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劳动法论文是:劳动合同中的不作为欺诈及法律适用浅析。

　　劳动关系是一种重要的长期的法律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劳资纠纷也日益增多，劳动合同欺诈现象不断增多，因此分析劳动合同中存在的欺诈很有必要，本文将对订立劳动合同中的不作为欺诈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一、案例之构造：

　　被告甲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1月，被告的法人代表丙以该公司名义与原告乙签订一项劳动合同，合同于2000年7月生效，订立合同时，丙未将公司严重的经营窘境告之于乙，原告乙虽然开始了他的工作，但未获得报酬，2000年10月，丙告诉乙，公司因经营困难而不能支付其劳动报酬。现原告乙要求被告甲赔偿损害。

　　现问：1.该公司在签订劳动合同是否存在欺诈？

　　2.如存在欺诈，在《劳动法》与《合同法》的规定发生冲突时，如何适用法律？

　　二、法理分析：

　　1.欺诈行为与私法自治

　　张俊浩先生认为：“所谓诈欺，即故意把不真实的情况当作真实情况来表示，旨在使他人发生错误，并进而作出迎合性的意思表示行为。” 王卫国先生认为：“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用捏造虚假情况，或者歪曲、掩盖真实情况的手段，致另一方当事人陷入错误的认识，并且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而进行的民事行为。” 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诈欺，系故意使人陷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的行为，可谓系故意以违背善良风俗之方法侵害他人之权益。”

　　从这几位学者关于“欺诈”的认定有一个共识：即在通常情况下，构成欺诈行为须有行为人故意作虚假陈述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即一般是作为构成欺诈。这就产生一个问题：通过不作为，欺诈行为能否成立？如果成立，在何种程度上成立？

　　在欺诈民事行为中，受欺诈者因陷入错误而作出有瑕疵的意思表示，其本质上欠缺意思自由，是一种不适格的意思表示，从而也就当然是一种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不符合私法自治原则。 所谓私法自治，“指各个主体根据他自己的意志自主构建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 私法自治的优越性就在于：给个人提供一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使个人获得自主决定的可能性。就行为本身而言，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地决定是否从事某项行为，即所谓的当事人享有的自决权原则。

　　欺诈行为从本质上说，由于故意提供虚假之信息，使当事人作出错误之意思表示，是对其意思自由的不适当干预，从本意上讲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从根本上讲是对当事人自决权的侵犯，因而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尽管如此，根据私法自治原则，“当事人协商一致即法律”，各国民法并未将之一概认为无效，而是给予受欺诈方一切选择可能性，即他可以充分利用撤销权：既可以对该民事行为行使撤销权，使之归于无效，又可以利用撤销权进行投机。在除斥期间，撤消权人可以静观该法律行为是否有利于己方，而作出决断。当然，各国都对除斥期间有一个时间限制，以免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必须指出欺诈人不享有撤消权，而必须承受这种不稳定状态的负担。

　　2、在缔约过程中，当存在重大说明义务时，不作为即构成欺诈

　　梅迪库斯认为：“欺诈，指有意（故意）引起某种错误”， 这里，笔者认为应包含作为与不作为两种情况，有关作为之情形，比较常见，这里主要分析不作为行为构成的欺诈。

　　一般来说，不管合同各方当事人的意思如何，谈判的开始，便产生一种信赖的法律关系，即每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希望另一方当事人以一种合理的方式考虑他的利益，这就引出合同当事人对有关合同之成立的重大事由的说明义务问题。这种重大说明义务必须对合同成立有重大影响的事实，“缔约过程中原则上存在义务向对方告知可能阻碍他订立合同的目的，因而对他具有极端重要性的事实，其范围以良好的商业习惯所能预期得到的告知为准”。 就劳动合同而言，应聘者如在订立合同之时健康状况很差，或者不具备从事该工作所必须的复杂技能，其有义务向用人单位说明该情况，否则，一签约，该应聘者的沉默即可构成欺诈。比如，在应聘会计工作的人，即使具备相关技能，但其如有财务方面犯罪的记录，未经用人单位询问，他也有义务向对方作如实陈述，因为该因素对缔约合同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否则在对方不知道该情形而与之签定劳动合同，其不作为即构成欺诈。那么，反过来，如果用人单位本身经济状况极差：如丧失商业信用，资不抵债，财务状况极度恶化，极有可能破产等事实，那么即使应聘者未询问，该单位也应有义务告知其存在的经济窘境。“劳动合同是雇佣合同社会化的产物，是雇佣合同随着社会经济和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导致其意思自治被弱化而法律强制性被扩增的衍生物。” 这体现了现代民法从形式正义转向实质正义，由于市场经济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不对称地位，用人单位获取的信息渠道与信息量的能力相较于一般劳动者更为强大，对于其潜在的经营窘境之瑕疵，一般劳动者须花费相当大代价才能获取，因此其合同前的告知义务是可以接受的，对于有效地分担风险而言，这不仅合法，而且也是经济性的合理。

　　3、本案中，在缔约劳动合同过程中，该用人单位通过不作为行为构成欺诈。由于被告甲的法人代表丙未将该公司的严重的经营窘境告知与乙，被告知道或应当知道原告陷入错误，他有义务纠正该错误，但却不恰当地保持沉默，使原告陷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从而构成欺诈。

　　三、因欺诈行为的劳动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

　　有学者认为合同法只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劳动合同中存在从属关系，因而其不应由《合同法》来调整。 这里有必要澄清合同的定义，一个到今天仍准确适用的观点认为“合同是由双方当事人互相承诺或由双方之一的一方当事人自行允诺给予对方某物品或允诺做或不做某事的一种契约。” 劳动合同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服务给付合同，虽然其服务的给付是在高度服从的情况之下进行，但这种履行合同的从属性质与法律主体缔约之间的平等并不冲突。法律在这方面对合同自由进行了干预，即法律对强制性缔约作出规定，其目的在于提高市场弱者地位，使得劳动者有平等机会自主地考虑合同的订立。合同成立后，劳动者服从雇佣者的劳动指挥权只是劳动合同得以履行的保证，劳动者付出劳动，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双方仍需遵循平等自愿等民法原则，国家强制的最低劳动工资、劳动条件、劳动保障等规定只是保证劳动者能自由形成其意志。近代以来，劳动合同关系一直属私法调整之范畴，到现代，尽管劳动合同中体现了“契约公正”（即：较弱的合同一方当事人受到更多保护，双方当事人都有义务更多地考虑到他方的利益）的色彩，但并未构成对契约自由原则的根本背离，还是适用私法调整的原则，如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等。我国《合同法》仅仅排除了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而劳动合同并不是身份关系的协议。综上，笔者认为，劳动合同应属于《合同法》调整之范畴。

　　我国《劳动法》采取了欺诈、胁迫订立的劳动合同绝对无效原则，而我国《合同法》采取了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相对无效原则，给予了受害方撤销权与变更权，该撤销权是形成权，规定了一年的除斥期间。在二者规定发生冲突时，笔者认为，应适用于《合同法》的规定，在《合同法》规定不具体，适用于之不相冲突的《劳动法》的规定。究其实质，由于《合同法》的规定，给予了被欺诈人保留一切选择之可能性，其精神充分体现了私法自治原则，而《劳动法》将欺诈行为一律认为无效，掐断了当事人选择之余地，并且规定劳动合同无效，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确认，体现了国家对私法的不恰当干预，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具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实有检讨之必要。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注意：即撤销权与请求权的竞合问题。由于撤销权是形成权，根据行使该权利之规则：行使形成权，不得附条件或期限，一旦行使该权利，其权利主体不得撤回行使该权利之行为。如果被欺诈者一旦行使撤销权，那么就消灭了该法律行为，因此他也排除了其他一切与之有效的法律行为前提的可能性。在本案中，如果原告乙由于被告甲的欺诈行为而行使撤销权，那么其就不得再要求其履行合同，即撤销权与履行合同请求权只能择一选择。

　　不过，由于劳务合同关系是一种长期法律关系，于此情形，应有必要设定损害赔偿请求权，使法律行为具有某种溯及既往的效力，以便使欺诈之人无法保留其过去通过欺诈行为所获得的孳息。在本案中，即使被欺诈之人乙行使了撤销权，劳动合同自此归于无效（在本案中，如被欺诈人乙要求甲履行合同，甲必须履行合同的义务，其无选择的自由，亦无抗辩之权利），甲还必须负支付乙劳务报酬之义务，并赔偿损失？？即信赖利益。

　　四、信赖利益的赔偿

　　缔约过程中，从事谈判的双方都负有一定的义务，都必须为合理行为，并顾及彼此的利益，在谈判中产生特别信任关系，对此义务的违反便构成冯？耶林所说的缔约过错责任，“契约的缔结产生了一种履行义务……当事人应自己过失致使契约不能成立者，应对信其契约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赔偿基于此项信赖而产生的损害。” 由此引出信赖利益赔偿问题，“所谓信赖利益，乃法律行为无效，而相对人信赖其为有效，因无效之结果所蒙受之不利益也”。 该不利益包括损失的财产利益与机会利益。

　　信赖利益赔偿成立要件有五：（1）法律行为成立；（2）须法律行为无效；（3）须受有损害；（4）须损害与无效间有因果关系；（5）须信赖人善意无过失。

　　信赖利益赔偿的根据，在于诚实信用原则。“诚信原则就是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的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 我国《合同法》吸取了冯？耶林的主张，规定了缔约过错责任：如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第三款：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造成不能缔结合同即应负缔约过错责任。

　　信赖利益赔偿方式：由于信赖利益赔偿是损害赔偿之债的一种，其目的在于排除损害，以恢复或填补信赖人因信法律行为有效而所受损害，所以其赔偿方式与一般损害赔偿并无区别，可以采取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由于劳动合同的标的在于劳动者提供的劳务，因而不可能采取恢复原状，而应以金钱赔偿为宜。

　　信赖利益赔偿原则：一般以消极利益为准，积极利益为限。“一般采取信赖利益不得超过履行利益的原则，即信赖人对于信其法律行为有效而受损害之赔偿额，不得超过信赖人因法律行为有效时所可得利益之谓也。” 德国民法典对此也作了相应规定。 我国《合同法》也采取相类似规定，如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损失赔偿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信赖利益赔偿范围：包括财产损失赔偿与机会损失赔偿。财产损失包括：（1）为准备缔约或为缔约而支出的费用；（2）因准备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造成的损失；（3）上述支出费用造成的利益损失。机会损失：是当事人相信要约或合同而不作为所导致的与他人订约机会的丧失，是一种可得利益损失。（注：信赖利益赔偿，必须排除非财产损失，如精神痛苦、名誉损害等，因为法律行为是否有效，原本只关系到法律行为当事人财产上之得失，而与精神、名誉等一般人格权毫无牵涉，实无赔偿之必要。）因劳动合同所造成的信赖利益尤应包括同等条件下的就业机会丧失。有人认为，市场经济中，市场给劳动者创造的就是机会是无处不在的，将就业机会的丧失纳入信赖利益范围似不尽合理。但笔者认为，市场中的就业机会无处不在，这只是一种应然状态，实质上，某一时期市场创造的就业机会总是有限的，而劳动者的供给却是无限增长的趋势，势必造成相当数量的失业。 特别是新兴企业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完全不同，由此造成的结构性失业更为严重。 因此，将就业机会的丧失计算入信赖利益的范围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关于本案，信赖利益应包括应聘者为签订劳动合同所准备之一切费用。由于应聘者所签劳务合同最终归于无效，其丧失了同等条件下的就业机会，在此，应将应聘者的机会损失计算入信赖利益，其赔偿额的确认，由法官或仲裁庭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把握，合理平衡双方利益。

　　总之，现代民法学的观念，已由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由主观趋向于客观，由形式正义转向实质正义，劳动合同是雇佣合同的社会化，其目的在于消除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非实质性平等，使市场弱势群体得到较多保护。因此，信赖利益赔偿于劳动合同中对劳动者的保护，将日显其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