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国际法论文是: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

　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现代国际关系以来，国际政治的性质一直未发　生根本变化。国际政治依然是一个由主权国家构成的自助体系，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　国之上的统治权威。在这样一个无政府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各国应如何确保自身的独立　、安全和生存呢?国际政治行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对此现实主义学派内部产生了持续　不断的激烈理论争论，了解这场目前仍在持续的理论争论无疑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　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当今的国际政治现实。
　　一、制衡还是追随：理论争论
　　这场始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仍在持续的理论争论主要有两大派。一派认为，国家在面　临威胁或它国权力的急剧增长时，将采取制衡(balancing)行为，以化解威胁或未雨绸　缪，制衡是国际政治行为的根本特征。持此观点的以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　以及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等为主要代表。另一派则　认为，国家在面临威胁或它国权力的急剧增长时并非总是采取制衡行为，从历史上来看　，追随(bandwagoning)而非制衡才是更为常见的国家行为。持此观点的主要包括俄亥俄　州大学政治系教师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Schweller)、伊利诺斯大学历史和政治　学系学者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罗伯特·鲍　威尔(Robert  Powell)以及芝加哥大学政治学  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  er)等。沃尔兹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每当某  一国的权力增长可能危及整个体系的权力  平衡时，其他国家就会单独或联合起来共同对  付该国，制衡该国的霸权企图，其结果是  均势(halance  of  power)一再出现。(注：[美  ]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  ，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社1992年版，第155页。)之所以会出现这  种情况，沃尔兹指出，主要归因于国际政治的  无政府状态。与大体上井然有序的国内政  治不同，国际政治是一个无政府的舞台，缺乏  一个统一的权威。由于不存在一个超国家  的机构可以权威性地提供安全等“公共物品”  ，各国必须自助，以满足自身的安全和生  存需要。这意味着，一方面国家必须通过内部  努力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还得时  时提防它国的权力增长。当自身的权力不足以  制衡它国权力的过快增长或霸权图谋时，  就会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对之加以遏制。沃尔兹  指出，不管各国追求何种目标，也不管决  策者的意图如何，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均势就  会一再出现：(1)秩序是无政府状态；(2)  秩序下居住着希望生存的单元。(注：[美]肯  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  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  92年版，第145页。)
　　从这一均势理论中，沃尔兹还引申出关于国家行为倾向的理论命题，即国家在面临它　国权力的急剧增长或霸权企图时，会进行制衡而不是追随，制衡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　为的主要特征。他将制衡定义为“与权力较弱的一方结盟”，将追随定义为“与权力强　大的一方结盟”。(注：[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　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153页。)他指出，国家之所以与弱者　结盟以应对强者，是因为：(1)对他们产生威胁的正是实力较强的一方；(2)与较弱的一　方结盟他们更会受到尊重，也更安全。(注：[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　》，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不过，沃尔兹　指出，国家制衡的虽然是权力，但谋求的却是安全，“权力只是手段，安全才是目的”　。(注：[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页。)这与摩根索的“权力即利益”的国家利　益观显然是不同的。沃尔兹明确指出，若国家寻求的是权力，那么国家就会选择与实力　强大的一方结盟，追随将成为普遍性的行为。但国家追求的是安全，不是权力。(注：[　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1992年版，第152—153页。)
　　沃尔兹对安全而非权力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催生了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　)的“威胁平衡”(balance  of  threat)理论。与沃尔兹一样，沃尔特也认为，在无政府　的环境下，制衡而非追随是国际政治中更为常见的国家行为。但沃尔特认为，既然国家　追求的是安全而非权力，那么必然会对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一方作出反应，即国家制　衡的是威胁，而非权力。权力虽然重要，但权力本身并不等于威胁。威胁一国安全的并　非总是权力最强大的国家，有时，虽然一国的权力不是很强大，但由于对它国形成了直　接的威胁，则被威胁国也会与较强的一方结盟以应对最具威胁的敌人，这种行为应被视　为制衡而非追随。那什么是威胁呢?沃尔特认为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1)权力总量(aggregate  power)，(2)地理位置邻近(geographic  proximity)，(3)攻击能力(offensive  power)，(4)侵略意图(aggressive  intentions)。一国的权力大，或地理位　置与它国接壤，或攻击能力强，或侵略意图彰显，都可能成为威胁源，成为制衡的对象　。(注：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uhaca  and  London:CornellUniversity  Press,
1987,pp.21-28.See  also,Stephen  M.Walt,“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9,Spring  1985,pp　.9-13.)与此呼应，他对制衡和追随进行了重新界定，将前者定义为“与它国结盟以反　对最主要的威胁”，后者定义为“与危险一方结盟或屈服于威胁”。(注：Stephen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p.17.See  also,Stephen  M.Walt,“Alliance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pp.7-8.)沃尔特认为，他对沃尔兹理　论的修正(refinement)不仅使制衡和追随的理论命题在逻辑上更加合理，而且也更符合　历史事实。(注：Stephen  M.Walt,“The  Progressive  Power  of  Realism”,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1997,p.933.)他通过对中东、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　营间的联盟关系、东南亚以及欧洲30年代联盟关系的研究，表明：(1)制衡行为远远多　于追随，(2)国家制衡的是威胁，而不仅仅是权力。(注：Stephen  M.Walt,“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pp.3-41;Stephen  M.Walt,TheOrigins  of  Alliances;Stephen  M.Walt,“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east  Asi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Spring  1988,　pp.275-316;Stephen  M.Walt,“Alliances,Threats,and  U.S.Grand  Strategy:A  Reply　  to  Kaufman  and  Labs”,Security  Studies,Vol.1,Spring1992,pp.448-82.)
　　沃尔兹和沃尔特的制衡理论受到了另一派的激烈批评。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Schweller)指出，不管是沃尔兹的制衡权力观点还是沃尔特的制衡威胁观点，两者都有　一个致命的缺陷：具有强烈的现状偏见(status  quobias)，只从现状国家的视角观察问　题。对于现状国家来说，安全和维护体系的稳定是其利益所系，因为它们从现状中获得　了巨大的好处，是心满意足的(satisfied)国家，因而会制衡那些对其安全和体系的稳　定形成威胁的国家和联盟。但对于不满意的(dissatisfied)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t)　国家来说，安全并非其首要目标，攫取利益才是其目标。对现状不满意的国家常常会追　随(而不是制衡)另一个正在崛起的试图挑战和改变现存国际秩序的国家，因为追随后者　才有可能打碎压在它身上的现状枷锁，分享建立新世界的胜利果实。施韦勒还特别批评　了沃尔特对追随定义的界定。他指出，沃尔特将追随定义为“与危险一方结盟或屈服于　威胁”将导致与“绥靖”或“战略投降”相混淆，而且也与该词的通常用法相悖。(注　：Randall  L.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Summer  1994,pp.79-81;RandallL.Schweller,“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s:Refining,Not  Refuting,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199　7,p.928.)他指出，追随的本意是指“追赶时尚或加入有可能获胜的一方”，本身就有　积极谋取利益的含义。对于意欲获取利益的修正主义国家来说，追随另一个正在崛起的　强大的修正主义国家或联盟正是其利益所在，因为它威胁的只是现状国家的既得利益，　对自己并不构成威胁，相反只会带来收益。施韦勒据此将追随界定为“加入强大的一国　或联盟借以获取利益”。
　　在对沃尔兹和沃尔特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施韦勒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s)理论。该理论包括两个层次：国家层次和体系层次。在国家的　类型上，将其分为两类：现状国家(狮子型和羊羔型)和修正主义国家(狼型和豺型)。从　国家层次来看，一国是选择制衡还是追随，主要取决于该国为捍卫现状所愿意支付的成　本与改变现状所付出的代价之比。对于修正主义国家(特别是挑战体系的狼型国家)来说　，它们往往愿意支付极大的成本甚至不计成本去改变体系；对于现状国家(特别是现状　的主要维护者狮子型国家)，则愿意为维护现状而支付较高的代价。但由于制衡是一项　代价极其高昂的行动，大多数国家都尽量避免。而追随往往由于利益的驱动，很少需要　什么成本，因而追随要比制衡更为常见，对于修正主义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注：Randall  L.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Back  in”,p.93;Randall  L.Schweller,“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s:Refining,Not  Refuting,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p.929.)从体系层次看，　体系的稳定取决于现状国家的力量与修正主义国家的力量对比。若体系中的力量集中于　修正主义国家，或者说若修正主义国家的力量大于现状国家的力量，则体系趋向不稳定　；反之，则体系趋向稳定。通过对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时期国家联盟行为的考察，作　者声称他的理论更符合历史事实：当体系面临挑战时，众多国家(包括大国)在利益的驱　动下纷纷追随实力强大的修正主义国家。追随比制衡更为常见。(注：RandallL.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pp.89-104.在他的新著：Deadly  Imbalances: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中，他着重考察了二战期间欧洲　国家对希特勒挑战体系行为的态度和反应，指出制衡并非是主要行为，追随等其它行为　才是体系中最主要的行为。)
　　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则从历史学家的视角指出，沃尔兹和沃尔特的“制衡　是更为常见的行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与几个世纪以来的国家外交实践不相符合。　自1648年以来的国际政治行为的特点是，在每一次重大的国际冲突中，制衡都不是最主　要的行为，追随比前者更为常见。作者指出，国家不愿意制衡的原因在于制衡的代价太　过高昂，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无法承担，它们宁愿选择其它代价较低的战略　。(注：Paul  Schroeder,“Historical  Reality  vs.Neo-realist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Summer  1994,pp.116-117.)此外，他还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