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国际法论文是:现阶段大国关系调整的特点、动力及趋势。

　　冷战结束之后，大国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9·11事件”之后，这一调整进一步加深　。大国关系的调整，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它对于后冷战时期的国　际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而这一调整的走势和结果，对于各国　外交都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一、“9·11”后大国关系调整的特点
　　“9·11”后，大国关系调整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从总的趋向来说，它是冷战结束后大　国关系调整的继续和深入，基本动力和基本方向没有改变。(注：美国政府2002年9月公　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说：“2001年的‘9·11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与　其他主要世界力量中心的关系，并且开辟了广阔的新机会。”实际上“9·11事件”更　多改变的是美国对其他大国的态度，而不是其他大国对美国的态度。无疑，“9·11事　件”使大国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是否是根本的改变还需观察。)“9·11事件”的　突出影响在于它有力地强化了其中的两个动力因素——全球化和大国国内政策。全球化　一方面使大国间经济、政治、文化的融合加深，共同利益增大；另一方面也使某些原来　只存在于局部的问题国际化，国际恐怖主义即是最突出的表现。国内政策因素是指一国　政策的变化对大国关系发生的作用，这一政策变化可以是国内政治和国内形势变化在其　外交政策上的反映，也可以是单纯的外交政策调整。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增强导致原有动　力组合形态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使大国关系调整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突显，使反恐上升为对大国关系具有支撑功能的新的利益　交汇点。反恐对大国关系的支撑意义，不仅体现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中　的合作。事实上，在阿富汗塔利班被摧毁之后，国际反恐已经从具体行为抽象为共同接　受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之下，国际反恐有了更深的内涵和更广泛的外延。为预防国际恐　怖主义的升级，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的重要性变得尤为突出，这对于大国合作提出　了新的要求。国际反恐不仅使大国的共同利益面增加，而且使国家利益的传统形态和对　它的传统理解发生变化，某些传统矛盾在一定条件和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减小或是退居　次要地位。以美俄关系为例，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从地缘政治利益来说与俄罗斯的政　治和安全利益相矛盾，但从反恐利益来说符合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反恐利益和传统地缘　政治利益的碰撞既没有抵消前者，也没有使后者消失，它们处于矛盾的状态下，在一定　条件下可以发生某种程度的妥协，甚至是不同国家利益的交叉融合。
　　其次，传统的安全观念、安全思想和安全战略遭到强烈冲击，大国开始从根本上重新　考虑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许多重大问题，并不同程度地调整了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美国　和俄罗斯的调整幅度最为显著。由于在反恐目标之下的合作受到了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　调整的深度支持，俄罗斯与美国在“9·11事件”后大幅度改善关系，打破了两国关系　自1993年以来徘徊不前的僵局。俄美关系的突破带动了整个大国关系的再调整，它是新　一轮大国关系调整的核心环节，整个大国关系的调整实际上围绕着俄美关系的变化而展　开。
　　再次，大国关系出现了深度调整的趋势。大国关系在经历了冷战结束后的快速调整时　期之后，失去了强劲的动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僵滞。“9·11事件”的发生重新激活　了已经有些冷却的动力源，并且使大国关系的调整在性质上加深。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国家集团因素进一步减弱。大国关系不仅仅是双边关系，而且具有深厚的国家　集团背景。冷战时期五大国中的四个国家分属不同的国家军事政治集团，中国虽在其外　，但与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亦受到大国集团因素的作用。在后冷战时期，苏联集团瓦解　，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尽管依然存在甚至还在扩大，但对大国间双边关系的作用明　显减弱，双边关系成为大国关系的主要驱动力。大国关系也越来越成为比较单纯的双边　或多边关系，与国家集团的直接联动效应趋弱，特别是负面效应，如俄美关系的恶化并　不直接带动俄欧关系的紧张，俄罗斯与北约集团的矛盾对俄欧的关系也没有造成严重障　碍。“9·11”之后，中、美、俄、欧、日等大国越来越主要是从双边的角度考虑相互　关系，“非集团化”倾向更加明显。非集团化一方面使大国关系简单化，另一方面也使　大国关系出现了更多结构和组合形式的可能。
　　二是非敌对性趋势进一步加强。非敌对性是后冷战时期大国关系调整的一个主要特点　。冷战之后出现的“冷和平”使原处于敌对状态的大国关系的性质含糊不清，出现了“　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的状态。在大国关系整体走向改变的情况下，冷战遗留的大　国对立的阴影仍时隐时现，南斯拉夫危机、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和美国试图退出反导　条约都带有明显的冷战遗风。“9·11事件”改变了这种状况，大国关系性质逐渐清晰　，非敌对性趋向增强。美俄宣布相互不视为威胁和结成新战略关系即是最好的印证。有　学者对这种现象评价道：“现在的情况几乎是300年来国际关系中独一无二的现象，大　国中的战略对手消失了，没有一个大国把另一个大国作为主要安全威胁，没有一个大国　努力蓄积军事力量去反对另一个大国，没有一个大国要竭力组成联盟去反对和遏止相互　针对的侵略意图。”(注：Robert  Legvold,“All  the  Way-Crafting  U.S-RussianAlliance”,The  National  Interests,Winter  2002/2003,p.30.)
　　三是互动性出现增强趋势。大国相互关系越来越接近均同的关系，大国之间因某一具　体问题可以形成某种短暂的联合，但形成持久的反对某一国的联合可能越来越小。每两　个大国之间都可能有矛盾，但同时也有合作和利益关系，每一个大国对待与其他大国的　关系都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立场，都尽力避免被利用来反对第三国，既合作也竞争成为　大国之间普遍的规律。俄罗斯在保持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情况下，不仅与美国建立　了新战略关系，而且推进了与印度和日本的战略合作；欧洲国家作为美国的盟国，在许　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显示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如在伊拉克问题上，德法等欧洲大国与美　国的立场分歧严重，而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立场相近，这在过去是十分少见的。
　　　　　　二、现阶段大国关系调整的基本动力
　　现阶段大国关系的调整始于冷战结束。后者有一个持续的过程，柏林墙倒塌是其中一　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从最直接根源来说，1987年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提　出启动了冷战走向结束的过程。“新思维”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提出了世界的　整体性、相互依赖性、安全的共同性、国际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　以及苏美从对手转为合作伙伴等概念。(注：М·Горбачев．“Перест　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ъппление”，Москва，Нздате　лвсты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c.135—145.)它　在理论概念和外交实践上都是对冷战理论和冷战政策的反动。随着华约解散、柏林墙倒  塌、苏联解体，国际关系中冷战所特有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改变：两大军事集团的对  立成为过去；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从超级大国跌落为普通大国，失去了与美国对抗争雄  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不得不放弃与美国争霸世界的雄心和企图；世界大战的可能、  特别是俄美之间核大战的可能微小，大国和大国军事集团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已为频  繁不断的局部和地区武装冲突所代替，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危险和威胁发生了改变。但  后冷战时期的开始伴随着冷战的心理惯性，俄美关系处于艰难的转型过程，呈现一种非  敌非友的状态，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将之称为“冷和平”(注：1994年12月，在欧安会首脑  会议上，俄罗斯总统针对北约接收东欧国家的决定说，欧洲面临进入冷和平时期的可能  。(据《新华每日电讯》，1994.12.7)冷和平概念基本表达了在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期  里俄与西方关系动荡不定和曲折复杂的特征。)。“9·11”后的反恐使美国和俄罗斯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重新站到一条战壕里，两国宣布相互是朋友甚至盟友，  并建立起新战略关系。(注：2001年11月，普京首次访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已经  克服了冷战残余，相互不再把对方看作威胁的来源，并将建立新型合作关系。(《Сов  местное　заяь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  йско  й　Фелерации　В.В　Путина　и　Презилент  а　Со  елиненнЫх　Щтатоь　Америки　Дж.Буща　о  　нов  Ы　х　отнощениях》，13  ноября　2001г.)2002年5月，  在布什访  问俄罗斯期间，两国宣布建立新战略关系。(《Совместная　де  клар  ац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В.В.Путина　и　презил  ента  　Д.ж.Буща　о　новых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от  ноще  ниях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СЩА》，24　мая　2002  г.))所  以，“9·11事件”可以被认为是冷战彻底终结的标志。(注：如美国驻俄罗斯  大使亚·  弗什博认为，普京在“9·11”采取的与美国接近的战略使冷战真正画上了句  号。А.В  ерщбоу.“Почти　настоящий　союзник”，《  Неза  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2001.12.7.)
　　冷战结束的过程，也即现阶段大国关系调整开始的过程。这一过程延续至今，并继续　发展，尽管伴随着新因素和新特点的不断产生，但其基本方向没有改变，而在广度和深　度上不断拓展、加深。推动这一进程的动力既有传统因素，又有时代特定因素，而后者　往往决定着现阶段大国关系调整不同于其他时期的特征。
　　首先，旧国际结构的瓦解是大国关系调整的第一个动力。冷战结束使延续了半个世纪　之久的两极国际结构瓦解，世界陷入结构无序状态。理论界对冷战后国际格局的状态有　多种描述，诸如多极化、单极化、一超多强等等。各大国失去原有结构的支撑，主动或　被动地脱离原来的结构关系和次序，不得不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在新国际格局形成的过程　中重新选择和重新定位。有的大国较为容易地确定了自己的新位置，有的大国则十分困　难。美国以胜利者的身份出现在冷战之后的国际舞台上，由于“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　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注：兹比格钮·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第13页。)。独特的地位加之从20世纪90年代初连续十年多的经济增长使美国欣然接　受了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并自然而然视冷战后的世界为单极世界，在战略思想上滑向　单边主义。俄罗斯的自我定位过程最为艰难，在俄罗斯是世界大国还是地区大国甚至非　大国、是欧洲国家还是欧亚国家、是面向东方还是面向西方或是同时面向东西方之间等　战略选择问题上，彷徨不定，内部精英争吵不息。由于对自身的定位不明，俄罗斯在独　立之后的近十年里实际上没有形成整体和稳定的对外战略。(注：俄罗斯学术界普遍认　为俄罗斯外交在相当长时间里只是“救火”和应对，没有战略。普京也认为，2000年新　的《俄罗斯联邦安全概念》、《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概念》和《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　的公布，是俄罗斯“在相当长时间里第一次形成明确的整个国家的外交和安全战略”。　“Президент　В.Путин　о　задачах　российско　й　дипломатии”，《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ъ》，2001　.2，C.1.)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副主任特列宁认为，俄罗斯自独立以来在对外政策上发生　过三次大的变化，从最初抱着实际已经失去的超级大国地位不放到希望与其他国家结成　多极化的联盟以对抗美国，最终于“9·11”后在政治上把自己定位为西方世界的一员　。(注：Д.Тренин“Россия　и　новый　миропорядок　”，http://pubs.carnegie.ru)各大国在冷战之后国际格局中自我定位过程的不同特点　使大国关系的调整具有复杂性。
　　其次，大国力量对比关系的彼此消长是大国关系调整最深刻、最根本的动因。(注：见　任晓、胡泳浩：《中美日三边关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后冷战时　期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是非常规的：它表现为一个大国即美国的力量急剧膨胀，另一大　国俄罗斯大幅度衰落，第三个大国中国迅速崛起。苏联在80年代末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　的三倍，到90年代末形势完全颠倒，变为中国是俄罗斯的三倍。力量对比在短时间内的　重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大国之间的关系。以往大国对比的此消彼长往往导致大国关系的　结构以及性质发生改变，而潜伏其下的、更深层次的游戏规则并不一定相应改变，变化　了的大国关系依然循着原来的游戏规则运行。在以两极结构为特征的冷战时期，大国关　系形成的基础是地缘政治和力量平衡，基本游戏规则是“零和游戏”，大国关系的所有　调整都是在这一游戏规则之内进行的。这一规律在冷战结束后被打破了，大国关系的调　整既有结构上、性质上的变化，也有游戏规则的变化，“零和游戏”不再是或不完全是　大国关系的基本规则，代之以互动和双赢规则。规则的改变不仅是由于力量对比因素，　更是由于下面将谈到的全球化作用和国内政策作用两个因素。
　　第三，全球化给大国关系带来了深刻影响。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20世纪后半期　之后，在通讯和信息技术推动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其影响开始超出经济领　域，渗透到政治、文化、国际关系等其他领域，并对这些领域发生深刻影响。全球化对　大国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经济交往和经济合作的极大增加造成大国之间经　济利益的大面积交叉或融合，导致国家相互依赖和共存共荣程度的实质性加深；另一方　面，全球化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如毒品走私、环境污染、非法移民等等，　其中对大国关系来说最突出的是恐怖主义的国际化和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应对全球性　问题的威胁也成为各大国的共同关注和共同利益，尽管其程度各有不同。冷战期间，由　于以苏联和美国为代表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存在，世界被分为相互隔离的两个部分，　在政治上是相互对立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在经济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平行市场　，全球化的影响受到制约。冷战结束后，原来的人为障碍被拆除，全球化以更快的速度　、向更广的范围渗透，从而使大国共同利益在范围上越来越大，在程度上越来越深，而　且具有了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性质，即以两大集团对抗为基础转为大国相互依赖、相互合　作为基础。当然，这种性质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脱胎于冷战的母体，不能以冷　战结束划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
　　第四，大国内部政治和政策的变革形成了大国关系调整的国内动力，它对大国关系的　影响极为巨大。苏联国内政治的变化开始于冷战结束之前的1985年，即戈尔巴乔夫当选　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苏联国内改革迅速带来了对外政策的重大转折，并最终导致冷战　结束，而冷战后全新的国际环境又反过来促使大国国内政治发生更深刻的变化。俄罗斯　国内进行了革命性改造，接受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市场经济，并最终在政治　和文化上把自己定位于欧洲和西方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俄罗斯在外交上以融入欧洲和　西方为导向。(注：普京明确表示俄罗斯属于欧洲，他认为“我们是西欧文化的一部分　，事实上，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От　первоголица.“Разгов　оры　с　Вла　димиром　Путиным”，《Издателъск　ий　дом　Вагриус》，2000.С.156.)普京2000年5月29日在会见欧盟代表　团记者招待会上再次说，“无论在地理位置和文化方面，还是在经济一体化方面，俄罗　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欧洲国家”。(《人民日报》2002年5月31日)按照俄罗斯的政　治传统，在文化上认同俄罗斯与欧洲的同一，意味着其政治上的西方主义。)其他大国　国内政治虽然没有发生制度性变革，但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都在对外政策上进行了不同程　度的调整，调整的共同特点是改变或减少敌对性，增加合作性。大国国内政治变化与全　球化作用相辅相成，不仅对大国关系、而且对大国关系的游戏规则产生了最深刻影响。
　　以上四种动力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与其他传统因素组合形成一种合力，推动着冷　战之后大国关系的调整及其运动方向。
　　　　　　三、中近期大国关系调整的趋势
　　对于大国的概念，各国有不尽相同的理解，一般所指不外乎中国、美国、俄罗斯、欧　洲和日本，现在印度也越来越被提及。大国关系的存在形式可以是双边结构，也可以是　多边结构。在多边结构中，又以三边结构为最常见，如中俄美、中美日、美俄欧、中美　印、中俄印等。本文仅对中俄美三大国关系的未来走势做一分析。
　　后冷战时期大国关系的调整出现了一种积极趋势，即过去绝对你死我活的利益对立消　失，相互间的合作面扩大。“9·11事件”进一步强化了积极因素，使大国关系中的冷　战属性减少，新质增加。但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国家利益并未完全融合，传统的地缘政　治因素仍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不意味着一种更“优越”的国际结构的自　动出现，不意味着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自动形成和理想的和平时代的自动到来。因此　，大国关系的前景并非是给定的，它取决于积极趋势与消极因素的竞争，同时调整过程　依然复杂和曲折，充斥着矛盾性。
　　在可见的未来，中美关系是最具挑战性的双边关系。对于中国而言，它也是最重要、　最复杂、最不稳定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挑战性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