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我们1915年袁世凯要作洪宪皇帝的时候，天津《广智报》发表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冕旒，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画的是为改变国体、恢复帝制作吹鼓手的筹安会中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这是有个典故的。湖北著名的报人刘禺生的《洪宪纪事诗》详细记载了这个典故的来龙去脉。
有一次筹安会的“六君子”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胡瑛在会上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曰：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孙少侯(毓筠)曰：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严幼陵曰：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曰：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第二天，“走狗”言志，传遍津、京。因此，才有天津《广智报》漫画的出现。
过去看到这个记载，每为严复可惜。他毕竟是“作过”《天演论》、翻译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的一代宗师;后来又为杨度可惜，他多次声称一生为了“救国”晚节似更可风。待读了《洪宪纪事诗》及有关的文献觉得他们发起和组织筹安会，陷入洪宪帝制闹剧的泥潭当中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
一
在近现代史上，杨度是个怪人，从他的生平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异于常人之处。这些有的是时势造成的，有的是他主动争取来的。
杨度(1875—1931)字皙子，号虎公，湖南湘潭人。这位青少年时就有才子之名的名士，却非出于世代书香之门。他的祖父是个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祖父在湘军中积功升为哨官后战死，为杨家留下一些余荫，从此改换了门庭。杨度大伯随其父参军，借着父亲的余荫作了个小武官，后来因功升为总兵。杨度的父亲还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杨度父亲早亡，杨度过继给在战争中发迹变泰的大伯，这才有了读书的机会。这是他在出身上不同于一般的读书人之处。
杨度的从学也不同于封建社会的一般文士，他不是那些正统的士子，读高头讲章，死抠八股;也不是象风流才子弄些华章绮句。他是湖南名宿王壬秋的弟子，王对杨度也优待有加，并可以随便开些玩笑的。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跟着王壬秋学的“帝王之学”。后又醉心于新学，上了湖南师范。
1903年清政府新开“经济特科”的进士考试，杨度是第一批考生。这科的考题真有些“现代经济”的味道。“桓宽言外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而民用给;今欲异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像这样的题目，那些八股脑袋大概连怎么下笔都想不出的。懂新学的杨度中一等第二名。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梁士诒这次被取为一等一名。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字，康有为字祖诒的“诒”字)，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西太后所痛恨，于是，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这个案子的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疑为唐才常之同党和革命党，也被除名。到手的功名，转瞬而失。而且，慈禧太后口喻要捉拿梁士诒、杨度。
要避祸、又对出路感到茫然的杨度跑到日本留学，当时也没有护照、签证之类，杨度去日本比他回老家湖南还方便。到日本留学是杨度成为活跃于清末民初的重要的政治人物一个重要的契机。他是留日学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杨度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然而，他从这时起就懂得联络各种各样的人士为自己的未来开辟道路。他托人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他不赞成革命，但是与孙先生相约“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世载堂杂忆》)。他主张君主立宪，但是与黄兴、梁启超都保持了较好的关系。颇有点“挂钩三方来闯荡”的架势。
1905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危亡，准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他们到欧、美、日本走了一趟，大约也是糊里糊涂;杨度除了日本，哪里也没去，可是却请他捉刀代笔，为清五大臣的出国考察写过考察报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从此，暴得大名，政府的高层人士都知道了中国还有个“懂法”的杨度。
1907年，清政府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这位仅有举人功名的杨度以四品京堂充宪政编查馆提调，从此，他对袁世凯怀有知遇之感，或深或浅地参与了袁世凯的许多政治活动。
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了宪法讲座。从此，他与许多满洲亲贵拉上了关系。
1908年，西太后、光绪相继去世，掌权的是光绪的弟弟载沣。他将袁世凯开缺回籍。此时，杨度知道袁的羽翼已丰，决非一个摄政王所能对付了的。当袁世凯的许多朋友都不敢与他往来的时候，杨度却奔走于北京与彰德(袁的隐居之地)之间。为袁世凯通消息、出主意，成为袁的重要谋士之一。这种“烧冷灶”的行为带有明显的纵横家的作风。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南北会谈，杨度是北方代表团的高参，还替袁世凯暗中收买南方代表团中要人，以期作出对袁有利的结果。他很看重与袁世凯的关系，因此，挂在杨度口头上的“救国”，实际上是在谋图自己的发展。
辛亥以后，袁世凯建立洪宪王朝的过程中，杨度表现非常积极，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面。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谈。
洪宪帝制失败以后，杨度被作为第一“要犯”被通缉，这与当局不敢碰那些耍枪杆的“洪宪党人”比起来是有点冤，但是就参与洪宪帝制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来说，把杨度视为第一祸首还是名实相符的。杨度躲在天津租界不敢露面，这个局面待张勋复辟活动破产后，才有了好转。
虽然，杨度自称其中年以后“好佛”，那时失意的政客几乎是个个如此。即使在杨度参禅论道时期内，也没有忘记在各种各样的军阀中搞些纵横捭阖的活动。有时也做了一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杨度还是有种特殊能力，使得一些很蛮横的军阀也听他的话。那个连自己有多少姨太太都弄不清楚的狗肉将军张宗昌，对杨度是言听计从。例如在枪毙新闻记者林白水时，为林求情者很多，张宗昌一概不接受。杨度前去说，才答应下来。可惜的是当张打电话给行刑队时，林白水已于半小时前绑赴天桥了。
杨度的晚年做了两件惊世骇俗之事。一是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门下做清客，当时政客与青红两帮往来的很多，而有一定身份的文人学者则以依附他们为耻，与他们往来的人不多，因此，杨度和章士钊两人依附杜月笙就很引人注目。另一件事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前一件知道的人很多，因此，过去一直把杨度视为反面历史人物。后一件事，在七十年代以前只有几个人知道，直到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危时才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冶秋。王发表了《难忘的记忆》，向世人公告了这件事，从此，杨度在人们的笔下才换了一幅形象。然而，这仿佛是一俊遮百丑，从此以后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写到杨度，对他的过去所作的一切都能谅解了，连搞筹安会都是为了“救国”。我想这也是一种偏颇。
二
《洪宪纪事诗》真是一部有趣的书。连本世纪的一些重要的政治家谈到它都赞不绝口。董必武同志在六十年代初为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作序中说：
武昌刘禺生以诗名海内，其脍炙人口者为《洪宪纪事诗》近三百首。所见刊
本为《洪宪纪事诗簿注》四卷，孙中山、章太炎两先生为之序。中山先生称其宣阐
民主主义。太炎先生谓所知袁氏乱政时事，刘诗略备，其词瑰玮可观，后之作史者
可资摭拾。
实际上这也是董必武对《洪宪纪事诗》的看法。其纪事除个别细节外，大多可信。洪宪前后，刘禺生正在北京，他与副总统黎元洪是老乡，常能见面，对于当时政界掌故知之甚多。他又与杨度是“大同乡”(当时湖北湖南同属湖广)，二人共过事，有一定的交谊，对杨度的为人有较深的了解，所以，他在《洪宪纪事诗》中的评论不仅有深度，而且，颇有诛心之论。
洪宪帝制活动中，杨度是很卖力气的。当然，杨度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个人打算的。杨度对袁世凯是有知遇之感的，是袁的推荐，他才由一个普通的举人一跃而成为“四品京堂”。这样，在摄政王下诏要杀袁世凯时，奉命草诏的杨度才会奋力搭救，后来在与袁世凯的往来过程中，向袁透露了朝廷的许多秘密。从此杨度把自己与袁世凯绑在了一起。因此，当袁要当皇帝、需要人们拥戴时，杨度从内心里就会发出 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而且，杨度与袁世凯的老部下、老袍泽不同，他手中没有兵。他靠的是自己的头脑、自己的嘴巴和自己的人事关系。这些都是软性的，说有用也有用，说没用也没用;而那些北洋系的军人们手中掌握的可是硬帮帮的枪杆子。与他们比起来，杨度不能不分外出些气力。另外杨度自视甚高，他要作洪宪第一功臣，这样才有可能圆的宰相或总理的梦。可是，我们检查一下杨度与筹安会的表演，人们会感觉到那真是够“丑”的，但还谈不到“恶”，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杨度的同乡熊希龄在组织“人才内阁”时，曾想请杨度担任一个次要部长的职务，杨度说“我帮忙不帮闲”。可是我们从洪宪期间杨度和筹安会所做的事情来看都是帮闲性质的。这对杨度来说不能不是个悲剧。
在这方面，《洪宪纪事诗》中都有记载，有些细节也很有趣。筹安会曾经悬赏征求论文，论述国体问题。另外编写了两部书，名为《国贼孙文》《无耻黄兴》，居然每本印刷了十万册。我想，这些书大约也要靠公款购买，否则，要都堆在筹安会的仓库里的。印了这么多的书，现在是很难看到了。孙中山先生最为袁世凯所恨，在书中对他肆意诬蔑还不够，还把《国贼孙文》一书改成京剧，在新华宫里演出。实际上袁世凯不好京剧，更不懂戏。出这些主意的就是筹安会那些帮闲者。这就是《新安天会》。《安天会》本来是根据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前几回改编的，写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和被收伏的故事。因为孙先生的姓氏的关系，这些洪宪文士便忽发奇想，把《安天会》改为影射孙先生的《新安天会》，并加紧由“第一舞台”的演员排练，庆祝袁世凯生日的中南海的宴会上，首次演出。《洪宪纪事诗》有两首记载这件“盛事”。
誓言国贼撰成篇，教谱梨园敞寿筵。忘却袁家天子事，龙袍传赏李龟年。
盛时弦管舞台春，一阕安天迹已陈。今日重逢诸弟子，念家山破属何人。
《新安天会》中描写了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逃回了水帘洞，天兵天将，十二金甲神人，围困水帘洞孙悟空又纵一跟斗云逃往东胜神洲，扰乱中国，号称天府大圣仙府逸人，化为八字胡，两角上卷，以东方德国威廉第二自命，形相状态，俨然化装之中山先生也。其中军官为黄风大王，肥步蹒跚，又俨然化装之黄克强也。其先锋官为独木将军，满头戴李花白面少年，容貌俊秀，与江西都督李烈钧是一是二，难为分别。前锋左右二将，一为刁钻古怪，虎头豹眼，一为古怪刁钻，白鼻黑头。当日李协和守九江、马当之二将也。玉皇大帝一日登殿，见东胜神洲之震旦古国，杀气腾腾，生民涂炭，派值日星官下视，归奏红云殿前，请弼马瘟逃逸下界，又调集喽罗，霸占该土，努力作乱。玉皇大怒，诏令广德星君下凡，扫除恶魔，降生陈州府(这是影射袁世凯)，顺天应人，君临诸夏。其部下名将有大树将军冯异(影射冯国璋)、桓侯张飞(影射张勋)、通臂猿李广(影射李纯)、忠武王曹彬(影射曹锟)。他们在广德星君的指挥下大败孙悟空，班师回朝，受降献俘。这时文武百官齐呼《圣天子平南颂》，歌美颂德。剧之末尾，作者更是忽发奇想，从神话转到现实中来。舞台上出现新布景：海天波涌，明月当空，孤岛沉寂，照见一人。只见他独坐在盘石之上，高唱《怀乡自叹人》一曲。其词云：“小生姓孙名文，广东香山县人士。向来学医业，奔走海外，诱骗华侨，中国多事，潜入国门，窃得总统一名，今日身世凄凉，家乡万里，仰看一轮明月，岂不惨杀人也。然后是大段唱：“孙逸仙坐东瀛自思自叹，……”。这种紧密联系“现实”和“为政治服务的”的剧作古今真不多见。“四人帮”掌管文艺期间，那么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也没有搞成这个样子。筹安会和杨度搞的这些东西，就是从袁世凯角度来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能帮他们什么“忙”?而此时，袁世凯还不到需要人来帮闲的时候。这些事情只能在“洪宪”帝国史留下笑柄，对孙中山先生的形象毫无损伤。这个《新安天会》的演出还有个插曲。当时北京京剧是“无腔不谭”，所以最理想的是谭鑫培来演主角，可是谭老板说什么也不干。后来又找外号叫“老乡亲”的孙菊仙，孙也曾是朝廷的“供奉”，自有身价，看不起袁世凯，也坚决不演。我想，这些老艺术家们一看到《新安天会》这个本子第一句话一定是：“这什么玩艺儿!”谭、孙不肯演这是极正常的。后来以唱功闻名的刘鸿声接了这个差事。刘鸿声(据说田汉名剧《名优之死》的男主角就是以刘鸿声为模特的)唱到“到月怀乡自叹”时，因为这是影? 渌镏猩铰渫兀栽揽芨咝恕K吹搅鹾枭砩洗┑牧厶桑谑牵训腔蟮涑锉复ξ约鹤急傅牧鄞透肆鹾枭U饧凵厦嫘辶司盘趿暄讶恚T揽幌不墩饧郏衔捌煌啪邸保愀肆鹾枭K允杏小傲鄞屠罟昴辍敝洹5比唬馐歉鲂〔迩恕?BR> 不仅杨度从立志“帮忙”，最后变成了“帮闲”。筹安会中其他人士也大多如此。像严复那么大学问的人也为洪宪皇帝帮闲，他游曲阜孔林，获得了周宣王冕旒，作为吉祥物似的向袁世凯进奉。另外，他从西文有阴阳性之分受到启发，又在《汉书》看到女官中有“共和”之名时，竟用以比附共和制度。“更申共和国家属女性之说”，而女性软弱;“帝政为男性”，男性才有力量。这些辨析不仅无聊，更显示出作者立意在拍老袁的马屁，真是失身份的事。
杨度与袁世凯的关系非同一般，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论救。因为关系太密切，又尽人皆知，所以议建筹安会之初，袁世凯不想由杨度来办，而是希望与袁关系不深的徐佛苏来办。而杨度要为新朝建立第一功，要作“开国元勋”，才非常积极地走到前台。杨度本来可以直接与袁世凯往来，参与机密。可是，迷信枪杆子的袁世凯的心目中更重要的乃是北洋老袍泽对他的支持和南方革命党可能出现的反抗，他的注意力都用在那些方面，因而对于筹安会中的头面人物(有些是费了很大力气才笼络来的)就冷淡了一些。筹安会最初闹得沸沸扬扬，出足了风头，挨够了骂，而在实际的帝制活动中是处在有它也不多，没它也不少的状态下的。自视颇高的杨度心中怎么想呢?他的诗中不无怨气地写道：“吹箫已得神仙分，更起高楼与接天。”本来已经是到手的第一功勋，现在袁世凯对于这些拥戴者又有了新的要求。
考察杨度在洪宪活动中的行踪，仿佛他与“皇太子”袁克定往来更多一些似的。从对帝制的积极性来说，袁克定比“乃翁”更胜一筹，因为他把自己政治前途全押在未来的洪宪王朝的成败上，因此他对帝制活动表现出超常的积极，而袁世凯则显得有点谨慎，或说畏首畏尾。袁自从作了终身大总统之后，实际上他已经是没有皇帝名位的皇帝了，因此，他害怕偷鸡不成蚀把米。袁克定则完全没有这些顾忌，他一心一意地希望老子赶快做皇帝，自己好当“皇太子”。因此，他想尽办法剪除一切可能影响到洪宪帝制进程的消极因素。例如克定的弟弟袁克文对父亲称帝不太积极，赋诗言志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被克定密告袁世凯，拘禁于北海，禁止其出入。又如当时袁世凯只看日本人开办的《顺天时报》，但就连这份报纸也有反对帝制的文章。为了坚定袁世凯称帝的信心，袁克定等人专门印了一份专供袁世凯一人看的《顺天时报》，满篇都是拥护洪宪帝制的文字。后来袁克定的妹妹的侍女回家省亲，从家里带回一张《顺天时报》用以包东西，才发现它与新华宫中的《顺天时报》不同。这一类事情都是通过筹安会杨度等共同筹划的。每当袁世凯有点动摇时，袁克定都要与杨度密商，给袁世凯打气，坚定其信心。杨度本来是立志帮老子的，却帮了儿子。自降其等。
杨度领导下的筹安会的操作方式也不对。1915年4月，杨度写好了《君宪救国论》，此文讲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一句话就是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杨度把它进奉给袁世凯，袁看了很高兴，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赐给他。本年8月14日杨度及严复等发表组织筹安会宣言，因为《君宪救国论》一文是打着探讨学理旗号的。此时办筹安会，杨度便把旗号当做事情本身去做，号召“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他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史及各团体派代表到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
8月23日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挂牌成立，并立即通知各省会员说本会“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这种宣传，真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杨度以为他们对帝制推动已经很迅速了，然而老袁、小袁等人仍感太慢。于是，筹安会马上通知各地代表，并寄去表决票，请代表在票上填写“君宪”或“共和”二字，筹安会从一个“研究团体”变成了表决团体。它还准备策动各省的代表向代行立法院职责的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并鼓动各省驻京人士组织公民“请愿团”，分途向参政院请愿，要求恢复帝制。又是征求民意、又是组织请愿，好象特别看重民意似的。但这已经让袁世凯、袁克定们等得不耐烦了。他们把杨度看成是迂阔、不中用的书呆子。杨度之所以如此，因为他毕竟受过新思想的熏陶，民意还在他的心中有一定的位置。这就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不能像那些大老粗军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杨度的老师王壬秋讲的“帝王术”“王霸之道”也不是这个做法。《洪宪纪事诗》引王壬秋《湘绮楼说诗》云：
洪宪改元，余方辍讲东洲，不问世事。而京使复来，将以大师位上公强起之，笑谢不遑。使留三日不去，乃与书项城，有曰：闻殿墀饰事，已通知外间。传云，四出忠告，须出情理之外。想鸿谋专断，不为所惑，但有其实，不必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前已过虑，后不宜循，改任天下之重，不必广询民意，转生异论。若必筹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国体。且国亦无体，禅征同揆，唐宋篡弑，未尝不治，群言淆乱，何足问乎!又与杨皙子(杨度)书曰：谤议丛生，知贤者不惧。然不必也，无故自疑。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
王老夫子的观点是前后一致的，而杨度就不免有先后矛盾之处。王氏问得好：“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专制本身是对民意、民主的剥夺，实行专制要通过“民主表决”，这本身就是一件极荒唐的事。杨度和筹安会所采取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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