条件排除在因果关系之外，使因果关系真正反映事物之间一种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
　　三、正确区分因果关系中的原因与条件
　　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告诉我们，客观世界是一幅由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一个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得依赖于其他事物的作用。同样，在一个因果关系中，一个结果的产生，离不开原因的作用，而原因在引起和促成结果的发生时，又离不开条件的作用。由于原因和条件对结果都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和结果都有一定的联系，只是两者联系的性质不同，两种影响的作用不同，因此也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观点，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条件说”（主张条件即原因）和“原因说”（主张条件、原因有区别）。条件说认为，凡是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一切条件行为，都属于刑法的原因；凡是原因对结果的发生都有等同的作用，所以这种观点也称之为条件等价说。这种观点从逻辑的联系角度出发，把自然科学上的“无前者就无后者”的因果联系和思考方式全盘引进到刑法学中，把所有对结果产生有过联系和影响的条件因素都看成是原因，而不问它们之间联系的紧疏、影响的大小和作用的主次。条件说把自然科学上因果关系的评价标准作为判断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标准，势必导致刑法因果关系范围扩大，从而导致刑事责任的扩大。为了纠正条件说所存在的错误，于是原因说应运而生。原因说认为从哲学意义上说，凡是引起结果发生的一切条件可以称之为原因，但是刑法学应该在各种行为之间根据它们与结果的联系性质将各种行为分成原因条件和单纯条件，其中原因条件是原因，单纯条件属条件。应当承认，将各种对结果发生不同联系和影响作用的行为分成原因和条件，对刑法理论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这种观点本身没有明确的标准，以致又产生了多重观点，如“必生原因说”、“直接原因说”、“有力原因说”、“主要原因说”、“重要原因说”、“决定原因说”、“最终原因说”等等。原因说本来是为了弥补条件说的缺陷而产生，但当其无法正确区分原因和条件，那么其自身的价值也就无法得以体现。究竟应当怎样认识和区分原因和条件，还得以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为指导。
　　唯物辩证法认为，在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客观世界中，“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必须把它们从普遍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为原因，一个为结果。”[11](P.575)因果关系只有在简化和孤立的原则下才能显示出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尽管这一因果现象是在一定现象（即条件）的背景下发生联系的，但是黑格尔所说的“结果并不包含……原因中没有包含的东西。”[1](P.168]列宁进一步补充道：“反过来也是一样。”[1](P.168]这就是说只有原因才与结果发生内在的本质联系，而条件不过是与结果发生外在的非本质联系的现象。条件可以起着制约原因的作用，使原因加速或延续引起结果的发生，但条件本身不能直接决定和制约结果的发生与否。由此，我们可以为原因和条件的认定提供一个区别标准，这个标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作为原因的现象必须包含发生结果的内在可能性和现实可能性，这种内在可能性意味着作为原因的现象是结果现象发生和发展的根据，这种现实可能性意味着作为原因的现象按照其自然发展趋势，能够将产生结果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例如开枪杀人，开枪就已经包含了死亡的内在可能性，只要开枪，就可以使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而被害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进入行为人开枪的范围，只是个条件。而条件就不具有这样的品格和属性，被害人进入行为人开枪的范围的“进入”行为不存在包含死亡的可能性，就“进入”行为本身也不可能使死亡成为现实性，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开枪。
　　第二，作为原因现象所包含的发生结果的内在可能性必须是合乎客观规律的，这种内在可能性只有在合乎规律的情况下才必然转化为现实性。作为原因的现象具有发生结果的内在可能性，只是因果运动的必要前提，因果关系只有在结果成为现实时才能产生和存在。不可否认，由于因果关系的现实性，使得我们总是通过倒溯的方法来寻找原因。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在结果发生之前的一系列与结果有或紧或疏联系、对结果有或多或少作用、或大或小影响的众多现象中，通过前瞻的方式来分析和确定是否是属于包含了发生结果的内在可能性的原因。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一个因果关系不可能绝对重复。但人类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可以通过科学实验和重复行为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由此确定某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是否合乎规律。例如开枪杀人包含的发生死亡的内在可能性就是一种合乎规律的可能性，发生死亡就可确认开枪是原因，而用手摸人就不可能包含发生死亡的结果，一旦在用手摸人时发生死亡就可以确定必有他因。应当指出，因果关系总是在一定的时空和一定的条件作用下才能发生，相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时空和不同的条件下不一定产生相同的结果，但相同的行为一旦引起相同的结果是否就是原因，必须受是否符合规律这一要素制约。例如同是将人捆绑后置于交通要道上，希望被来往车辆压死，但置放于公路与置放于铁道，就有不同的意义。置放于公路上很难合乎规律地引起死亡，这里介入司机的行为，司机的开车行为完全可以制约死亡的发生与否。而置放于铁路上，由于列车的高速和强大惯性，发生死亡就显然是合乎规律了。因此置放于公路的行为与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而置放于铁路的行为与死亡之间就存有因果关系。而条件虽然也含有促使发生结果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本身不可能合乎规律地直接引起结果的发生。确定作为原因的现象所包含的发生结果的内在可能性是否合乎规律地转变为现实性，对于确定两个现象之间是否存有因果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然就很难真正区分原因与条件的界限。对于人们是否应该利用规律性来确定因果关系，恩格斯曾经指出：“在一切否认因果性的人看来，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连用三棱镜的光谱得到的天体的化学分析也同样是假说。那些停留在这里的人的思维是何等的浅薄呵。”[6](P.552)
　　四、正确理解因果关系在刑法中的地位
　　一门科学的学科犹如一架完整的机器，多个理论组成部分像一个个零件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并有机地汇总在整个学科功能之中。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刑法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应当正确理解和提出因果关系在刑法中的应有地位，不能把它与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完全等同起来。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澄清来自三个方面的误解。
　　第一，脱离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特征，片面地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解为是在人的主观罪过支配下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导致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活动中寻找因果关系的根据，使因果关系染上主观性的色彩。例如有的学者指出：“我们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就是指的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由于这种行为（原因）而造成了对社会的危害‘事实’（结果），前者（指行为）称为构成了犯罪的原因，后者（指事实）称为构成了犯罪的结果。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称作构成犯罪的因果关系。假设没有这种因果关系，就不能构成犯罪。”[5]还有的学者指出：“既然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要研究危害社会的行为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查明某人的行为不是危害社会的行为，那么从刑法意义上讲，研究该人的行为和所发生的危害性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没有必要。”[12]还有许多人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直接称之为犯罪的因果关系，是指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这种试图首先借助于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确定人的行为性质和结果性质，以此来确定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性质是违背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特征的。事实上在社会实践中，当我们发现某一不正常或有害于社会的现象时，首先借助一般观念和认识水平判断它是自然现象还是人为的结果，只有人为的结果才能进入刑法的评价领域，但此时我们还不能确认这一现象一定是危害结果和导致这一现象的行为就一定是危害行为。例如同一死亡现象，就存在着三种人为的可能性：一是意外事件；二是正当防卫；三是杀人所为。无论其中哪一种可能的行为，都应当进入刑法因果关系的评价领域。如果此时先认为死亡是一种危害结果，实际上就已先确定引起死亡的行为是属于危害行为，而确认行为是危害行为，又必须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主观罪过为前提。如果以此来评判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势必无法摆脱以行为人的意志转移为转移的主观色彩。例如有人举例认为司机开车压死人，如果司机主观上无罪过，司机的行为与死亡就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2]。以此为例，如果司机主观上有罪过，他的行为就与死亡之间存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此时有无因果关系完全以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为出发点和依据。这种认识实际上把因果关系的存在看成是犯罪的构成，这样又势必把因果关系提高到一个不应有的高度，放在一个不应有的位置。其实，当发生一个不正常或有害于社会的人为结果时，我们至多假定它是一个危害结果，并以此寻找是谁的行为造成了这一结果，但此时我们必须把这一行为是行为人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支配下实施要加以区别开来。有无因果关系，是行为事实的一个内容，是否构成犯罪，是结合主观罪过后产生的结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第二，片面地理解因果关系在行为事实和构成要件中的作用，以致把因果关系视为所有犯罪构成的一个必要要件。例如有的学者指出：“因果关系无论与主观方面或主客观两方面有没有联系，都可以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仅凭它与主观方面或主客观两方面有联系而否认它可以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那是没有逻辑根据的。”[13]类似的观点在前苏联的刑法理论中也存在，例如特拉伊宁在《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写道：“无论是罪过或是因果关系，都是每个犯罪构成的要件。”[14](P.147)更有学者直接提出：“没有因果关系，行为人就没有负担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当然就不构成犯罪。”[15]我们认为，因果关系是客观行为事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有无不能代替整个客观行为事实的有无，而只有客观行为事实才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而行为事实本身包括着行为、结果、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三个内容。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事实在不同形式的犯罪构成中有不同的要求。在直接故意的犯罪中，只要具有行为，就已具备了犯罪的客观危害要件，有无结果，行为与结果有无因果关系，根本不影响犯罪的成立，至多影响到犯罪的既遂与未遂。在过失犯罪（包括间接故意犯罪）中，由于是以结果为条件才能成立的犯罪，因此此时行为有无结果，行为与结果有无因果关系，才是犯罪构成客观危害要件的必要内容。所以我们应当认识到：(1)因果关系本身不可能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独立的构成要件，它只是犯罪构成客观危害要件的一个因素或一个内容；(2)因果关系在不同的犯罪中，具有不同的要求，在直接故意犯罪中，没有因果关系并不等于没有客观要件；(3)由于因果关系只有现实的因果关系，所以作为犯罪构成客观危害要件的一个因素或一个内容，它以存在与否与行为人能否预见不发生直接的关联。同时，因果关系作为犯罪构成客观危害要件的一个因素或一个内容，与经过司法活动的价值评判后能否转化为犯罪的因果关系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作为客观的因果关系能否转变为犯罪的因果关系，必须结合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罪过才能确定。
　　第三，片面理解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以致把具有因果关系与承担刑事责任相等同、相混淆，在直接故意犯罪中，甚至用抽象的刑事责任来取代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别。例如有的学者提出：“不具有危害性的行为与危害社会的结果间没有因果关系。……与危害结果无因果关系的行为不负刑事责任（绝对无刑事责任）。”[2]还有的学者提出：“没有因果关系——缺乏负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4]这种观点实际上把有无因果关系与有无刑事责任等同起来，这里说刑事责任不仅仅以因果关系为基础，还必须结合主观罪过加以综合评价后才能确定。有因果关系但无主观罪过，仍然不负刑事责任。而对直接故意的犯罪，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故意支配下的行为，即使与某一个危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并不影响犯罪的成立。所以上述观点在我国刑法理论没有应有的市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的学者提出：“因果关系作为客观事实虽然只能是为刑事责任提供客观基础，但经过价值评判的刑法（犯罪）因果关系，应该直接导致刑事责任。”[9]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在解释间接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时是正确的，但是在直接故意犯罪中，即使不存在经过价值评判的刑法（犯罪）因果关系，也能够导致刑事责任，这就是犯罪未遂。所以，当许多论者再三强调因果关系不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时，却忽略了主要的犯罪形式——直接故意犯罪的品性，这是不全面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
　　收稿日期：2000-7-20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龚明礼．论犯罪的因果关系[J]．法学研究，1981,(5)．
　　[3]张令杰．关于刑法中因果关系的几种意见[J]．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法学动态，1982,(12)．
　　[4]李光灿．论犯罪中的因果关系[J]．辽宁：辽宁大学学报，1980,(3).
　　[5]梅泽俊．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及其在刑法中的运用[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56,(1)．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曾宪信．对犯罪因果关系的几点看法[J]．法学研究，1982,(4)．
　　[9]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10]侯国云．刑法的偶然因果关系[J]．江海学刊，1982,(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周柏森．研究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J]．法学研究，1982,(2)．
　　[13]杨兆龙．刑法科学中因果关系的几个问题[J]．法学，1957,(1)．
　　[14]［苏］А·Н·特拉伊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
　　[15]朱继良．我国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探讨[J]．郑州大学学报，19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