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文学理论论文是:穿越现实：被遮蔽的中国人文理念。 “穿越现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范例

 

当然，要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穿越现实”的典型范例，我首先想提及的是苏轼。首先，在文艺理论上，苏轼从不反对“文以载道”，但儒、道、释的“道”又解释不了他的诗，体现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比如他的《琴诗》是这样写的：“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这个关系就把我们文化性的“合一关系”转化成人和物的“分离、对等的关系”，而人和物的分离是个前提，这和儒家、道家讲人对天、礼、物的从属是不合拍的，但又没有西方文化人与物的冲突性，所以哲学意蕴很别致，可称为“关系本体论”。这是中国文化思维难得的带有主客体意味的一种平等的张力存在，这个思想不在儒家、道家和禅宗哲学中。其次，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苏轼不对抗新党和旧党，但这两党都不太喜欢他。为什么？因为他有自己的政治看法。而且作为一个士大夫，他没有任何士大夫之气，可以和渔翁和小孩做朋友。参寥的《东坡先生挽词》是这样写苏轼的:“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一般人被罢官了会很沮丧，但苏轼不然，流放海南依然豁达乐观。当官不为官所累，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健康人格。健康就是什么事物都尊重之，但都不为它所限。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苏轼的人和文是合一的，那就是独立的人才写出独特的文，但这个“独立”不是“对抗现实”的人文理念，他是尊重现实的一切又不限于它们，这就使得现实的一切观念在解释他的作品时都感到很尴尬，而那种解释不了的内容就是苏轼的独创性内容。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穿越现实”的人文品格。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红楼梦》。我认为贾宝玉是一个“亲和世俗又不限于世俗”的人。贾宝玉和《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有共同点，就是都喜欢女性，这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世俗。但是西门庆沉溺于欲望，把女人作为性工具，把一切女性只作为“女人”，而贾宝玉喜欢的是女孩子，把女孩子作为自己的心灵依托，因为女孩子干净，这就又不太世俗。贾宝玉是一个在中国男人世界中很少的能尊重女性的人。大家看看其它的三大名著《水浒传》、《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作品中的男性多半都是轻视女性的。《水浒传》里的女人要么是淫妇，要不然就是英雄，几乎没有正常的女人。尊重女性就会把对女性的欲望化为一种怜爱，所以贾宝玉对女性不构成伤害性。因为儒家强调不近女色，道家强调寡欲，贾宝玉是近女色而不侵犯女性，有欲望但不是色欲和占有，也不是“道术”的把玩和养身，而是“意淫”，这就很特别。他对功名不感兴趣，但是他不敢拒绝儒家的东西，也不敢对抗自己的父亲贾政。所以你说不清楚他是对抗儒家还是从属儒家的，对抗道家还是从属道家的。他从来没有现代人文意义上的要反抗封建体制的冲动，所以一个不近儒不近道的人最后出家，也是稀里糊涂的，没准哪一天还会胡里糊涂的跑回来。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非常具有独特性的。但是他又是中国人，他和周围的现实不构成冲突，所以他是一个“怪物”。正是这个怪物体现了曹雪芹独特的审美理想。而且《红楼梦》把政治作为背景，没有写任何政治大事件。通篇主要都是写吃喝玩乐、儿女情长这些世俗化的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这样的题材中国当代作家可能是不屑一顾的。但是《红楼梦》写儿女情长、家庭琐事，为什么写成世界名著了呢？我以为奥妙就在于：文学不在于你写什么，而在于你是否以自己独特的人物和理念“穿越”了你所写的东西。写改革，你不用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理解穿越所写的内容，你写不好；写性，你不表达出对性与世界关系的独特领会，穿越不了性感受和性描写，你同样写不好。所以写“小叙事”还是“大叙事”，在文学价值上其实是构不成冲突的。

 

                                                                    20世纪文化启蒙运动的“轻世俗”问题

 

反过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经验和局限呢？我想先从鲁迅谈起。

鲁迅现在被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旗手，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到目前为止鲁迅无论在思想上和文学上，贡献都是非常大的。其中最突出的是，鲁迅对西学和中学，都持怀疑批判的态度，并提出“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的命题，这无疑已经具有一种“人文创造”的品格。我们知道，20世纪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今天，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词叫“寻找”，寻找真理，寻找光明。但“寻找”永远只能找到别人的东西，别人的东西能否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并不多。我认为我们自己的心灵居住的家园，是要自己创造和建立的，也就是说要“开辟一条路来”。这应该是鲁迅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一个重要区别。但鲁迅的苦闷在于，这条路是什么路他说不出来，所以他只能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野草·题辞》）。我觉得这是理解鲁迅的的关键话语，在此意义上，鲁迅笔下几乎没有真正的新人。代表中国新文化的新人是什么他说不出来，他只知道这个新人既不是西方的也不应该是中国传统的。《一件小事》中“车夫”算是一个正面人物，但是“车夫”一转身会不会就是阿Q呢？或者阿Q可能也做过车夫吧，于是鲁迅的内心世界分裂了，绝望也由此而来。所以他只能通过对这个世界说“不”，通过对抗绝望走向他心中说不出来的新文化。我以为，鲁迅之所以发现中国文化的“问题”是独到的，就因为他的审美理想、价值坐标是独到的。所以在大的审美方位上，鲁迅突破了“不中即西”的依附性思维，摆脱了中西互相对抗的价值立场，这就具有了“穿越上述二元对立现实”的创造性品格。

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鲁迅先生没有局限了呢？我想说的是：在20世纪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着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轻视世俗现实”。这当然和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的道德传统有关，也与西方“超越世俗”的形而上审美精神有关。“轻视世俗”不仅使得中国人的欲望、亲情、温情、享乐的一面处在被学术思想话语贬抑的状态，而且也造成了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世俗欲望一旦被唤醒、便呈现出同样不正常的喷发状态。今天来看，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中之所以有“缺乏亲和感、世俗感”的问题，是由于他的文化批判意图过于强烈，其笔下的农民一出场就都是有问题的。本来阿Q这样的人物可以写得温暖一点，写出底层流浪者善良的一面，但是由于鲁迅批判观念过于强烈，阿Q就写得过于问题化甚至丑化了，阿Q世俗的、欢乐的一面，大概就只剩下“与吴妈困觉了”；而这种写法，显然是为了写阿Q的麻木。《故乡》中的少年闰土是纯洁欢快的，但是写这些也显然是为了衬托他成人后的麻木。也就是说，鲁迅用问题意识将本来应该直面尊重的农民的世俗的欢乐过滤以后，反而使作品的丰厚性受到损害。我想今天的中学生、大学生之所以有鲁迅的书看不进去的情况，原因就在此。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如果不仅锋利，而且丰厚，他的作品就会具有对老百姓的亲和性，其影响也就不仅仅限于思想界和知识界。

     这种锋利而缺乏丰厚感的批判，暴露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启蒙另一种“脱离民众”的问题。无论是鲁迅常常有孤军奋战的感觉，还是秋瑾的死难以唤起民众的觉醒，抑或80年代有学者依托西方的海洋文化批判中国的“黄土地”文化，新潮文学家在中国做“纯粹形式”实验的“小圈子”性，轻视世俗的人文精神讨论很快偃旗息鼓，可能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将老百姓和世俗生活只作为启蒙与革命的“有问题的对象”，而没有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朋友、亲人以及自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与赫尔岑流放西伯利亚，送他的马车夫都能理解他革命的意义形成截然的反差，也与毛泽东同志走的“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成功，形成截然反差。这就提出了一个“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精英”的问题。对老百姓而言，我认为真正的精英是“引导性”的，而不是居高临下“指导性”的。你如果摆出居高临下指导大众的姿态，大众就可以不买你的账；知识分子如果说这个社会“物欲横流”、但一转身也十分注重利益，而且比老百姓多了些获得利益的手段，老百姓就可以嘲笑你这种“指导”、“批判”的虚伪性。今天学术界围绕利益问题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学术腐败，一定程度上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我的看法是，“轻视个人利益”和“重视个人利益”，可能是同一种文化结构。只有“尊重利益而不限于利益”的“穿越世俗”的思维，才能够突破“轻视利益”与“重视利益”对立、相克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