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政治论文是:中国与苏联政治体制改革之比较。 并有效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发展。　苏联政治改革的失败正是它否定、抛弃基本政治制度的结果，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　直是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为前提的。我们在改革中一直强调：党政分开、权力　下放等等，绝不是放弃党的领导，而是在新时期更好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政治体制　改革也绝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对它的完善。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它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政治形式是以　一定的经济形式为基础的，当一定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政治体制也就必须随之发生　变化。对社会主义各国来说，经济的发展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政治体制形成冲击：　首先，经济的发展会造就高度的城市化、高识字率和高水平教育，它也带来就业结构的　变化，导致农民在规模和重要性上的下降，以及知识分子和城市工人的发展。后两个群　体会不断要求在影响他们的政策上有发言权和影响力。第二，经济增长造就了一个更为　复杂的经济体系，这样的经济越来越难以受到国家的控制，从而引起了传统政治体制的　结构和功能的诸种不适，如宏观调控弱化、管理体制的交叉、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失衡、　人事干部制度的滞后等。第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多元化、社会分层　也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要采取有力措施整合利益分化。社会主义国　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应其经济基础的上述变化。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是　基本上相适应的。正如前文所言，我们的改革首先是政治改革起了先导作用；到80年代　中期，随着经济改革的全面展开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开始认识到政治改　革的滞后性，并疾呼“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　性”[5](P.176)，从此，政治改革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权力下放、基层民主等方面　迈出显著步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又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健全　民主制度。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是完全脱节的。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　联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落后于其经济的发展的。在苏联，从60年代初开始，随着经济的发　展，一方面，城市人口开始占其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人口从20、30年代的83.1%下　降到20%左右；另一方面，非体力劳动的白领阶层迅速成长，使苏联在一个相当短的时　期内，便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的工农结构的国家。这种社会基础的形　成必然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即必须打破传统的过分集权的政治体制。但在戈尔巴乔　夫上台之前，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是缓慢的，甚至是使传统的体制更加完美和精致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的政治改革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的经济基础，并且实际上不考虑任何经济后果。苏联在改革中，把民主、自由、透明度　、公开性等问题炒得火热，似乎政治体制改革搞得轰轰烈烈，但是，这些空洞的政治叫　嚷，由于离开了经济基础，不仅任何实际问题、任何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反而不断发生社会、政治震荡，并且引发了经济危机。苏联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之前，先行建立起立于其上的高度民主体制，不仅是一种脱离实际　的空想，而且还会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倒退。
　　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应政治现代化的客观规律。所谓政治现代化是指传　统政治社会向现代政治社会的演变过程，其实质是从传统专制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　变。它的根本内容和根本标志是民主化和高效化。民主化的最关键方面可以大致归纳为　以下三点：第一，民主化的选举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府组织形式；第二，严密和完　善的社会法制体系，真正实现由传统社会的人治向现代社会的法治转变；第三，政治决　策的科学化和透明化。高效化是指政治系统能力和效率的提高，即能够高度有效地发挥　政治系统在动员资源、组织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为实现以上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一方　面要积极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探索实现民主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参照借鉴　西方国家在运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层面上的一些机制和方法。如西方的选　举制、任期制，就是同封建主义的世袭制、终身制相对立，并比后者进步的东西，我们　就可以借鉴。再比如，“三权分立”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应用“权力制衡”原则而采取　的统治形式和权力组织形式，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三权分立”，但不等于也不应该把　权力制衡原则一起抛弃。
　　(二)从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方法上看，必须坚持有序性原则
　　政治体制改革是个最敏感的课题，它不仅涉及到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且稍有不慎　就容易被敌对势力借题发挥。如果在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上掌握不好火候，就会出大乱　子：改革过快，会引起社会动荡，导致翻船；改革太慢，其它改革进行不下去，也要翻　船。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坚持有序性原则。所谓有序性，一是指政治体制改革必须　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二是指政治体制改革要有秩序，即要有目标、分步骤地推进各项工　作。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也决定　于党的性质、党的领导作用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根　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民主又是有阶级性的，世界上并没有超阶级的、全　人类共同的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发扬民主是为了调动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巩固　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苏联　的实践证明，撇开党的领导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走到邪路上去，甚至会为敌对势　力夺取政权打开通道。苏联的改革需要苏共充当推进改革的核心力量，但从戈尔巴乔夫　上台开始，苏共就由于多年来的官僚化、腐化和内部意见分歧没有形成一个改革的领导　力量。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的新思维的推行，苏共的　领导地位、领导权因多党制出现、总统制的确立而被夺走；苏共的形象因其历史成就在　“反思潮”中被一笔抹杀而被完全丑化；苏共的骨干队伍在戈尔巴乔夫扫除“障碍机制　”、大批撤换干部中被搞得七零八落；苏共的组织系统因淡化民主集中制而涣散，党内　派别林立。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戈尔巴乔夫还能靠什么来推进改革呢?实际上，从戈尔　巴乔夫推行新思维开始，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就已成定局。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过　程中，一直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党的领导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则，　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他强调：“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　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5](　P.252)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秩序。原因在于“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或事都很　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需要审慎从事。”[5](P.176)所　谓有秩序就是指必须有目标、分步骤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既不能急于求成　，又不能消极等待。这是一个策略问题。首先，必须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　。这个目标既要体现最大多数的根本利益，又要预示人们将能得到的实惠，只有这样才　能使改革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并鼓起人们改革的热情，使大多数人挺身奋起。其次，要　分步骤地推进各项工作。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要看整个条件的成熟程度，一步一步　地来，不能急于求成，匆忙行事。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　忙搞不行。”[5](P.284)中国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要慎　重，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不论干什么工作，都“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　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5](P.177)。以中国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为例，由于　这个问题是长期以来逐步形成的，要一下子废除不现实。邓小平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从　十二大设立顾问委员会，通过这样一个过渡性组织形式，争取在十年到十五年内比较稳　妥、比较顺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到十三大时，邓小平“搞了个半退”，部分老同志退了　下来；十三届五中全会，邓小平身体力行，完全退下来，带头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　十四大时，顾问委员会如期完成其历史使命，退休制度初步确立。在这个过程中，邓小　平分步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艺术体现得淋漓尽致。苏联的情况刚好相反，它的整　个政治体制改革是在目标模糊、缺乏充分准备、统盘考虑、周密论证的情况下进行的，　以至于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首先，在改革时机的选择上对苏共就极为不利。具体来说　，戈尔巴乔夫是在舆论导向严重失误，苏共威信显著下降的情况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其次，改革缺乏周密完整的计划。许多改革措施的制定都非常草率，如总统制这样重　大的问题，从出台到戈尔巴乔夫当上总统，总共只用了40天时间。第三，对可能出现的　严重后果缺乏预测和应变对策。因此，当这些后果出现后只能被动应付，步步退让。这　就直接导致了苏联国内很快形成了权力涣散局面。正如利加乔夫所言：“它证明一些人　操之过急，不愿意考虑可能的后果。……刚刚开始建立新的，就急于破坏旧的。”[12]　(P.281)
　　(三)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奋斗目标来看，必须坚持协调性原则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不仅涉及到政治体制内部的民主、高效，而且还涉及到经济的发　展和社会的稳定，从这一点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协调性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从改革全局来看，必须正确处理政治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二是从政治　体制改革内部的关系来看，必须正确处理领导者、执行者和监督者的关系。
　　首先从全局来看，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条件、相　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是动力，它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服务并提　供基础，政治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就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必须　在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过分追求形式上的民主。另　一方面，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又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前提和保障。邓小平多次强调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它们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指出：政治体制　改革“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最大的利益就是稳定。只要有利于中　国稳定的就是好事。”[5](P.313)“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　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5](P.284)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　所讲的稳定，不是指静态的稳定，不是指维持现状、停滞不前，而是指要维持社会政治　安定，这是一种动态的稳定，是一种发展中的平衡。静态的稳定是排斥政治体制改革的　，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肯定要破坏现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积重难返，终有一天会导　致政治体制的全面危机。动态的稳定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和理想状态，它也将更有　利于经济的发展。“89”政治风波以后，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　们?就在于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这不只是个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　题。”[5](P.354)他还讲：“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　[5](P.371)换句话说，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稳定带来的种　种好处，人民就不会拥护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一旦失去了来自民间的支持，　就会演变为高层的权力斗争、反对派的权力争夺，从而诱发政治震荡。为此，必须在动　态中把握好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稳定的程度。社会主义国家在　改革和建设中必须经常注意把握好这三个度，使三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其次，在政治体制改革内部，必须正确处理领导者、执行者和监督者的关系。社会主　义国家从政治结构来看，与西方社会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社会就是立法、行政、司法三　权分立，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结构的核心是党的领导，怎样正确处理党与其它各类机构　、组织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内容，在所有这些关系里面，怎样正　确处理领导者(共产党)与执行者(政府)和监督者(包括人大、政协、纪委、群众等，从　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人大)的关系又是重中之重。在领导者与执行者的关系　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实现党政分开及党政的合理　结合。(在党政关系问题上，一些文章往往只谈分开，不谈结合，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甚　至是错误的。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不能不言“政”、不理“政”的，关键是要合理划　分党与政府的职能，在这个基础上党与政府各司其职。)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倡导的关　于党政关系的两条著名原则，即党的领导原则和党政分开原则永远都是正确的，党的领　导是根本，党政分开是为实现和改善党的领导服务的。在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戈尔　巴乔夫所犯的错误就在于，虽然他认识到了苏联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但他把划　分党政职能演变成了抛弃党的领导，并直接导致了苏维埃政权的消失。在领导者、执行　者与监督者的关系上，党及政府要时时记住，党和政府的权力是来源于人民，是人民赋　予的，党应该向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通病是缺乏监督或者　是监督不力，尤其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权没有落到实处。从这个意义　上来讲，必须使人大(或苏维埃)的监督职能落到实处。在领导者、执行者和监督者的关　系问题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党的领导、政府严格依法从政和发扬人民民主的　统一。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经过20多年的风风雨雨，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也还存在着　一些问题，如民主的实现程度问题，权力过分集中问题、腐败问题等。从政治体制改革　的适应性、有序性和协调性三规律来看，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首先从农村突破，　中国的民主应首先在农村中推行，从村、乡镇、县一级一级实施。通过基层民主特别是　村民自治，一方面可以为上层提供许多可以借鉴的关于民主建设的实用经验，另一方面　，可以为民主建设培养力量和社会基础，从而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民　主建设之路。
　　收稿日期：2002-03-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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