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哲学理论论文是:中国哲学思想批判(第一部)。

　　一

　　春秋战国动乱550余年，其间战火连绵，诸侯争霸，生灵涂炭，人民遭殃，社会长期处于兵燹和混乱之中。

　　春秋时期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将首都从镐迁到洛阳。之后，郑庄公首先称霸，平王时“周郑交质”，各以太子住在对方作为人质;桓王时郑伯祝聃射中王肩，周王的军队被郑国打得大败，从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郑国之后，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对外扩张，形成很大的霸业;管仲死后，桓公任用小人，以至于自己死而无葬;后宋襄公短暂称霸，晋文公、楚庄王继而争霸几十年，发生过多次大战，最后在宋国大夫向戌的调停下晋楚弭兵，共为霸主，齐、秦与之结盟，其他国家还要朝贡;中原的烽火暂息，但东南的战火又燃起来了，吴王首先称霸，随后越王勾践成就了春秋时最后也是最大的霸业。到公元前474年，春秋时代结束。

　　进入战国时期以两件事为标志，一是魏、赵、韩三家分晋，三个大夫瓜分了晋国;二是田氏代齐，田姓长期居于相位，终于称君。战国之后，只剩齐、魏、赵、韩、秦、楚、燕七个大国，大家力量相当，谁也无法称霸。不过，实力还是有相对强弱的时候。始则经李悝、西门豹等改革的魏国力量最强，后来齐国的孙膑围魏救赵、减灶诱敌，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大败魏国的庞涓，同时，秦国打败了势力不断扩张的楚国，这样，齐国与秦国形成双雄并立的局面。但是随后乐毅率领六国军队打败了齐国，齐国差点亡国，只剩莒和即墨两地，最后田单用火牛阵收复了一些失地。但齐国还是衰落了，只剩强秦。长平一战，秦国打败了六国中实力稍强的赵国，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最终扫平天下，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倡其说，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兵家、纵横家、农家、杂家等纷纷登台亮相，中华文化处于鼎盛时期。

　　秦始皇当政后，建立郡县制，也就是层层施控、上级命令下级的人治官僚制度(现代政治文明是法治分权的制度)，同时，他采取法家的消灭文化的愚民治国态度，焚书坑儒，苛刑酷政;结果，秦祚短促。汉朝初时，吸取秦亡教训，“与民休息”，萧规曹随，采纳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大大增强了国力。但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进入了漫无止境的意识形态独尊的时代，文化趋于毁灭，民族的活力和创造性被窒息。

　　这就是中国的特点，国家纷乱才有文化繁荣，国家“太平”必然文化灭绝，“太平”就是政治专制、文化专制、官府垄断资源。

　　所幸我们有孔子、老子、庄子，否则我们无以面对人类文明。

　　二

　　孔子首先是个伟大的教育家，是第一位人格独立的教师。他首次向民间普及教育，改变了学在官府、官师不分的局面;他提出“有教无类”(一切人拥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的思想，为后来的科举制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也使得中国哲学成为大众化的知识;他主张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对师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主张以“仁”为教育的核心，让人们自爱而爱人，行“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提倡知仁行仁、中庸中和、“不忧”、“不惑”、“不惧”的修身要求，认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温而厉”，“恭而安”;他主张面对道义，学生不必谦让，“当仁不让于师”;他注重人格感化，率先垂范：“其身正，不令而行”;他承认学问是从学习而来的：“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重视年轻人，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如果孔子不问政治，一直做教育家的话;如果他不被后来的统治者利用，被神化，成为棍棒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个完美无缺的人，是个让我辈仰之弥高、顶礼膜拜的伟人。

　　孔子奠定了科举制度的理论基础，但这科举却成为统治者巩固专制制度、避免社会对抗的工具。科举使得贵族与平民双向交流，特别是使得老百姓可能“当官”，这让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小民垂涎欲滴，自觉放弃了改良坏的制度、推翻暴政的想法。

　　与其说孔子是个哲学家，不如说是个政治思想家。他提出了“仁”、“礼”、“和”、“大同”等思想，目的是治理社会，扭转动乱的局势。

　　中国人急功近利，不做见不到眼前利益的学问。

　　所以，即使像孔子，其哲学理论也是支离破碎、缺乏理论深度、不成体系的，但作为政治理论家，他却是伟大的。

　　孔子的“仁”就是要统治者停止攻杀，时刻想到人民的利益;要诸侯贵族“能近取譬”，以己度人，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别人想一想：你想利益，别人也想，为何抢夺，为何贪得无厌?你想活命，别人也想，为何杀戮，为何不尊重别人?你不想饥寒交迫、妻离子散，别人也不想，为何让别人骨肉分离，血流成河?

　　孔子要统治者施仁，克己复礼，克制自己，自觉不贪不夺，讲人道，爱别人，这无疑是对牛弹琴。他不讲民众的监督、人民的主权，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等人相差甚远。

　　学生问孔子如何治理社会，孔子曰：“也必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也就是说，他要让君臣父子、各种社会关系符合它的称号，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要像个君主的样子，不能胡作非为，臣子要像个臣子的样子，不能犯上作乱，父亲要像个父亲的样子，不能有违父道，儿子要像个儿子的样子，不能悖于孝道。因此，孔子要求恢复周礼，对社会“齐之以礼”，实行礼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人民“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样就形成一个有道的社会了。

　　中国人治理社会流于人治，从来以“精神文明”教育为主，辅之以惩罚人的刑法。孔子反对法治，认为那是外在的强迫，不如从内心顺化、教化、奴化人民来得高明。而西方人重视法治，不相信任何人，认为权力必然带来腐化、堕落，必须对之加以监督;法治首先是保护人权，其次才是惩罚人;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法治、民主、平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礼”的运用便是“和”，儒家强调“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流(不流于众俗)。”日本人自称是“大和”民族，早年宪法即规定“和”的民族精神，如今日本的企业间也是既讲竞争又讲协作，他们法人参股，各企业命运相通，同时，每一个企业内部劳资间、上下级间亦构成一个和谐的命运共同体，所以，儒家的“和”的精神在日本得以很好的体现。反观中国––––––“和”的概念的发源地，人与人倾轧，面和心不和;企业与企业出口时争相削价，致使国家损失惨重。所以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几个中国人是条虫。

　　儒家信命。孔门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正因为相信命，因此，孔子相信上天委托给自己的使命–––––––“天生德于予”;“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也正因为相信命，所以，不患得患失，心胸博大–––––––“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

　　中国人大多是命定主义者，所以，少有闯劲，少有冒险，少有抗争。

　　孔子信命、畏天，但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子不语怪、力、乱、神”。子路问他鬼神之事，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敬鬼神而远之”。有人问死的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中国人大抵是无神论者，尽管民间有许多支离破碎的鬼神信仰。但如信孔子、关公、妈祖、灶王、土地神、八仙、菩萨等，与其说是信鬼神，不如说是以此寄托对生活、生命的留恋。

　　如此无超然的信仰、无纯正的宗教，有时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但在社会剧变时期它会导致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瓦解，所以，中国人的世俗思想、价值观很容易发生动摇、崩溃。如晋时、明末、“五四”时期、“文革”时期。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可见，孔子有浓郁的道家出世思想。它也说明，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是儒中有道，道中有儒(老子庄子也有治世的思想)。

　　但孔子为什么没有出世做隐士呢?隐士们讥讽他“累累如丧家之犬”，在无道的乱世还到处奔忙，可孔子回答得很好：“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易也(假若是个有道的社会，我孔丘就不参与改革了。正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我要挺身而出!)”

　　可见，孔子有一种气节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有一种乐观进取、追求“道”的精神：“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志于道，据于德”，“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追求“道”，但“道”不等于“真理”。中国人没有多少是非之心、正义感、真理意识。“真理”一词本来就不属于汉语的话语系统，是外来的。

　　有人问孔子：倘若儿子偷了人家的羊，做父亲的知道后是应当包庇还是揭发儿子呢?孔子答：应当包庇儿子。因为伦理高于正义!

　　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也就是说，老百姓中有坏的东西，圣人也应当包容它。

　　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可见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人总是霸占了仁义真理，长此以往，老百姓当然对正义之类的东西概念模糊了。所以，赵高指鹿为马，大家只好频频点头。

　　于是在现实中，中国人对错误的、丑陋的、恶的东西往往能熟视无睹，甚至助纣为虐。

　　模糊是非以至于成为一些人的修身准则，庄子提出“齐是非”，白居易要求自己“心中泯灭是非心”，郑板桥的一句“难得糊涂”风靡千百万、几个世纪的中国人。

　　所以，中国社会往往恶势力横行，人们一方面只顾保全自己，另一方面也不择手段地行事。

　　中国人没有多少正义感，但有“正气”感、“气节”意识，也就是为社稷牺牲、为皇帝效忠的思想。

　　孔子之后，孟子的思想成为主流，其人性本善、仁政、天人合一、天民的学说，以及“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主义影响深远，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稍后，另一大儒荀子主张人性本恶、礼法并重、天人相分、勘天(战胜大自然)、天地人三才平等这些类似于西方的思想，反映了中华智慧的旁支，终究没有引起中国人观念的革命。

　　孟子之仁政学说、民本学说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如朱元璋之类的流氓皇帝对他恨之入骨，撤了他的牌位;但孟子的学说的欺骗性也是很大的。

　　孟子重视人、民心、自我的作用，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因此他告诫统治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后人根据他的思想又提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其实，老百姓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愚民、暴政也使得人民麻木畏惧，所以，坏蛋皇帝再多，王朝往往也能绵延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可见，所谓载舟覆舟实为中国人的欺人之谈!

　　孟子还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此为明君清官的理论基础，人民总是如此翘盼，可现实总是昏君暴官。

　　孟子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政府放在第二位，统治者放在第三位;此理论诚可贵，可专制社会何曾做到过这样?谁不是把统治者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呢?除非在民主社会，选民可以把不顾人民利益的统治者赶下台。

　　孟子又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养“浩然之气”，此话乍一听不错，可仔细一想：何为“贤”?多数无非是溜须拍马，熟背八股的人;何为“能”?多数是八面玲珑，四平八稳的人;何为“浩然之气”，无非是效忠统治者、视死如归、两袖清风、养心寡欲的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