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管理科学论文是: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原先固化了30年的阶级阶层状况出现了新的变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内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阶层。这个自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就退出历史舞台的阶层，现在不但再生了，而且其生长和发展的势头极其迅猛。仅仅在几年前，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还颇为大胆地预测，20世纪末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将达到100万人。但现实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奈斯比特的预测：在一项新近完成的研究中，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已达到8000万人以上（注：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256页。）；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则指出，自2001年起的未来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注：“未来五年我国中产阶级人口达两亿”，〔北京〕《信息时报》2001年7月21日。）；而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2001年在新加坡的一次讲演中，更是大胆预测，在未来10年中，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注：“龙永图大胆预测：中国中产阶级十年内达四亿”，http:/www.chubun.com/2201/12b/gb5/page42-06.htm。）。
　　尽管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中国官方在正式的文本中尚未使用“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概念（使用“中等收入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是一个常见的替代），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动，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业已出现并获得了官方的承认。2001年7月，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虽然江泽民的讲话重申了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的领导地位，但显然“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群体”这个新出现的阶层不再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对立面，甚至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
　　　　一、中产阶级：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世界性话题
　　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现在仍然常为人引用的阶级分析方法，而且也是最早论述阶级及社会分层的经典社会学家之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在单纯论战性的文章中大多持这种二元化的资本主义分层模式，但他在其他许多文章中也使用过更为复杂的包括其他阶级在内的分层模式。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不但使用过“中等阶级”或“中产阶级”(Mittel  Klasse/MiddleClass)的概念，而且他还预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介于以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53页。）。
　　马克思的预测，首先在美国这个伴随着冒险和开发的新大陆成为事实。其实，在马克思做出他的预测之前，严格地说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包括自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就曾占到过总人口的80%（注：〔美〕吉尔伯特、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这与美国广袤的土地为大多数老移民提供了足够的资源有关，也与米尔斯所说美国没有经历封建时代，在工业化之前缺乏一个暴敛社会财富的上层贵族阶级有关（注：Mills,C.Wright,The  Power  Elit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pp.12-13.）。但是，在进入工业化之后，尤其在工业化的早期，一者由于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二者由于部分农民和小企业主的破产，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人口的大多数。美国工业化的早期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早期社会日益分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两个对立阶级的看法。
　　但是，1930年代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社会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人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中产阶级的人数重新开始回升。“1956年，在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作者的数量在工业文明史中第一次超过蓝领工作者。……到1970年，白领工作者与蓝领工作者的比例超过了五比四。”（注：Bell,Daniel,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New  York:Basic  Books,1999,p.17.）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中产阶级中，大量出现的不是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这些被米尔斯称之为“老式中产阶级”的人，而是随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日益增多的所谓“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商店内部和外部从事推销工作的人。米尔斯发现，1860年中产阶级雇员的人只有75万人，而1940年达到1250万人。其中，新中产阶级的人数占到56%（70年前他们只占15%），老式中产阶级则只有44%（70年前他们还占85%）（注：Mills,C.Wright,White  Collar,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p.65.）。在米尔斯之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大型垄断组织的兴起，美国白领的总数也从1940年代的1000余万上升到1970年代的5000万，1980年白领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注：〔美〕吉尔伯特、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6-87页。）。而在今天的美国，“工人阶级只占劳力的25%，而专业和技术的阶级（像管理者、教师和研究者）则占到总劳力的30%以上”（注：Bell,Daniel,"Technology  and  Human  Civilization",Speech  on  Television  in  Centennial 
 Celebration  of  Nanjing  University,2002,May  20.）。在丹尼尔·贝尔看来，与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相伴随，“科学的日益科层化和脑力劳动的分门别类日益专门化”，使得专业技术人员无论在人数还是在重要性上，都开始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注：Bell,Daniel,op.cit.,1999,p.13.）。　而这一切，正是所谓“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主要景观。
　　米尔斯所说的“新中产阶级”和老式中产阶级最大的区别有二：其一，无论是自由农场主还是小企业家，老式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财产；而新中产阶级则大多没有自己能够独立经营的财产，他们作为高级雇员为拥有大型资本的人工作。因此，从财产方面说，他们的地位和普通劳动者一样；而“从职业收入方面说，他们多少是‘处在中间的’。”（注：Mills,C.Wright,op.cit.,1951,p.73.）正因为如此，米尔斯会说：“从消极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注：Ibid.,p.65.）。其二，即使是在今天的美国，老式中产阶级（如肯塔基州的农场主）还是会自己动手从事一些体力劳动；但新中产阶级（除了大型百货超市中的售货员）从事的一般是脑力劳动，并且其中相当多的职业是专业技术性的。这既是新中产阶级也可以称之为“白领”(White  Collar)的原因，也是这个阶级能够获取职业声望的资本。
　　无论社会学家们的论述有怎样的区别，在美国和其他也先后进入工业社会或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自1960年代以来都开始出现了新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欧洲是这样，日本和东亚各国也是这样。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根据1958-1960年间在日本的田野研究发现，通过战后的重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日本，“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批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老式中产阶级’（独立经营的小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和影响正在衰落，他们正在逐渐为‘新中产阶级’即大商行的白领雇员和政府职员所取代。”（注：Vogel,Ezra  F.,Japan's  New  Middle  Class,Second  Edition,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First  Edition,1963),p.4.）10多年后，日本的现象也出现在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这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东亚地区。和日本一样，东亚地区“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也是这一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不过，社会学家注意到，尽管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时间虽短，仍基本沿袭了欧美资本主义200年发展的道路，但在中产阶级的生发方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则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政府的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注：Hsiao,Hisn-Huang  Michael(ed.),Discovering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Taipei,Taiwan:Institute  of  
Ethnology,Academic  Sinica,1993,p.3.）。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学家的眼光又开始落在中国大陆这个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但它的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已经出现后工业征兆的国家（注：Pearson,Margaret  M.,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Goodman,David  S.G.,"The  New  Middle  Class",in  Goldman,Merle,&MacFarquhar,
Roderick(ed.),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秦言：《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社会结构的主流》，〔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上述研究，加之我们即将论述的有关中国大陆中产阶级的研究，确实构成了世界范围内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共同话题。
　　　　二、谁是中国的中产阶级？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上半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阶级成员主要的来源有这样几部分：(1)原先乡村中的一部分有文化和资本的士绅及他们的子弟，进入城市从事现代民族工商业成为所谓“新士绅”；(2)1840年以后，随着外国势力进入中国，外国企业和资本即所谓“洋行”也进入中国，他们吸收了一些懂外文的青年知识分子充任文职雇员，这是中国社会第一批“外企白领”；(3)在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中也出现了第一批管理者；(4)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伴随着政府机构的日益扩展和科层化，也出现了第一批政府官员；(5)最后，伴随着现代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教授，以及律师、作家和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这最后一批人虽然数量不多，但对新思想和新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传递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49年的革命之后，中国中产阶级失去了滋生的土壤。尽管这个阶级没有遭受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那样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对待，但其中大多数置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中，在经历各种政治运动（从“三反五反”、反“右”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和经济改造（如工商业改造）之后，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这样，在1949年的革命后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前，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中间阶级是由类似白领的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按有些社会学家的观点，其中还包括了国营企业中的职工。这些“公有制体制”的受益者，通过撒列尼和倪志伟所说的“再分配机制”获得了比广大农民和集体企业中的普通职工更多的利益（注：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1-90页；有关“再分配机制”的讨论见：Szelenyi,Ivan  et  al.,"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Dilemmas  for  Social  Policy  in  Contemporary  Socialist  Societies  of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Comparative  Sociology,1978,19:63-87.）。但是，这至多是一个“中等收入的阶级”，而不是所谓“中产阶级”。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不仅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已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包括房屋在内的私有财产都不能名正言顺地受到保护，加之这些收入处在中等水平的人群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也参差不齐，其中作为一般社会中中产阶级之中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则属于团结和改造的对象，更遑论对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走向发生影响。
　　中国中产阶级的重生始于邓小平1978年开始倡导的改革开放。换言之，我们接着要论述的与198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中产阶级的兴起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有人估计，如果将人均收入在1-10万元、户均金融资产在3-10万元的人口和家庭都计算在内的话，估计目前进入中产阶级的人数约占全国总人数的20%-25%（注：肖文涛：《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北京〕《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具体地说，这一“中产阶级”人口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构成：(1)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2)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3)与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