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论文《略论中国的管理问题(下)》 - 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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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的管理问题(下)

来源：天天加油　　更新时间：2007-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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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培育自己的经理

　　中国一直只有官僚，没有经理。早在晚清，官僚办洋务，把官场习气渗透到了商场。至今，管理人员是“干部”而不是“经理”，“官本位”的影响巨大。由于缺乏经理人才，中国的管理问题，一直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经营，必须先学会做官。而学会做官，则必然排斥经营。清末御史俾寿在谈到他的同僚时说：“中国人民乐于做官，憎于经商，以做官有权利之无穷，行商多剥夺之顾忌也。”“中国商无利则已，有则必归官办，固有力者不敢轻动其资财，无力者不敢妄用其智慧，黠者因人成事，倚为护符，皆不肯自立一业，自成一枝，于是聚千百万冗员，咸以官为谋食之薮，以其身荣而利厚也。”而官商一体的行为规范是什么呢?俾寿说道：“不谙治略，威福自居，势力相尚，欲取压力而以抑制行其私，欲托公道而以情面隳其志，坐食俸禄，优游燕乐，追逐利途，毫不知耻，得之则喜，失之则谤，大员束手无策，小臣阿附取容，仅以成效昭著一语，美其观听，不知将谁欺乎!”“惟知迎合敷衍，外似讲求，内实粉饰。”鲁迅曾对这种“做戏的虚无党”深恶痛绝。

　　中国的教育制度，有着培育经理人才的先天不足。由于中国的教育一直处于“育人”与“育才”的矛盾中，而且“育才”压倒了“育人”，致使中国培养的新一代管理者尽管可能具有专门知识，却缺乏相应素质。中国教育一直强调“人才”而忽视“人”，强调“成器”而忽视“为人”。在古代是成“大器”，在现当代是培养“螺丝钉”。这一弊端，早就有人着力纠正。陶行知就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但是，先哲的努力，一直收效甚微。因此，我们的教育，不是教人学会自信与自尊，而是教人学会自卑与他尊。家长望子成“龙”，以同成“虫”相区别;经典教人做“人上人”，以同“人下人”相区别;老师让我们做“好学生”，以同“差生”相区别;就连体育也教我们不惜伤残拿金牌为国争光，以同为国争不了光的但却身体健康的普通大众相区别。在这种体制下培养的未来经理，可能会掌握数理方法、博弈论甚至更高深的学识技术，但是，却没有建立起必备的信念、品格和伦理规范。这种教育的失调，会在将来的管理中孕育出更麻烦的危机。

　　在管理人员的选拔使用上，长期以来的政治环境，使政治态度和政治忠诚成为评价管理人员的第一要素。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一旦有点知识就可能不是“自己人”，有点思想则更麻烦。尽管也曾强调过“又红又专”，要“专业化”，却往往把政治忠诚视为专业才能的内涵甚至以政治忠诚来取代专业才能。建国后的第一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书记张文教就是一个例子。据史树青先生回忆：“张文教是馆里第一任书记，五十年代就到了馆里。他曾在抗战时期率领八路军队伍保护过金代藏经，还牺牲了几名战士。他看不起旧知识分子，对沈从文这样的专家不太客气，动不动就训人一顿，训得太严。而且张经常诈人，让人交待历史。他业务不能，过了许多年还不能。他曾跟我学铜器，学诗经，但都白讲。”“他填表时，‘专长’一项写了‘打倒帝王将相’和‘爱吃窝窝头’。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左得厉害，把我们都看成敌人。他认为沈从文是混饭吃，责问沈买那么多瓷器干什么?是不是浪费国家钱财?而沈先生觉得中国瓷器工艺水平最高，有研究价值。”[11]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对政治忠诚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甚至牺牲了专业忠诚，使经理人才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

　　西方国家的高级管理人才占人口总数万分之七，中国占十万分之三，据“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对世界46个主要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综合水平居第41位，能胜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开发市场素质能力居第46位，管理人员的国际经营经验居第40位。河北省对4304家企业调查分析的结果，够上优秀企业家的只有4.3%[12]。因此，在中国化大力气培育新一代的管理人才，完成“工头”、“发明家”以及“干部”向经理的转变，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新型“白领”阶层，是中国管理学得以发展的社会支撑。

　　3.转换管理模式和形成新型企业文化

　　国企改革中，产权的明晰只是走向权责一致的第一步，距管理的科学化甚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必要的背离。产权不存在问题的私营企业的“管理青春期”就是明证。且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版，1998年)中，对中国以科斯定理为理论依据引发的产权改革提出质疑，认为科斯忽视了经济学中的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并认为明晰的产权对于大型经济组织并不重要，因为几乎所有的成员都不是公司的所有者，故私有大公司和公有大公司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即委托—代理问题。中国国企和国外公司最大的区别是，发达国家的大公司面临的是竞争环境，而中国国企面临的是权力支配，即如何取得垄断地位。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是建立新型企业文化必须着手解决的问题。鱼与熊掌是所有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难题。张宇燕举了一个打篮球的例子。三个中国人去打半场篮球，遇上四个美国人，美国人连话都不说就按罚球结果淘汰其中之一，完成四择三。如果是四个中国人，很可能以协商、争论等方式或者讨论后经大家同意用罚球方式四择三，但协商讨论本身要损失效率(时间)。也可能以谦让方式，但谦让除损失效率(时间)外，还可能在心理上播下日后不和的种子。最糟糕的可能是“二桃杀三士”。而美国人凭其对篮球规则的默契和习惯则可做到公平与效率兼顾。因此，如何形成公平与效率相得益彰的行为规范习惯至关重要[13]。

　　转换管理模式，建设新型企业文化，还必须弄清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责任问题和伦理问题。政府以GNP作为衡量自己领导现代化的标志，然而，中国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幅度提高，其代价是高昂的。有人不无讽刺地说：GNP是国民污染总值(Gross National Pollution)，或者说是自然资源毁灭总值(Gross Nature perish)。就拿一次性筷子来说，森林覆盖率为69%的日本不生产，靠覆盖率只有13%的中国出口，而中国在1998年一次性筷子为450亿双，年耗木材166万立方米，出口日本、韩国的就150亿双。2000年的沙尘暴，总算使人有所警醒。建立市场体制，首要的尚不是企业的责任，而是政府的责任。当政府在“发展压倒一切”的主导思想下运作时，畸形的发展(如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发展)，伦理失范的发展(如地方保护和制假泛滥的发展)，就成为急于富起来的人们的文化范式。

　　建设企业文化，涉及到对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不同看法。所谓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实际上是两种文化下的两种管理模式。现代讲计算机的，都熟悉IBM和微软，但是，它们二者在管理上的差别是巨大的，代表了两种企业文化，自然也就代表了两种管理模式。大体上，IBM、福特、通用，就相当于中国的石化总公司之类，其文化和管理可以称之为福特主义;而硅谷就相当于中国的中关村，其文化和管理可以称之为后福特主义。

　　在福特主义模式下，生产过程和决策过程、技术操作和管理操作是分离的，生产者甚至包括绝大多数管理者，被安排在大型组织的各个不同部分，彼此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分工合作体系，等级制度较为明确，按专业化原则进行组织和运作，组织对职工是封闭性的，生产者不管销售，销售者不管生产。组织与组织之间，通常有着明确的界限，即使是具有协作关系的组织，也会泾渭分明。

　　在后福特主义模式下，组织具有高度的分散性，一般人数和机构规模都不大，组织内部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而且尽可能追求管理的平面化，决策和生产融为一体，无所谓一线二线和决策生产之间的严格界限。其组织是网络型的，不但不独立封闭，而且互相嵌入。

　　北京的浙江村和中关村，对于中国来说，其在管理上的文化意义不下于美国的硅谷。它们都是创新型企业的管理模式。项飚认为：“中关村是电子一条街，而‘浙江村’以中低档服装为主导产品;中关村起源于‘敢为天下先’的中科院研究员，‘浙江村’的开拓者乃是来自浙江温州的几个农民。但这些都不最重要。从社会学、人类学或者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重要的是人怎样组织自己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浙江村’与中关村，以及和中关村的目标模式——美国硅谷走到了一起。”如果中关村的某一个小公司迁出，或者浙江村的某一户离开群体，那就很可能完蛋。

　　本来，美国的硅谷也不是像我国那样人为搞起来的“高新技术区”，而是自然形成的，并逐渐取代了东北部的128公路区。在这里，并不是技术因素决定了硅谷的兴盛，硅谷的技术并没有超过128公路区，有人把硅谷的兴盛归功于斯坦福大学，而128公路区附近就是波士顿的大学区。专家认为，硅谷的秘密，是它的组织模式。

　　据项飚的研究，在浙江村，进入机制很简单也很特殊，就是关系。当他在浙江村深入下去后，几个朋友开始劝他做生意。一无资金，二无经验技术，但他们根本不当回事。“我们都把你当朋友看，钱好说，生意上稍微带带你，就起来了。”进入的条件并不是资本，哪怕身无分文，但只要具备一定的经营意识和经营能力，很快就会发展起来。恰好与硅谷的情况一样，大学刚毕业甚至还在校，随便找个小房子就去设计程序。这种情况下，知识和经营能力的作用超过了一般企业所需的资本、设备、劳动力和后勤服务系统。一旦进入，就可在其中的网络(松散组织)获得生产要素(不一定非要自己所有)和营销渠道。浙江村的这种网络，就是在充分利用亲戚、老乡、客户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代销关系。而硅谷的网络中，小酒吧、小餐馆起着重要角色。“皮包公司”对于规范经营来说可能是致命伤，而对于创新经营来说可能是新机制。

　　浙江村模式，非常适应创新活动。一个新的服装样式，从流行到退出市场只有几个月。一条新式裙子刚上市50元，一个月后就成了10元。而硅谷模式，其更新换代的速度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超额利润来自创新，但一个创新吃不了多长时间。因而，这种组织必须更加开放，具备高度弹性，可以随时调整产品甚至调整方向，同时必须加大在创新上的投资而不是加大生产上的投资，以新产品为生产中心。包括在北京拣垃圾的河南村，从模式和体制上也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在这种组织中，可以获得不同地区市场需要的信息，可以协调经营中的风险和责任，并可以借助其远程辅射能力(由place到space)形成经营空间。相形之下，浙江村的辅射能力较强，而中关村由于受正规化及行政框架的影响，辅射能力较弱，还停留在以place为主的阶段，其他各地政府建立的高薪技术区或科技园，基本是place，远未达到space阶段[14]。

　　我国的国企，由于政治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一直没有形成严格的福特主义管理模式，组织涣散，效率低下，权责关系不明等问题随处可见。而在高新技术领域，我们又人为排斥后福特主义模式。特别是在政府意志支配下、违背经济活动规律的“某某一条街”，力求整齐划一和正规化的“某某开发区”，在一定程度上又压抑甚至扼杀了创新经营的活力。

　　三、创建中国的管理学

　　1.从经验走向科学

　　从经验走向科学，是创建管理学的必经阶段。在美国，表现为泰罗主义的兴起。西方管理学的发展，在泰罗阶段主要表现为告别经验管理模式，以科学取代经验，经过经济高速发展，在社会的不断陶冶下，泰罗主义表现出了相应的局限。因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戴尔、杜拉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兴起，管理学又开始重新向经验寻找理论支持。经验学派对经验的重视，并不是简单地向经验复归，而是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后的螺旋式上升发展。

　　在我国的情况则不同，由于没有经过泰罗式的洗礼，管理行为长期建立在经验模式的前泰罗形态基础上，因此，管理学的研究尽管在方法层次上有可能超出泰罗层次，但在学理层次上却不能超出泰罗层次。包括一些很有名的管理学著作，也以大量篇幅进行经验性描述。在管理的实际操作领域，表现为对杜拉克的理解偏差和推崇;在管理的学理研究领域，表现为对法约尔体系的过度模仿。

　　中国管理学界对杜拉克在理解上操作着比较大的偏差，特别是对杜拉克的目标管理方法更是如此。目标管理在西方的兴起，是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经过了长期的科学管理洗礼，专业化的经理阶层早已形成并在社会中逐渐成为中坚力量，劳动者素质有了长足的提高等前提下出现的。因此，杜拉克特别强调组织协调，认为目标管理最主要的作用，表现在对管理工作的协调上。杜拉克在经验层次上认识到：协调比分工更为困难，一体化比差异化更为复杂。在现代企业中，存在着三种“歧向力量”，即专业分工的差异、等级的差异和想象力的差异。其中每种“歧向力量”都潜伏着使组织内部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目标管理能够有效地把管理人员的个人目标与企业的总目标联系起来，以避免发生上述矛盾和冲突。目标管理的实质，是员工参与管理和自我管理，它能导致和促进管理者、生产者自控能力的发展。传统管理学派主要以工作为中心，往往忽视人的主动和能动作用;行为科学往往过于强调人，易于忽视人与工作的结合。目标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把以工作为中心的管理方法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方法统一起来，使职工既了解工作的意义，又掌握个人的成就方向，既强调工作成果，又重视人的发展，这正是目标管理的特点所在。所以，目标管理不能盲目推行。如果没有科学管理的基础，没有高水平、高素质的管理者和劳动者，采取目标管理方法就很有可能使其变质，造成不管式的或自由放任式的无管理状态。而中国的目标管理，往往忽视了其协调一面，过分强调其自控一面，使得目标管理在中国成为上级领导放弃或推卸自己管理责任的遁词。

　　法约尔体系之所以在中国得到广泛认同，一个重要因素是法约尔理论所特有的常识性和经验性。对于法约尔这种学理上的不足，西蒙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从组织行为的角度出发，西蒙对古典管理理论，特别是对管理过程学派的“原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西蒙认为：“流行的管理原则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它们像谚语那样，总是成对出现。无论是对哪个原则来说，我们差不多都能找到一个看来同样有道理、同样可接受的对立原则。虽然这些成对的原则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工作建议，可是，管理理论却根本不顾这个问题，根本不谈对立原则中究竟哪个适用。”[15]并且，西蒙还逐个分析批判了一些常见的原则，如专业化原则、命令统一原则、管理幅度原则、部门分工原则等等。我国的管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对西蒙的这种批评予以必要的重视，恰恰相反，我们所重视的，正是西蒙所批评的“谚语”部分。现行的国内各种管理学教材，多数都以法约尔(或孔茨)的基本框架作为自己描述模式，比较看重法约尔的经验总结型原则，而法约尔对管理问题较为深邃和富有洞察力的学理分析，则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

　　真正从学理层次研究管理问题的，如西蒙，则没有得到管理学界的应有重视，特别是西蒙关于管理行为中价值因素与事实因素的区分，关于有限理性的理论探讨，关于组织行为的犹豫-抉择模式和刺激-反应模式研究以及组织在行为习惯形成中的作用等等，在我们的管理学著作中，则往往被忽略，而较多地关注西蒙关于决策程序的技术层面研究。即使对杜拉克，我们也往往只重视他的操作层面，《有效的管理者》在中国的发行量以百万计，而真正代表其思想高度的《管理实践》则很少有人注意。

　　随着西方的后工业化，许多西方学者开始注意从东方思想的经验层面探讨解决西方“过度”发展所造成的问题。由此而给中国的部分学者造成一种错觉，把经过“否定之否定”发展后的POST追求，当作直接采用东方思想的PRE方式。我国一些学者对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寻找“后现代 ”管理理论本原的过分热衷，就是这种错觉的表现之一。

　　中国管理学的建设，不在于寻找解决“后现代”问题的方案，而在于探讨“前现代”遗留问题的医治药方。因此，中国还必须走由经验到科学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需要艰苦的探索，花费气力较大，但却不可能绕过去。试图急功近利式的直接由“前现代”跳跃发展到“后现代”，极有可能走更大的弯路。

　　2.防范科学主义误区

　　对科学的崇拜和对精确化、严密化的追求，很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外皆然。1974年，经济学家布林德(Alan Blinder)在《政治经济学刊》上发表了《刷牙经济学》( The Economics of Brushing Teach);1976年，伯格斯特隆(T.C.Bergstrom)在同刊上发表《寻找更深的睡觉经济学》(Toward a Deeper Economics of Sleeping)。两人对热衷于建立数学分析模型的学术方法进行了嘲讽。布林德以一个严谨的数学模型，论证收入与牙齿洁白程度紧密相关的人会在刷牙上多花时间。伯格斯特隆则针对霍迪里的睡眠经济学效用函数模型(该模型建构了日常消费和花在床上的时间两个变项，依据经济学基本的个人极大化效用原则，论证了最为明智的选择是每天睡8小时)，添加了非工资收入变项，得出结论为最佳选择是每天在床9.231小时。伯氏揶揄道：1.231小时的差异可能是在床上但非睡眠的活动时间。在管理学上，有不少学者要么是为了自己的文章更有说服力，要么是害怕显得过于“浅显”，要么是为了掩饰思想的缺乏，往往热衷于类似这种刷牙学或睡眠学的研究，而且动不动就拿出数学模型来。其实，西方在管理科学兴起之后，经验主义的杜拉克，决策学派的西蒙，都对这种所谓的学问予以否定。杜拉克针对管理理论的过于繁杂琐细，明确宣布要向经验靠拢，追求理论的明快简洁。西蒙则强调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而把研究重点放在人们的刺激反应和习惯行为上。

　　中国的管理学处于初创时期，因此，有不少人偏向“建构”而忽视“解构”，一味追求理论的完整严密，特别是对数理方法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崇拜”的地步，似乎离开高等数学和计算模型，就不能算是管理学。一讲预测，就是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而完全忽视非定量的臆断预测即使在发达国家的管理中也占据绝大比例;一讲决策，就是数学模型和矩阵运算，而完全忽视经验智慧以及非量化的价值判断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诚然，数学是管理学研究的有力工具，但不是唯一工具，更不是高于一切的工具。这种偏向如果得不到纠正，就会使中国管理学的道路越走越窄。作为显学的经济学，在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后，热衷于数理研究，确实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所出现的只有数学“是惟一的科学”偏差，值得管理学界引以为戒。如果管理学由学术走向只追求自身体系严密的“屠龙术”，将对中国的现代化极为不利。杜拉克称，组织是为了实现目标，而不是为了符合逻辑，管理的着眼点在于目标，而不在于过程。这一告诫，值得我们注意。

　　管理学的建设，应当做到学理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价值评判和工具评判并重。必须认识到，我国现在管理学界比较重视的管理工程、管理科学研究，基本上属于应用层面和工具层面，而不是管理学的整体。如果沿着这条技术化的道路发展下去，很可能使我国的管理学出现较大偏差。真正的科学，只有跳出科学主义的误区，才能健全发展。

　　3.普遍规律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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