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国际法论文是:反体系运动在今天意味着什么。

　　我在20世纪70年代创造了一个新词“反体系运动”，因为我希望有这么一个词，它能涵盖两种群众运动：一种以社会运动为标志，另一种以民族运动为标志。它们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分析层面上都是独立和迥然不同的，在许多方面是相互竞争的。社会运动被认为首先是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的运动，它们似应在各国国内进行反对资产阶级/雇主的阶级斗争。民族运动被认为是争取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运动，其方式或者把被认为属于同一民族的独立政治单位聚合在一起(例如意大利)，或者从被认为是帝国和压迫该民族的国家中独立出来(例如亚洲或非洲的殖民地)。
　　两种运动作为组织良好的官僚结构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强大。两种运动经常认为自己代表的目标优先于其他任何政治目标，特别是优先于另一种竞争运动所代表的目标。结果，这就使这个运动的人经常严厉谴责那个运动的人。他们很少在政治上相互合作，而如果他们进行合作，他们经常把这种合作看做是临时性战术，而不是根本性联合。
　　但是，在我看来，回顾1850～1970年期间两种运动的历史就会发现，它们有很多共同特征。
　　第一，大多数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不断宣称自己是“革命的”，即主张社会关系的根本转变。的确，每种运动中都存在着一派，有时是在分开的组织中(但有时并不如此)，它在社会转化问题上持更渐进的观点，从而回避革命性言辞。但一般来说，至少在最初以及在一个很长时期，掌握政权的人把所有这些运动都看做是对自身稳定甚至对自身政治结构生存本身的威胁。
　　第二，在一开始，两种运动在政治上都相当软弱，不得不艰苦奋斗以求生存下来。它们受政府压制甚至被宣布为非法；它们的领导人遭到逮捕；它们的成员经常遭受国家和私人暴力的蓄意侵犯。许多早期运动遭到彻底破坏。
　　第三，19世纪最后30来年，两种运动同时开展了关于战略问题的大辩论。辩论是在两部分人中间进行的，一部分人持“国家导向”观点，另一部分人把国家看做一个固有的敌人，从而转向强调个人的改造。对民族运动来说，这场辩论在政治民族主义者和文化民族主义者之间进行。
　　第四，这些辩论的历史后果是那些持“国家导向”立场的运动终于获得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得以说服大多数人的关键论点是：国家是实际权力的直接来源，而忽略国家政治中心地位的任何企图都注定要失败，因为国家将会镇压——实际上成功地镇压——任何无政府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国家导向的团体在19世纪末叶阐明了一个所谓两步走战略：首先在国家结构中获得政权；然后改造世界。这无论对社会运动还是民族运动都适用。
　　第五，社会主义运动在自己的观点论证中常常含有民族主义言论，而民族主义运动在自己的观点论证中常常含有社会主义言论。结果，双方立场的差别比这些运动一向承认的要模糊得多。人们经常指出，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常常比保守运动或国家本身更能发挥促进民族统一的作用。非常清楚，在中国、越南或古巴最终获得了政权的共产党也是作为民族解放运动存在的。这里有两个原因：其一，组织动员过程迫使两种运动努力把尽可能多的人吸引到自己阵营中来，而扩大理论基础对此很有帮助。其二，两种运动的领导人经常下意识地认识到，在现存体系中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因此，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超过各自理论所认可的范围。
　　第六，两种运动的群众组织动员过程基本相似。在大多数国家，两种运动都从一些小团体开始，通常是知识分子加上少数来自其他阶层的激进分子。获得成功的运动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它们凭借长期的教育和组织运动，能够牢固建立起由围绕一个中心的激进分子、同情者和消极支持者层层组成的群众基础。消极支持者形成的外围扩大到一定程度，使激进分子犹如水中的鱼儿(用毛泽东的比喻)，这时，运动就成为争夺政治权力的实际力量。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自称社会民主的运动主要在位于世界经济核心地区的国家比较强大，而自称民族解放的运动主要在位于世界经济半边缘和边缘地区的国家比较强大。后者对共产党来说大致也是这样。原因是清楚的，较弱地区的运动认为自己争取平等的斗争取决于它们能否从强大的帝国手中夺取对国家结构的控制(直接或间接行使的控制)。核心地区的运动已经处于强势国家中。如果它们要在自己争取平等的斗争中取得进展，它们就需要从这些地区的支配阶层手中夺取权力。但正因为这些国家强大和富裕，起义是有悖情理的战术，因而这些政党采用选举路线。
　　第七，两种运动都努力解决作为基本变革方式的“革命”和“改良”之间的矛盾/辩论。两种运动都围绕这个辩论进行过无休止的争论。但事实上，最后，在两种运动中，辩论被证明是建立在完全误解现实的基础上。革命者原来在实践中并不那么革命，而改良主义者也不总是要改良，或者至少随着运动自身政治轨迹的发展，两种风格之间的差别变得越来越模糊。因为，革命者发现，如果他们要生存下来，他们就不得不做出许多妥协。而改良主义者发现，所假定的合法变革道路在实践中经常是此路不通，从而需要武力或至少威胁使用武力来除掉障碍物。
　　因此，所谓革命运动取得政权通常是由于战时状态导致了现政权倒台，而不是由于它们能够发动起义。正像有报道所说，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曾经说过：“政权散落在大街上。”而一旦得到政权，运动(不管它们如何取得政权)就谋求维持政权，而这常常要求牺牲战斗性以及牺牲与别国运动的团结。不管这些运动是通过子弹还是选票获得了政权，群众对它们的支持最初都同样强烈。长期斗争之后建立的政权都得到了街头民众的欢庆。
　　第八，两种运动都是实施两步战略。一旦走完了第一阶段，一旦运动获得了政权，运动的追随者就期待它们完成第二阶段的许诺：改造世界。所有的运动都发现：如果说它们以前不知道的话，那么现在它们感到国家权力的力量比它们原来想像得小。国家都受制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都是国家体系的一部分，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主权是绝对的。
　　它们执政越久，它们似乎越推迟实现自己的承诺。一场战斗动员运动中的干部变成了一个执政党的干部。从而，他们的社会地位改变了，而他们的个人心理也因而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苏联被叫做“统治集团”(Nomenklatura)的阶层在运动执政的各国似乎都以某种形式出现了，这是一个高官特权阶层，他们比其他人拥有更大的权力(以及更多的实际财富)。同时，在国家发展名义下，普通工人更辛苦地工作和做出更多牺牲。富有战斗精神的工团战术曾经是社会运动的日常内容，现在变成了“反革命”行动并遭到大力阻止，经常为执政运动所镇压。
　　所以，观察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形势，我们发现：(1)这两种运动比以前更加彼此相像。(2)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都完成了两步战略的第一阶段。它们取得了政权，几乎遍及各地：从易北河到鸭绿江，共产党在世界1/3的国家取得了政权；民族解放运动在亚洲和非洲(以及民粹运动在拉丁美洲)取得了政权；社会民主运动(或类似的政党)在整个欧洲世界的大多数国家(至少在轮换基础上)取得了政权。(3)但它们并没有改变世界。
　　正是这三个因素的结合突出了1968年世界革命的基本特征之一。革命者有不同的地方性要求，但他们在各地都坚持两个共同的基本观点：第一，他们反对美国霸权以及苏联与这个霸权的共谋。第二，他们谴责老左派(传统反体系运动)，因为他们已经“不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而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第二个特征是在反体系运动大众支持者的大规模幻灭中产生的，原因是这些运动在执政之后的表现。他们所在的国家的确实行了一定数量的改革。通常，教育和医疗设备增加了，就业有了保障，但生活质量中存在大量的不平等。异化的工资劳动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工作活动中的比例扩大了。无论在政府层面还是在工作场所，真正的民主参与或者不存在，或者没有扩大，情况还常常相反。在世界范围内，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常常与它们从前发挥的作用没有多少两样(例如，在卡斯特罗以前，古巴是蔗糖出口经济；在卡斯特罗之后，它仍然是一个蔗糖出口经济，至少直到苏联解体之前如此)。简言之，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人们的不满可能有所不同，但不满同样存在，大多数时间也同样广泛。在这些国家执政的运动恳请人民要有耐心，因为历史在自己一边，但人民的耐心越来越少。
　　世界人民从正统反体系运动一旦执政后的这种表现得出的结论是负面的。他们已经不再确信未来是光明的，因此，他们开始撤回对这些运动合法性的认定。他们不再相信，这些政党将会不可避免和确定无疑地带来一个更平等的世界。而且，对这些运动失去信仰之后，他们撤回了对国家作为转化机制的信仰。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选举中不再投这些政党的票。这意味着，这种投票已经变成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防御性投票，而不是肯定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对未来的期望。
　　虽然如此，1968年以来，人们继续努力来寻找某种更好的反体系运动，这种运动是真正反体系的，也就是说，能够真正把我们带向一个更民主、更平等的世界。这种努力有4种类型，其中有的仍在继续。
　　第一种是一度盛行的各类毛泽东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到大约7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出现了大量运动，它们彼此不同、相互竞争，通常规模很小，但有时也相当大，它们自称毛泽东主义，意思是说它们多少都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启示。从本质上说，它们认为老左派失败了，因为它没有宣扬纯洁的革命教义，而这些运动提出要遵循纯洁的教义。但这些运动都式微了，原因有二：第一，它们本身就何谓纯洁教义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因此迅速变成了封闭的宗派小团体。或者，如果它们的规模非常大，例如在印度，它们则演变成老左派运动的新版本。第二个原因甚至更重要。随着毛泽东去世，灵感的全部来源消失了。今天，任何有影响力的这类运动都不存在了。
　　第二种是延续时间更长、自认具有反体系地位的所谓新左派运动——绿党和其他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种族/“少数”民族运动(例如美国的黑人或法国的北非移民后裔)。这些运动声称拥有很长的历史，但事实上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它们才第一次作为重要运动、或者以复兴和战斗性更强的形式出现在全世界(尽管在整个欧洲世界比在世界体系其他地方都更强大)。这些运动主要有两个共同特征：其一，它们坚决拒绝老左派运动，包括其两步战略、其内部等级制度及其指定的那类优先行动(那种认为妇女、“少数民族”和环保需要都是第二位的，应在“革命之后”着手解决的思想)。它们也对国家以及国家导向的行动非常不以为然。其二，到20世纪80年代，所有新左派运动内部都分裂为德国绿党所说的“教条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the  fundis  and  the  realos)。这再现了20世纪初老左派运动中关于革命/改良的辩论。最终结果是，在所有运动中，教条主义者都失败了，他们基本上已经消失。赢得了胜利的现实主义者越来越具有各类社会民主运动的面貌，他们与传统社会民主运动差别不大，但更多关注生态或性别种族歧视或所有这类问题。今天，这些运动在一些国家继续发挥重要影响，但它们似乎并不比老左派运动更反体系。特别是由于继续存在的老左派运动从1968年世界革命和新左派运动的兴起中吸取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它们需要把生态、性别、性倾向选择和种族歧视等问题纳入自己的纲领宣言中来。
　　第三种宣称具有反体系地位的运动是所谓人权组织。当然，其中有些组织，例如国际大赦组织，在1968年以前就存在。但人权组织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对此颇有助益的是吉米·卡特在中美洲问题以及后来签署1975年赫尔辛基人权条约对东/中欧国家中都采用了人权语言。这两个行动使当局内部谈论人权的大量组织合法化。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种族清洗扩散到世界各地，特别在巴尔干地区和卢旺达，引起了公众对这些问题的高度关注。
　　人权组织认为自己以“市民社会”的名义发言，这个术语本身就指明了战略。按照定义，市民社会不是国家。这个术语来自19世纪对法律领域和实际领域(le  pays  legaland  le  pays  reel)之间、执政者和代表大众倾向者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产生的问题是：市民社会如何消除它和国家之间的差距?它如何能够控制国家或让国家反映自己的价值观?这个区别似乎假定，当前控制着国家的是那些特权小集团，而“市民社会”则是开明的广大人民。
　　这些组织的确具有影响力。它们的确让一些国家——可能包括所有的国家——在自己的政策中反映人权关注的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组织越来越像国家的附属机构而不像国家的反对派，而从总体上说，它们当然并不是那么反体系的。它们变成了非政府组织，主要位于核心地区，努力把自己的政策贯彻到边缘地区中，而在这些地区它们经常被当做它们所在国的代理人而不是这些国家的批评者。无论如何，这些组织很少发动群众力量的支持，而是依靠它们能否利用自己在核心地区的精英激进分子的力量和地位。
　　第四种是所谓反全球化运动，这是1968年后反体系运动的最新版本。这个名称并不是这些运动自己说的，而是它们的对手加上的。媒体使用这个词组大概并不早于报道1999年抗议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全球化作为倡导货物和资本自由贸易的新自由主义鼓吹者的一套说辞，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媒体对它的关注集中在达沃斯会议，而从制度上推行全球化的则是华盛顿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以及世贸组织的强化。西雅图会议原来是为扩大世贸组织作用而进行的一次重大努力，令大多数人意外的是，发生了大规模抗议，实际上搅乱了会议。破坏分子包括很大一部分美国的组织，有老左派(工会)和新左派，也有无政府主义团体。确实，美国劳联—产联(AFL—CIO)在如此激烈的行动中愿意与环保组织一样站在公众一边，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新的现象，而由于这些都是美国的组织就更加如此。
　　西雅图会议之后，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举行似乎与新自由主义议程有关的政府间会议，世界各地都继续发生一系列示威活动。这一切最后导致建立了世界社会论坛(WSF)，开始的几次集会都在阿雷格里港举行，到2002年第二届会议的时候，世界社会论坛吸引了来自1000多个组织的5万多名代表。下一年，将会召开大量地区性的同类会议，为2003年大会做准备。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反体系运动的新角色。
　　这个新型运动的特点不同于所有以往形成的运动。世界社会论坛努力聚合以往所有的各种反体系运动(老左派、新左派、人权组织以及不易纳入这些类别的任何运动)。它努力把那些纯粹地方性和地区性的运动、国家内部的运动以及跨国运动联合在一起。联合的基础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即进行反对新自由主义社会恶果的斗争以及对各自当前优先目标的相互尊重。非常重要的是，世界社会论坛努力把北方和南方的运动联合到一个单一框架内。他们迄今提出的惟一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甚至更奇怪的是，世界社会论坛在进行这些努力的时候并没有建立一个总体性上层建筑。目前，它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个由大约50多人组成的国际协调委员会，代表着各种运动和不同的地理位置。
　　尽管某些老左派运动抱怨说世界社会论坛具有改良主义外貌，但抱怨与不和迄今都微不足道。抱怨者提出质疑，但他们还没有进行公开指责。当然，应该承认的是，到目前为止的成功是建立在一个否定性基础上的，即拒绝新自由主义，无论它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是作为制度实践。许多人提出，世界社会论坛从这个否定性立场转向倡导一个更清晰、更有建设性的纲领上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否做到这一点，同时维护团结和坚持不建立一个总体性(和不可避免地等级化)结构，这是今后10年的重大问题。
　　正像我在其他文章中指出的，(注：[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乌托邦幻想，还是21世纪的历史选择》(Immanuel  Wallerstein,Utopistics,or  Historical  Choices  of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New  Press,1998)；另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变革时代：世界体系的轨迹，1945—2025》(Immanuel  Wallerstein,Terence  K.Hopkins  &  Immanuel  Wallerstein,coords.,The  Age  of 
 Transition:Trajectory  ofthe  World-System,1945—2025,London:Zed  Press,1996)。)如果说现代世界体系正处于结构性危机之中，而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变革时代”，即一个分岔和混乱时期，那么，事情就很清楚，对反体系运动来说，它们面临的问题的形式与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都非常不同。以国家为导向的两步战略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延续下来的以往反体系组织既不易又不便提出一套长期或当前的政治目标。少数试图这样做的人从可能的追随者那里得到的是怀疑和无动于衷，后者甚至更糟。
　　体系变革时期有两个特点，它们支配着反体系战略的基本思路。
　　第一个特点是，执政者将不再试图维持现存体系(它已经注定要自我毁灭)，而会设法保证变革将建立这样一个新的体系，它将复制现存体系最坏的特点(等级制、特权和不平等)。他们可能还没有运用反映现存结构崩溃的语言，但他们正在执行建立在这一假定基础上的战略。当然，他们的阵营并非团结一致，正如所谓中右“传统主义者”和极右军事主义鹰派之间的冲突所表现的那样。但他们正在加紧工作以便支持那种不是变化的变化，即一个与现存体系同样坏(或更坏)的新体系。
　　第二个根本特点是，体系变革时期是一个极不确定、不可能预知结局的时期。历史并不站在任何人一边。我们每个人都能影响未来，但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其他人实际上将如何行动来影响这同一个未来。世界社会论坛的基本框架反映并凸现出这个悖论。
　　因此，变革时期的战略应该包括四个组成部分，任何一部分都是说来容易做到难。
　　第一个组成部分是对变革和我们希望看到的结局进行广泛、公开的经常性辩论。这从来都不是容易做到的。历史上的反体系运动在这方面也从来不太在行，但这是紧迫而又不可缺少的。今天的气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利，它突出了知识分子在这一历史关头的作用。(注：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变革时代的知识分子》，载《21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危机和反抗》，2002年版(“Intellectuals  in  an  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