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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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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农产品市场供给充足。2001年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增加了1473公顷,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为32%;全国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已超过95%;畜牧水产业比重上升,2001年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牧、渔业所占比重分别达到30.4%和10.8%。农产品加工水平和效益不断提高,有效地提高了初级产品的附加值,延长了农业产业链,提高了农业整体效益,增加了农民收入。我国的谷种、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2001年达到2366元,比1990年实际增长62%。
  (四)从基础设施来看:“八五”期间,国家采取措施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等重大工程相继开工。特别是1998~2001年,累计发行国债6600亿元,形成投资总规模3万亿元,其中大部分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兴建了一大批包括加固长江干堤等利国利民、增强发展后劲的重大工程。交通运输能力显著提高。我国高速公路已达1.9万公里,居世界第二。公路里程由1990年的103万公里增加到170万里,铁路营业里程由5.8万公里增加到7万公里。固定电话用户已突破2亿户,移动电话用户也已近2亿户,均居世界第一。过去长期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现在已基本消除,城市面貌明显改观。
  (五)从教育与科技来看:几十年前我国是一个文盲、半文盲人口占80%的国家。经过多年努力,到2000年,“两基”目标初步实现,“普九”的人口覆盖率达到85%,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基础教育的发展为提高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奠定了重要基础。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与1990年相比,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程度的由1422人上升为3611人;具有高中程度的由8039人上升为11146人;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344人上升为33961人。2001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268.3万人,研究生招生16.52万人,分别为1988年的4倍和4.6倍。科技方面的创新能力大幅度提高。通过实施国家"863"计划、"973"计划、重大科技攻关计划等一系列科技计划,在许多重要领域取得大量的创新成果,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从1990年的125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10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0.68%提高到1.1%。我国科技实力总体上已居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领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也明显加快,有力地推动了企业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的提高。
  (六)从就业和社会保障来看:1998~2002年6月底,全国累计国有企业下岗职工2600多万人,有90%以上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基本都能按时领到生活费。其中1700多万人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实现了再就业。1998~2002年,共发放基本养老金8296亿元,其中补发历史拖欠款215亿元。1998~2001年,中央财政对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的两个确保资金,给予了1300亿元的专项补助。2001年底,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1.04亿人,比1989年底增加近3900万人,4年累计发放失业保险待遇270多亿元。现在,全国所有城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全部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1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1.4亿人,是1990年参保职工的2倍。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由1996年的12%提高到2002年6月底的99.3%。企业离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水平已从1990年的129元提高到579元。到2002年8月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人数达到8200万人。
  (七)从实施可持续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来看:我国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在二十年取得了突出的成效。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89年的15.04‰下降到2001年的6.95‰,人口素质不断提高。1998~2002年,全国用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的投入达5800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29%。5年来全国共植树造林3.6亿亩,封山育林4.8亿亩。2001年与1991年相比,污水排放量下降57.2%,固体废物排放量下降33.4%,废气排放量下降30.5%,城市污水处理率由16%提高到36%。自90年代以来,中国西部大开发备受世界瞩目。国家按“以线串、以点带面”的方针,依托交通干线和中心城市,努力培育经济增长点来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加大对西部地区建设资金投入和转移支付的力度,国债投资中用于西部的超过国债总金额的1/3。2000年,国家在西部地区新开工了十大项目,总投资1000多亿元;2001年新开工12个项目,总投资2000多亿元;2002年计划新开工14个重点项目,总投资3000多亿元。2000~2001年,国家用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达300多亿元,2002年退耕还林工程全面启动。
  (八)从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来看:1990~200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8300亿元增加到37595亿元。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按经济学的恩格尔系统标准,居民的食物性支出占整个消费支出的比重高于60%,属于绝对贫困;在60%到50%之间属于温饱;50%到40%即是小康;30%到20%就是富裕。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由1990年的58.8%下降到49.1%,2001年又降到47.7%。城镇居民由1990年的54.2%下降到37.9%。城乡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明显改善。2001年,城市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达15.5平方米,农村人均居住面积达25.7平方米。国家先后两次缩短法定工作时间,由6天工作制调整为5天工作制,法定节假日由7天增加到10天,每年形成三个休假黄金周。我国人民平均期寿命从1990年的68.8岁增加到2000年71.4岁。2001年我国人文发展指数首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由上年的0.706提高到0.718。
  上述也是我们拥有的一个比20年前殷实得多的“家底”;一个民康物阜的“家底”;一个总体上达到了现代小康水平的“家底”。八十年代有首著名的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中咏道:“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但时光的隧道真的运行到了20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今天中国的小康生活比歌中更实在。
    三、中国小康社会的奋进
  如果说中国现代小康社会是一部雄伟的史诗,那么现时的总体小康水平还只是一个精彩的开篇。正如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的莱曼教授所说:“中国现在是一部全速运转的经济发电机,”“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中华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未来世界格局中三足鼎立的一足”。的确,中国现代小康社会的好戏还在后头,这就是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上讲的:“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邓小平“三步走”战略最关键的一步,他老人家曾反复强调:“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为了落实21世纪中叶的奋斗目标,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江泽民同志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新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按照这个战略规划,我们从上世纪末进入小康社会后,将分2010、2020、2050三个阶段,逐步达到现代化的目标。新“三步走”是对原有的“三步走”战略的进一步展开。邓小平原设计的“三步走”,对第三步只作了一个大略的构想。在走完前两步之际,把第三步的目标和步骤进一步具体化,作出新规划,是江泽民同志的一项重要的贡献。2000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规划“十五”计划时又明确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更加精辟地全面地阐述了“第三步”的思想体系和精华。他指出:“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二○二○年力争比二○○○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江泽民同志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创新家。他的论述,辨析了总体小康水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尺度与关系,明确了方向与奋进的目标。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平衡的小康应当说是中国人民奔小康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也是从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低水平是小康社会的门槛,低水平是指人均国民总收入还不高,甚至还有相当比重的人口没有进入小康。我们看到,2002年我国的国民总收入人均100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且人均数不等于都达到这个水平,大体上只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进入小康,还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口达不到这个水平。不全面是讲总体上的小康水平基本还处于生存消费的满足,主要只是指解决了衣食无虞的问题,而发展性消费还没有得到有效满足,社会保障还不健全,恩格尔系数还有待下降。另外,总体上的小康水平多从经济方面看,侧重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关注不够。至2000年,就仍有三个指标还没达到小康标准,即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066元,只实现原订小康指标的85%;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仅实现原指标的80%;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为75克,只实现了原指标的90%。发展不平衡是讲总体上的小康水平的人口在全国分布是不平衡的。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发展水平存在差距。从地区看,东部地区进入小康的比重大,中西部地区则比重小;从城乡看,城市进入小康比重大,农村进入小康比重小;从收入差距看,高中低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很不平衡。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1年排名第一的广东省的经济总量超过1万亿元,而排名最后一位的西藏只有139亿元。2002年我国甘肃宕县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741元人民币,而同期上海浦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6500美元了。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指出,如果考虑农民收入的实物部分以及城市居民收入中的隐性部分,则城乡收入差距不是3:1,而是5:1乃至6:1。同时,江泽民同志的论述更科学的是,倍增了全党全国人民奋进的信心。因为“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平衡”既是中国今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可以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虽然过去24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增长9.3%的高水平,但毕竟人均GDP才1000美元,与发达国家的3万,次发达国家的2万相比,空间很大。这是其一;其二,国内地区的差异高可达4000美元(上海),低才300美元(贵州省)。发展的空间也很大;其三,以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来分析,虽然我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左右,但经济总量只占不到4%。我们的人口比美国多3倍,美国经济比我们大9倍。如果经济比重与人口比重相适应,就算前者只达到后者的一半,那也意味着经济可翻两番;其四,我国城市化水平很低,2001年只有37.7%,城乡差距也很大,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乡差距的缩小,本身都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都会创造数千亿的需求,带来GDP1到2个百分点的增长;其五,从产业差距来看,我国第三产业只占GDP的1/3强,而发达国家占60%-70%。服务业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带来GDP近1个百分点的增长。即使与45%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较,我们也还有1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所以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空间很大。邓小平同志的“三步走”和江泽民同志的“新三步”战略,既是一个宏伟的目标,也是一个符合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杰作。
  根据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综合有关部门参照国际上常用的衡量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同时,考虑我国国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准可包括为这样十个方面:一是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3000美元,这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标志。2000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854美元。按照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发展速度测算,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超过3000美元,达到当时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二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到2020年达到18000元。过去2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倍,预计今后20年,我国经济将继续快速发展,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能够保持过去20年的增长势头,到2020年达到18840元;三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000元。过去20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增长了3.5倍,其中近10年增长1.6倍,到2000年为2253元。预计今后20年,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民收入有可能增长3.2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达到7210元;四是恩格尔系数低于40%。近10年,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下降了1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正处于新的升级过程。2000年,全国恩格尔系数为46%。预计到2010年下降到40%,2020年前后下降到35%左右;五是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平方米;六是城镇化率达到50%。我国近10年城镇化率平均提高1个百分点,2000年为36.2%。今后20年,工业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我国将坚持城镇化战略,城镇比率每年可以提高1个百分点,到2020年可达56%;七是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20%;八是大学入学率20%。目前,我国大学入学率为11%。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力度的加大,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我国大学入学率到2005年可以达到15%,到2020年有可能超过20%,达到25%;九是每千人医生数2.8人。到2000年,我国已达到每千人为2人,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到2020年预计每千人超过3人;十是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95%以上。此标准对于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没有设出具体量化指标,所以,只称为一个基本标准。
  实现这些标准,估计社会指标要难于经济指标。在经济指标方面,如果GDP每年以7.2%的增长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就可达到35亿人民币,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3000美元,肯定没问题,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人均国民总收入4000美元也没问题,中国经济至少有20年以上的高增长,也就是7%至8%的高增长。韩国和台湾那么小的经济,那么点劳动力,从他们经济起飞算起,高增长都持续了40年。从1978年算起,我国起码应该高增长50年。我们有比他们更多的劳动力供给,有更大的市场规模,把握得好就是更长时间的高增长。也只有更长时间的高增长才能更好地解决中国的问题,比如农民进城问题、工业化率问题。何谓工业化率?一个国家衡量工业化率一般从三次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份额和就业份额两个指标来考核。2000年我国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50.9%,这表明已经初步实现工业化。但从三次产业的就业份额看还不理想。2000年的三次产业就业份额分别为50%、22.5%、27.5%。20年后这个指标分别应是20%以下,40%和40%以上。通过努力相信也是可达到的。而社会学指标广泛而弹性大。社会学指标主要表现在城市化进程、社会结构的构成、教育与科技的水平以及社会生活质量等几个方面。全面小康社会是社会的整体进步,除了经济的发展外,强调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城市化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城市化是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进步的体现。发达国家大致在20世纪70年代相继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水平大于70%,步入后城市化阶段。我国“小康”发轫之前,由于在户籍、土地、经济、教育、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实行严格的城市控制政策,延缓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近20年虽急起直追,但目前城市化水平仍在37.7%,这是完成社会学指标需重点攻关的任务。社会结构问题也是社会学指标的一个大问题。全面小康社会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等级结构,其特质是具有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与之相反的传统型社会阶层结构的模式是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这种社会极少数人居于社会上层,而绝大多数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国际经验验证:“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社会资源的配置趋于合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较小。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伴随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形态的构成,才能深刻、本质地反映中国整体现代化水平。教育与科技方面的社会学指标是众所周知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无疑落后。邓小平在90年代就曾说过,最大的失误在教育。虽然在1999年大学已经扩招,但还需努力,因为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甚至还亚于印度。衡量一个国家人口受教育程度还有两个指标,一是文盲率,二是成人识字率。2000年我国成人识字率为85%,我国文盲人口老龄人口居多。20年后人口文盲率必然会明显下降,但成人识字率必需要达到95%以上才行。教育上的落后必致科技的落后,这是铁律。社会学指标的人均寿命也要引起重视。2000年世界人均预期寿命为67岁,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1.4岁。2020年应该向预期75岁冲击。还有第三产业、就业、食品支出比例、电话、用电量、人口自然增长率等都是相关社会指标,都是要上台阶的。这里还要特别需提及的是中国农民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农”是关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只有大多数农民富了起来,才能说中国真正富了起来,只有农民的小康水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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