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政治论文是: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美国20世纪居于主导地位的哲学流派，它强调以人的价值为中心，以实用、效果为真理标准，以实践、行为为本位走向，倡导教育与社会联系等，反映了美国社会求实进取，崇尚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成为美国文化的核心，具体体现在美国经济、政治和教育等诸多领域，可以说，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的一种哲学理论概括。
　　实用主义创始人查尔士·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明确提出：判定一个概念的意义，我们应当做的是“考虑一下，我们概念的对象，在实际意义上可能有些什么效果。这样的话，我们关于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对象的概念的全部。”这是人们所谓的“皮尔士原则”，它成为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实用主义真正立足于美国哲学舞台，成为国际性的哲学思潮，应归功于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詹姆士在《实用主义》一书中系统地论证了实用主义的主要原理，把实用主义概括为一种科学方法和真理论。杜威进一步发挥詹姆士的思想，把实用主义基本理论具体运用到其他科学、特别是教育中去，成为实用主义大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实用主义达到鼎盛时期，五六十年代以后美国哲学舞台上出现了新实用主义，其代表性人物是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新实用主义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将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诠释学、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结合起来，试图把这些不同的哲学流派融合到实用主义之中。
　　　　一
　　实用主义传入我国一个世纪的曲折历程，它的历史命运，是同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状况密切联系着的，只有把它放在当时我国的社会大背景中加以剖析，才能得以正确解释。
　　1.实用主义在我国的传播高潮与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运动
　　20世纪初西学东渐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繁荣景象，美国实用主义在我国迅速形成传播高潮是这种繁荣景象的一个主要体现。1919年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前夕，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来华讲学，标志着实用主义在我国的传播进入高潮。
　　应中国教育团体之邀，1919年5月1日，杜威携同夫人、女儿来我国讲学，停留两年零二个月，足迹遍及北京、直隶、奉天、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作了一百多场的讲座，仅以教育问题为题的讲演就达20多次。来华讲学时间之长，内容范围之广泛，在西方学者中实属罕见。他的讲演传播实用主义哲学，宣传美国的文化、社会政治观、道德观和教育观，在我国知识界中产生很大影响。在这期间，我国学者撰写发表的介绍、评述实用主义的文章甚多。当时颇有影响的《新教育》杂志，1919年第3期还特地出版了“杜威号”专刊。传播与宣传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首推胡适，他不仅系统地介绍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实在论、经验论、真理观、方法论，而且把杜威的方法论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具体运用到“朴学”与“红学”的研究中去。其次是教育家陶行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时，曾师从杜威与孟禄，在杜威来华前后发表一系列文章《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试验主义与新教育》等，成为实用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与推行者。另外一个人物是时任《新教育》主编的蒋梦麟，在“杜威号”上发表《杜威之伦理学》、《杜威之道德教育》，对杜威伦理学的历史地位，杜威如何从社会与心理出发阐明道德教育原则等问题，都作了深刻论述。
　　五四前后实用主义在我国迅速形成传播高潮，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1840年鸦片战争，由于满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以我国失败而告终，此后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灾难深重的祖国，忧国忧民之士提出效仿西方“船坚炮利”，以引进科技为国求强求富。但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科技救国”幻想的破灭，学者们转而引进与传播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与哲学理论。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但是革命果实很快就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官僚手中，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全国人民仍处在专制统治的灾难之中。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思想观念的一次重大批判与冲击，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其根基。在这种形势下，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为代表的知识界名人，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进而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反封建反军阀官僚统治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是一次以科学与民主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迎来了实用主义在我国传播的高潮。
　　实用主义哲学，概括起来有以下的基本走向。强调以解决人生问题为主题的走向，实用主义哲学反对传统哲学超越现实世界去研究“本体世界”的形而上学，主张哲学应该研究现实世界，以解决人生问题为主题。杜威指出：当哲学不是为了应付哲学家问题的策略，而成为哲学家“处理人的问题的一种方法”的时候，便是哲学复兴之日。强调以价值为中心的走向，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出发点是看待事物的标准在于对人是否有价值，即在于此物能否满足人的欲望与要求。詹姆士认为，所谓好，仅仅是满足人的要求而已。真理就是对人有用，即对人有价值。强调以实行为本位的走向，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实行，一切都由实行、实践来决定其取舍，知识、观念、学说等是否正确，辨别其真伪，要靠实行来检验；离开了实行，根本谈不上效果、人的满足，再好的理论、学说、观念也等于一纸“空文”，毫无意义。强调以工具主义作为方法论的走向，实用主义哲学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一种方法论，杜威称其为工具主义，并把这种科学方法论归结为“五步”说——疑问、问题、假设、推理、证明。
　　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反对封建传统文化，提倡新文化，需要一种新世界观作为武器。实用主义正好符合他们冲破封建文化藩篱，提倡人的价值与个性解放的要求；实用主义正好反映了他们反对脱离实际的陈腐的“皓首穷经”的学风，提倡面对现实、实际新学风的要求；实用主义正好迎合他们反对愚昧与专制，提倡科学与民主的要求。
　　2.实用主义在我国遭受厄运与建国初期政治思想批判斗争
　　建国后五六十年代，实用主义在我国受到彻底批判与围剿。就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来说，批判声势之浩大，批判参与人之广泛，批判语词之尖锐，实用主义可算之最。在这场围剿和万炮齐轰的浪潮中，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等都出版了批判专著，全国主要报刊发表许多批判文章，作者几乎来自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下面几个方面：实用主义是美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御用哲学；实用主义是为大资产阶级和大商人服务的市侩哲学；实用主义是腐朽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是反科学反理性的蒙昧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方法论是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
　　建国初期对实用主义的批判与围剿，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首先是由建国初期我国面临的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决定的。建国初期，新生的共和国面临来自美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反对美国对新中国的挑衅与侵略，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任务。我们一方面在经济战线上加速社会主义改造，加快国民经济发展。同时加强国防力量，“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另一方面，把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一切反动思想的斗争，看作是从意识形态上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需要，所以作为美国官方哲学的实用主义，很自然就成了现代西方各种思潮中首当其冲的批判“靶子”。胡适是实用主义在中国的最大的代表人物，理所当然就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和作家协会的联合领导下，成立了七个组，分别对胡适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中国哲学史观、文学思想和中国文学史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
　　其次是由国际政治环境的大背景决定的。二战后出现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当时人们都认为两大阵营代表了两个根本对立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主义的故乡，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是惟一能在经济与科技方面与美国相抗衡的国家。新中国的成立，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向苏联学习，“一边倒”，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惟一的选择。国家经济建设依照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教育也照搬苏联的做法。意识形态和理论的领域，也按照“老大哥”的调子行事。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是遵照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基调进行的，对西方哲学思潮完全持批判与否定态度，“一棍子打死”。我们的哲学理论基本上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不加分析地把现代西方哲学统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思潮，把批判实用主义及其在中国代理人胡适，看作是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斗争，看作是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需要。
　　再次是由我国推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决定的。斗争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是建国后五六十年代推行这条“左”的路线的理论基础。尽管“左”的路线在建国之初不占主导地位，以后也有时紧有时松的现象，但总的来说是愈演愈烈，以致发展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倒党内走资派。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是阶级斗争的主战场。批判“红学”权威俞平伯，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风，批判胡适，……意识形态上的批判斗争运动一个接一个。
　　3.实用主义研究在我国走向繁荣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文革”后邓小平及时地正确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制定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祖国大地面貌焕然一新。哲学社会科学迎来了盼望已久的生机勃勃的春天。尽管此后不时也有风雨阴沉的天气，但毕竟是暂时的现象，总的来说是春光明媚的好时光。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实用主义的研究逐步走向繁荣与科学。
　　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果实累累。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二十年期间，出版关于实用主义的专著、译著数十种，发表文章达数百篇之多。这些研究几乎涉及了实用主义的所有主要方面，这些论著在理论上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
　　突破“左”的思维模式，评价力求做到客观和公正。学术界基本上摆脱了全盘否定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方法，评论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例如以刘放桐的《实用主义新探》、杨文极的《实用主义新论》、邹铁军的《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等一批专著的出版为代表，为客观正确地评价实用主义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对“顶级”问题进行探讨。学术界普遍认识到：真理是在辩论中发展的，真理愈辩愈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学术的重要途径。大家对过去认为是“禁区”的一些“顶级”问题，现在也敢于展开讨论了：如何正确评价实用主义哲学反传统形而上学问题，如何全面评论实用主义经验论、真理观问题，如何认识杜威教育思想的意义问题，如何看待实用主义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关系问题，如何理解实用主义哲学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问题等等。
　　对新实用主义研究的兴趣与关注。从六七十年代以来，新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界，乃至整个思想界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新实用主义成为研究的“热点”。90年代初，由中华外国哲学学会发起的、在广西桂林举行的、题为“美国新实用主义”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美国新实用主义产生与发展的背景，新老实用主义的异同，新实用主义的基本特征，以及新实用主义的评价等展开讨论。有的学者把新实用主义哲学的特点概括为：反形而上学二元论，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还有人认为新实用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尤其罗蒂提出的反对传统哲学认识论，主张后哲学文化；反对大写哲学，宣称“哲学终结”，更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发表有关文章甚多。
　　学者互访频繁，学术、资料交流顺畅。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留学生、访问学者赴美国学习、参加学术会议，较系统地研究了实用主义哲学。此外，美国当代著名学者普特南、罗蒂等人，应邀到我国访问，进行学术交流，产生了很大影响。从90年代以后，实用主义研究信息与资料交流比较顺畅。现在我国学术界基本上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获得国外有关研究的信息和资料。例如：美国很有权威的“杜威研究中心”(Center  for  Dewey  studies)，定期公布的研究杜威和其他实用主义者的著作，很快就能在北京、上海等学术研究机构或大学图书馆看到。
　　　　二
　　实用主义在我国一个世纪的传播，它的历史命运，经历了高潮、遭受厄运到走向繁荣的过程。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状况，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学者对实用主义哲学认识的艰辛历程。今天人类历史已跨进21世纪，正处在信息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必须抛弃旧的眼光、旧的思维方式，以新的眼光、新的思维反思现代西方哲学及其在我国的传播。唯其如此，我们才能促进东西文化交流和哲学繁荣。这里我们只从哲学角度谈两个问题。
　　1.正确认识和处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
　　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是我们长期来没有解决而又很难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反思实用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
　　问题症结所在——哲学政治化。实用主义在中国传播初期，应该说是比较正常的，即使是出现“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当时情况下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正常的。到了三四十年代，虽然开始出现了哲学政治化的倾向，但毕竟还只是一种“倾向”。50年代以后情况则完全不同，在“阶级斗争为纲”这条极左路线影响下，哲学与政治混同，哲学完全政治化，把实用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思潮加以批判，当时实用主义主要著作被翻译汇编成《资产阶级哲学思想批判材料》，以供批判之用。这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期间发展到了极端，实用主义不仅被列入封资修行列，当作毒草进行批判，而且还要“打翻在地踏上两只脚”。“文革”后，由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给现代西方哲学在我国的传播与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出现了新的景象。不过在80年代期间也出现过几次不大不小的“回潮”，学术界知识分子“心有余悸”，阴影久久不能离去。
　　这里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长期来我们把哲学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其一，是整个国家政治气候的原因。建国后我国在文化意识形态上推行一条“左”的路线，人们逐渐认为宁左勿右，左比右好。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右是修正主义，是立场问题，左是教条主义，是方法问题。这样，人们自然不会去、也不可能去划清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了。其二，是哲学与政治关系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的原因。我们口头上也常说：要分清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但实际上做起来却非易事，这是因为哲学与政治既有同一性又有非同一性，两者往往是纠缠在一起，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因此把这个问题阐述清楚，显得十分重要。
　　哲学与政治的同一性与非同一性。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却非如此。哲学是时代的产物。黑格尔曾作过精辟的论述：“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之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1](P56)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一样，没有人能够真正超出他的时代。“个人无论怎样为所欲为地飞扬伸张——他也不能超越他的时代。”“每一哲学都属于它的时代，受它的时代的局限性的限制。”“每一哲学都是它的时代的哲学。”[1](P48)每种哲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时代的产物，时代创造了哲学，时代决定和制约着哲学的主题。这里所说的哲学的时代，是指一种哲学理论、学派和思潮产生与存在所处的经济、政治、宗教、艺术、科学等的历史背景，这是哲学产生与存在的历史载体。当我们考察一种主要的哲学学说、思潮，一个时代的哲学主流和倾向时，只有把它放在当时政治、经济和科技发展等历史背景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科学的说明。
　　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又反作用于存在，上层建筑又为经济基础服务，这是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上层建筑的哲学意识形态，它总是与自己国家、民族当时的经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终是为其经济基础和一定政治目的服务的。例如：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哲学中提出的“理想国”中三种不同灵魂的人的地位；中世纪经院哲学成为当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神学的婢女；17世纪英国哲学为新兴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作论证；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作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先导”；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强调人的主体性、意志自由及理性主义，是为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建立“理性王国”服务的，等等。尽管他们都使用了晦涩的语言，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才将这一切表达出来。我们更不用说以实践性和阶级性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了。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哲学时就明确宣布：在未来人类的解放事业中，“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2](P15)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每个哲学家都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他的立场、思想总会具有一定政治倾向性，尽管不同的哲学家其政治倾向性的程度不同，有的哲学家一生中还有前后期等分别，但完全超越现实的“纯粹”的哲学家，恐怕是很难找到的。
　　这就说明了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联系性、同一性，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哲学从骨子里面都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但事情还有另一面，这就是哲学与政治的非同一性，它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哲学的相对独立性。哲学是高悬于空中的，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哲学是“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3](P249)就这点来说，哲学与政治学、法律学等社会科学不同。哲学虽然是在人类物质生产发展到了一定水平，有了“闲暇阶级”后才产生的，但不能把它看成是直接受某种物质利益驱动的，更不能笼统地认为它直接受制于阶级的需要。黑格尔说过一句话：从物质利益的享受来讲，我们可以把哲学叫做一种“奢侈品”。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与其他人类精神产品如文学艺术有类似之处，它的产生与存在是出于人类“高尚”精神生活的需要，它旨在提高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