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当代世界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对于国际形势的重要变化，始终洞若观火，应付自如，善于从战略高度和理论高度把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比较全面、系统、丰富、深刻的外交战略理论和思想。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外交政策和原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理论财富。  
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依据  
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是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我们党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总体认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把战争与革命作为时代的基本特征，认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这就夸大了战争的危险性，高估了世界革命形势。根据这种时代观，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是准备打仗，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当时，我国面临苏联霸权主义的严重威胁，采取加强战备的若干举措，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我们过分夸大战争危险性。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6-127页。）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方针政策，不仅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恶化了我国的国际环境，甚至干扰影响了我国发展战略方向的决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邓小平用实事求是的思想对20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作了通盘审视，得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出版,第127页。）的科学论断，从而形成了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崭新的时代观。邓小平从80年代以来，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命题曾经集中作出多次的精辟论述，对当今世界基本态势作了科学的高度的概括。早在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就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6页。）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强调了他的主题思想：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96页。）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进一步阐述了和平与发展的思想：“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5页。）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国际形势发生了二战以来最激烈、最复杂和最深刻的变化，世界处于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动荡时期，中国亟需对世界局势及时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种的剧变背景下，邓小平的判断并未过时，因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83页。）这一思想既总结了此前国际局势演变的状况，又预测了此后国际局势进一步发展的态势。深刻揭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预见性地指明了世界局势的发展方向。  
邓小平的上述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对时代主题认识有了很大的突破，它改变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树立了“和平与发展”这个崭新的时代观，是对国际局势作了具体、深入的观察分析之后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它为党和国家的战略方针的调整，工作重心的转移，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为我国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科学外交决策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新论断的提出完成了我国外交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我国政府逐步调整了国家的对外战略，即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邓小平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6页。）  
通观邓小平以上论述，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当作历史目前提供给中国可以发展经济的“机会”来看待。因此邓小平反复告诫全党：“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75页。）邓小平这些分析和判断是我国调整战略方针，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前提和依据，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提醒我们，战争的根源并未消除，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天下并不太平，防止我们产生麻痹思想。他多次强调“当今世界不安宁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稳定的根源。”（注：《人民日报》1984年5月31日，5月18日，1987年3月12日。）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是：“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5页。）邓小平还告诫我们，“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19页。）为此他特别强调：“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面对敌对势力的进攻，“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19—320页。）此时我们回想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及对我驻南联盟使馆的野蛮行径，深感邓小平的这些至理名言是何等深刻。邓小平作为杰出的战略家用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  
世界格局观——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战略依据  
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他以敏锐的眼光高瞻远瞩，洞察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态势，科学地预测世界的新格局。邓小平认为，政治多极化格局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的初步轮廓，从发展的眼光看，世界朝多极格局方向发展是国际格局变化的总趋势。早在80年代邓小平从美苏控制能力下降和第三世界影响力上升的角度，揭示了多极化的实质。1985年3月，他认为“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5页。）1990年3月他更明确地讲到：“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53页。）同时，邓小平认为世界新格局的真正形成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他指出：以90年代为界，虽然两极世界格局已经不复存在，“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53页。）因为当前各种政治力量处于不断变化和重新组合的状态中，有些变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东欧各国的前途不甚明朗，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特别是在美、日、欧三大经济政治中心之间，争夺政治主导权、科技优势和投资场所的斗争将可能激化。  
此外，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现实眼光，立足于战略高度，科学地预测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这一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他认为，由于现代科技发展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惊人程度，在现代化生产中，生产社会化日益成为国际化已是生产力发展的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只要世界生产力继续迅速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将成为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的必然趋势，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是这种历史趋势的必然结果。邓小平还认为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逐渐成为一体，经济和科技在国际政策、军事和外交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甚至关键性的作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利益相互渗透，密不可分。所以，邓小平指出：“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50年到70年不会变。……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79页。）邓小平以宏观的战略眼光观察世界，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政策多极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两种趋势的关系，趋利避害，对于我们能否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顺利推向21世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利益观——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的根本核心  
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和国家关系的实践，80年代以后，邓小平逐步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国家利益观。国家利益成为他分析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指导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首先，他认为维护国家利益是外交工作的根本。1982年邓小平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页。）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共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是爱国主义者，绝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中国绝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这一报告的通过，标志着以国家利益为对外政策出发点的思想，正式成为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邓小平还认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其国家利益的核心是主权。邓小平深知没有了主权，一个国家也就谈不上维护国家利益了。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讲，主权就更加重要了。在国家交往中，要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丝毫不作让步。1982年，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就曾义正严词地宣示我们的基本立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页。）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时曾经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加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48页。）同年邓小平在会见尼克松时也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31页。）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拿国家主权作交易，始终把国家利益坚定不移放在首位，“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48页。）1989年六四风波后，面对西方国家的所谓制裁和“人权外交”压力，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维护祖国的主权与安全，最终使西方国家不得不取消制裁。此后，邓小平深有感慨地说：“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正是将国家主权视为国家利益的核心，所以邓小平坚决要求在1997年收回中国对香港的主权。  
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对外政策出发点的思想不仅强调中国的外交政策应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且意味着中国完全清楚，其他国家也是以自身利益为目的来制订对外政策的，所以中国和各国都不应伤害对方的国家利益。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说：“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329页。）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一个国家和民族走何种道路或选择何种社会制度，另国无权干涉。  
其次，邓小平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利益的关系。“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复杂问题，这就为中国外交政策确定了明确的原则，而尊重对方的利益，也为中国外交的灵活性提供了可能。   
第三，邓小平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不可调和，解决冲突的方法也不一定非得使用武力方式。他以政治家的敏锐思维，提出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共国利益是和平解决国家利益冲突的关键，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时期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途径，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外交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和“搁置争议、共国开发”的战略设想。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在邓小平这种战略设想的指导下，中国政府不仅提出“一国两制”的主张，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而且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南沙群岛和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倡议以及“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反映了坚持国家利益为主的利益驱动原则和坚持“刚性”与“弹性”相统一的主权至上原则，体现了邓小平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爱国主义情怀，和国际战略家恢弘的政治气度。  
独立自主——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根本原则  
冷战后世界多极化趋势正在加强，冷战思维并没有被消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仍面临严重挑战，世界变得扑朔迷离。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客观现实。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大国关系也出现了复杂多样的新气象。邓小平以超凡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智慧，在总结40多年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基础上，透视当代世界各种变幻莫测的现象，继承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并赋予新时期我国外交策略的新内涵，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原则。  
第一，坚持独立自主，奉行不结盟原则。在改革开放前，由于特殊的国际因素及必要的战略需要，中国曾经采取“一边倒”和“一条线”的外交战略。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发生新的变化，邓小平及时调整外交战略，确立不结盟外交原则，明确宣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页。）中国绝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不同他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联系。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7页。）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也没有动摇过。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这一战略原则的外交表现形式是“三不政策”；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56—78页。）  
第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邓小平一方面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另一方面又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他认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1页。）要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对外交流紧密结合起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现在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对外开放是面向全世界的，是全方位的，“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6页。）即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对苏联在欧国家的开放；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要大胆借鉴和吸取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促进各国的共同繁荣发展。  
第三，反对霸权主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0页。）反对霸权主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主要是指“美帝”或者“苏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反对的霸权主义，不是反对某个国家，而是反对某些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必须彻底摈弃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特征的国际旧秩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1988年9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他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