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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与福利: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理论与政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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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与福利的关系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共同关注的主要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理论意义与政策意义。劳动就业为社会福利制度奠定必要的经济基础,社会福利为经济市场运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二者互为前提,相得益彰。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在地方社区层面为劣势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降低社会排挤与社会分隔,实现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19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重新“发现”和“回归”社区,使社区就业与福利的关系成了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一个核心议题。本文主要采取文献回顾的形式,利用欧美学者与相关机构的研究成果,简要介绍欧美国家,特别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社区就业理论与政策模式,以便为我国的经济改革和方兴未艾的“再就业工程”提供一些相关的思想路径和实践经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就业与社区就业
  工业化、都市化和社会现代化,特别是“工资就业”和“失业问题”产生以来,就业问题始终处于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中心位置。(注:R.E.Pahl,"Introduction:Work  in  Context",in  R.E.Pahl  ed.,On  Work:Historical,Comparative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Oxford:Basil  Blackwell,1988,  pp.1-13.)就业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最灵敏的指标和晴雨表。就业状况还直接关系到家庭生活的质量,影响社会秩序。商贸发达和经济繁荣为就业者提供稳定的工资收入,有助于改善就业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状况。反之,商贸萧条和经济低迷势必导致企业大量裁员,产生庞大的失业大军。不言而喻,无论在什么状况下,大量失业人员的存在都必然严重威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因而就业问题也就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就业问题的性质由社会经济问题转变为政治议题。(注:I.T.Sanders,The  Community:An  Introduction  to  a  Social  System,New  York:The  Ronald  
Press  Company,1966.)这种关系充分说明,就业议题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
  社区就业既是个历史概念,又是个新的话题。概括而言,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概念可以从三种角度理解:一是地域社区范围内的劳动就业活动,这是传统和古典的社区就业定义。(注:C.Kerr,  Labor  Markets  Wage  Determination:  The  Balkanization  of  Labor  Markets  and
  Other  Essay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按照这种定义,凡是地域社区范围内的就业均可称之为社区就业。这种定义主要适用于1950年代以前的欧美国家。如果按照这种定义,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已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二是那些在劳动市场结构中处于次要和边缘劳动市场的就业,这是劳动经济学中盛行的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和经济学取向的社区就业定义。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社区”实质上等同于边缘或次要劳动市场,其基本特征是地方取向和低工资就业。这种定义主要盛行于1960年代欧美国家的反贫困之战;三是政府、企业、社区和福利组织在社区层面为难以就业的劣势群体提供的就业机会与就业支持服务。(注:P.Doeringer  &  M.Piore,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New  York:
Sharpe,1971.)劣势群体是指那些在劳动市场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社会处境的群体,例如失业者、前罪犯、青年人和老年就业者、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妇女、移民和少数民族等。这是目前欧美国家最流行的社区就业定义,真实反映了1970年代欧美国家重新“发现”和“回归”社区以后的社会状况与就业形势。
  本文主要采纳第三种社会政策取向突出的社区就业定义,集中探讨社区就业与劣势群体就业和福利之间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有时候后两种社区就业方式与政策实践相互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目前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之中一个充满争议的热门话题。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就业似乎是目前欧美国家社会经济生活及其政策议程中的新现象与新问题,因为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问题涉及诸如社会团结与社会分隔、社会整合与社会排挤、社会公平与社会不平等、社会秩序与社会动荡等最重要和最优先的政治议题。(注:G.Room,"Social  Exclusion,Solidarity  and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Bath:Bath  
Social  Policy  Papers,No.27,1998.)简言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政策角度,无论从社会经济生活,还是从社会管理角度看,社区就业与福利的关系问题都很值得进行研究。
    社区就业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特征
  社区就业起源于工业化和都市化时代,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性议题。严格说来,工业化和都市化以前,并不存在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和全时间的工资就业形式,工作场所和家庭生活在地理空间上完全重叠在一起,自然也无所谓工资就业和失业问题。工业革命和都市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传统劳动和生活方式。就业场所与家庭生活发生地理空间上的分离,无薪劳动者变为工资就业者。与此同时,就业场所既是典型的功能性社区,又普遍位于城市地域社区范围之内,社区和就业由此联系在一起,现代社会的社区就业应运而生。但是,长期以来,现代社会的就业问题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考虑的,其核心是劳动市场结构及其运作状况。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那些能够正常参与劳动市场竞争的普通就业者群体。那些因年龄、性别、种族、民族、地区、国家、身份、身体健康和文化因素而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及其就业问题则被边缘化,极少有人从社区就业角度探讨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状况。(注:P.Brown  &  R.Scase,"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Disadvantage  in Britain",  in P.Brown &  R.Scase,Poor  Work:Disadvantage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94,  pp.1-22.)这意味着传统就业主要关注普通社会劳动者的就业状况。与此同时,针对自由市场失败和劳动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欧美各国政府逐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便缓解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就业问题遂由单纯的市场问题转变为市场、社区与国家的互动关系问题。
  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可以分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各具特征。18世纪工业化革命开始,特别是由19世纪末期到1950年代,这是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演变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市场体系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之中,市场体系尚没有发生结构性分化,主要市场与次要市场之间的区分尚不清楚。普通社会劳动者与劣势群体之间的区分主要是道德标准,经济和市场标准处于次要地位。例如在18、19世纪,英国政府主要从道德角度,依据有无劳动能力将社会救济对象分为两大类:一是“值得帮助”的人,例如老年人、长期病患者、盲人和精神病人。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即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无法通过劳动市场来满足自身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需要,因此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社会救济;第二类是“不值得帮助”的人,例如身强力壮的流浪汉、乞讨者、窃贼和前罪犯。他们身强力壮,具有劳动能力。英国政府将他们强行安置到专门设立的就业习艺所和私营企业中就业,主要目的是通过工作救助和以工代赈方式解决他们的救济问题。(注:A.Digby,British  Welfare  Policy:Workhouse  to  Workfare,London:Faber  &  Faber,1989.)市场就业和社区就业之间的区分无足轻重。直到19世纪末期布斯的伦敦调查和郎特里的贫困报告出版以后,劣势群体的就业、贫困与生活状况才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简言之,1950年代以前,由于劳动市场体系尚不成熟,社会结构分化和社会组织功能专门化程度有待提高,社区就业与市场就业相互交织、混杂在一起,市场就业基本上等同于社区就业。普通劳动者与劣势群体的区分标准是道德性的,劣势群体主要是以贫困群体形式出现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家尚未承担相应的福利责任,这个时期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相对单纯的市场关系,社会福利关系无足轻重。
  1960-70年代,欧美国家劳动市场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变化,劣势群体主要集中在次要劳动市场之中,穷人、劣势群体与社区就业议题成为反贫困的主要内容。60年代,欧美国家重新“发现”贫困,与此同时,对反贫困、救济社会劣势群体和劳动市场理论的研究也有重大发展。按照传统理论,劳动市场是整合和统一的体系。但是,当时出现的分隔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则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劳动市场并不是单一和统一的体系;劳动市场由主要与次要、基础与边缘两部分组成;主要劳动市场工资收入较高,就业稳定性高,职业声望与地位较高,以技术和管理性就业岗位为主。与此相反,次要劳动市场为低工资就业,就业稳定性较低,职业声望和地位也较低,以体力和服务性就业岗位为主;贫困成因主要是缺乏就业机会和低工资就业,因此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与较好的就业岗位便成为缓解贫困的根本对策。(注:P.Doeringer  &  M.Piore,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分隔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获得欧美学者经验性研究的广泛支持。劳动市场确实好像是分散、分隔和多元的,穷人和劣势群体主要集中在次等和边缘性劳动市场之中。有鉴于此,欧美国家普遍实施全面的反贫困政策,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社区政治参与、收入保障、医疗照顾、职业技术教育和岗位培训、社区服务等等。(注:R.Haveman  ed.,  A  Decade  of  Federal  Antipoverty  Programs:Achievements,Failures,
Lessons, 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7.)概括而言,欧美国家反贫困战略的服务项目具有若干基本特征:一是城市社区是组织和实施反贫困项目的社会场域,反贫困服务基本是以社区发展和社区经济发展项目形式提供的,大大强化了社区在就业和福利之间的中介性地位;二是工作与福利关系是反贫困的主题,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就业支持服务和收入保障是反贫困服务的主要内容;三是强调在社区层面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强调社区对就业议题的积极回应。(注:G.Craig,M.Mayo  &  N.Sharman  eds.,Jobs  and Community  Acti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简言之,在1960-70年代的反贫困之战中,欧美国家的社区与就业、工作与福利、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充分的发展,社区就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开始在经济政策与社会福利领域中体现出来。
  80年代以来,社区与就业、工作与福利、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新的社会环境与政策框架下,社区就业真正成为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一个中心主题。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流行和大都市衰败日趋加剧的背景下,欧美国家似乎重新“发现”了社区,回到社区和社区发展运动似乎将社区重新置于人们生活的中心位置。在经济生活中,海湾石油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欧美国家失业率大幅攀升,如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解决日趋严峻的失业问题,成为欧美国家特别是地方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注:J.A.Chandler  &  P.Lawless,Local  Authorities  and  the  Creation  of  Employment,England:
Gower,1986.)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以前主要在北欧福利国家中流行的“积极劳动市场理论”逐渐扩散到欧洲大陆,成为欧美国家主流的理论思潮之一。积极劳动市场政策是指那些旨在改善劳动市场结构与功能,主张国家、工会和企业三方合作,消除就业关系中的不利因素,减少和预防失业,保障社会劳动者高比例就业参与和较高程度社会平等的制度性安排。(注:L.Calmfors,"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  and Unemploymentxiǎn@①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Crucial  Design  Features",OECD  Economic  Studies,
No.22,  Spring  1994.)这种理论的独特之处有三:一是劳动市场的结构性不足可以通过政府、雇主和工会等多种社会力量而完善;二是为社会劳动者和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远比给他们提供社会救济和失业津贴要好;三是劳动市场不是单纯的经济性机制,而是社会性机制。与此同时,70年代末期英美右派上台执政,其打碎福利国家和削减福利开支,将市场机制引入福利供应,普遍推行“由福利到工作”的福利制度改革,再次将社区就业推到欧美国家核心政策议题的位置上来。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社区就业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劳动市场与社区、工作与福利、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加自然紧密;二是社区就业普遍成为欧美国家地方政府议事日程的优先领域,在社区层面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核心议题;(注:OECD,Creating  Jobs  at  the  Local  Level,Paris:  OECD  1985.)三是社区就业成为欧美国家地方和社区经济发展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注:S.Wismer  &  D.PelI,Community-bas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anada,Ontario:Five  Press,1981.)四是社区就业、社会排挤和社会整合议题成为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社区与就业、就业与福利的交会点。简言之,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福利政策改革使人们重新聚集古老的社区就业议题。(注:OECD,Community  Business  Ventures  and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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