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哲学理论论文是:中国哲学思想批判(第三部)。

　　一般来说，老子反对战争，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夫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他之所以不主张用兵，是因为他目睹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

　　老聃反对战争，可是又没有提出防止发生战争、防止战争侵害的任何措施。

　　老子是一个谨慎的处世者、聪明的做事者，他说：“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摘”;“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宠辱若惊”;“圣人被褐怀玉(穿着破衣服，怀揣美玉，比喻怀才不露)”;“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圣人犹难之(重视困难)，故终无难矣。”

　　老子不愧为智者，是最聪明的中国人!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群，同时也是最诡诈的一群，由此推之，老聃为世界智神无疑。

　　人们评论道：老子贵真疾伪，忧国忧民，爱发牢骚，好说反话，善用比喻，雅俗并举。他还好作惊人之举，如“治大国”这样严肃的主题他却只用“烹小鲜”来比喻;他喜欢“未知牝牡之合”的“赤子”，但竟然用“朘作”(阳具勃起)这样的不雅的比喻。他还骂统治者为“盗竽”(强盗头子)，而自称“愚人”。老子真正是扑朔迷离、怪诞智慧的独行侠呀!

　　四

　　道家的老子是策略派，不是教人隐遁，而是教人改变生活的策略;庄子是境界派，也不是教人遁世，而是教人提高人生的境界。

　　庄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反传统思想与尼采的思想接近，他的反异化思想与萨特的思想相象，但后者比他晚两千多年;他的哲学影响了佛教，成为禅宗的主要思想来源;他奠定了中国艺术(山水画)、中国文学(田园诗)的基础，他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如阿Q精神)，代表了中国文人的理想(如精神自由、天人合一)。

　　庄子处在“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天崩地坼的社会大变动时代，他这样描述道：“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无耻者富”，“人者厚貌深情”，“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千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凡人心险于山川”，“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所以，庄子感叹“人之生也，与忧俱生”，“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患溃痈”。于是，他竭力逃避现实，“以天下为沉浊”，追求精神自由、天人合一、超脱隐逸的“天放”、“神人”生活。他“傍日月，挟宇宙”，“独往独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乘云气，御飞龙，骑日月，游乎四海之外”;他想象如大鹏作“逍遥游”，如姑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他“奔逸绝尘”，“自藏于畔”，“心与天游”，“天人契合”：他弃世无累，“栖之深林，浮之江湖”，“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庄子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啊，逃避专制现实，躲到堂而皇之的乌龟壳里，逍遥自在!

　　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实际上是统治者的专制与老百姓的愚昧、知识分子的退避互补。

　　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如何达到这样的境界、获得精神自由呢?他认为，对待生死寿夭，要齐生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而不悦，死而不祸”，“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寿则多辱”，所以，生死寿夭不必多虑。对待富贵贫贱，要齐贫富，“富则多事”，何必去追求呢?“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何必要占有整个森林、整个河流呢?对待得失毁誉是非，也要齐是非。如果把得失看作是“藏天下于天下”，就不会患得患失了;毁誉也要“两忘而化其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因此，庄子说：“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这既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宽容万物”，“兼怀万物”，心胸博大，也反映出了根深蒂固的阿Q精神。

　　即使像庄周这样的超脱的人也摆脱不了世俗的羁绊，这正是中国人的超切主义生活态度(而不是西方人、印度人的向宗教的超越)。庄子即是主张在现实中隐，他说：“吾将曳尾于涂中”;“我周旋于亿万人间，如处独焉，如蹈虚焉。御至纷如至少，视多事为无事”;“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身而弗见也，非闭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遭治世不避其任”;“入其俗，从其俗。”

　　要在世俗中隐，就要收敛光芒，学习燕子的处世法则，不惹人注目：“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同时，隐逸于俗又不要失其内在的独立性：“外化而内不化”，“其声销，其志(独立人格)无穷。”

　　中国人的聪明智慧都用在了如何在乱世保全自身、适应世俗上，不会想到如何避免乱世的出现。

　　像老子一样，庄子也主张有技巧地生活：“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比老子的“不敢进寸而退尺”，“后其身而身先”更为狡猾)，同时，他又反对使用谋略：“无以巧胜人，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

　　庄子使用的是不露痕迹的最高谋略。

　　庄周是相对主义者，他认为事物的属性都是由主观认识决定的，而不是客观性质决定的，所谓大小、长短、好坏、美丑、生死、男女等，从“道”的高度来看待，都是等同的;因此，他反对“有畛”，反对象猴子一样无事自扰地区分“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庄周故事：给猴子橡子吃，早上三个晚上四个猴子不干，早上四个晚上三个猴子大喜)。他“齐万物”，认为“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物无贵贱”，“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万物齐一，孰短孰长”，“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是亦彼矣，彼亦是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

　　庄子如此混淆“是”“非”、“有”“无”，也是中国人的是非感淡薄的一个反映。

　　反仁义、反文明、反异化是庄周的社会观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儒家的圣人、贤士、智慧、爱民、仁义等皆不足取：“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摘珠毁玉，小盗不起”;“举贤而民自乱，任知则民相盗”;“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乎好知”;“爱民，则害民之始也”;若讲仁义，盗贼也有仁义：“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可见，仁义是虚伪的，“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庄子看到了文明的负面，认为随着“文明”的进化，人类的发展迷失了方向，造成了机谋、欺诈、诱饵、陷井，人往往死于别人的机关暗算。为避免“中于机辟，死于网罟”，庄子要求回到“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以至德之隆也”;“山无溪隧，泽无舟梁”;“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的原始社会。

　　庄子还有强烈的反异化思想，也就是反对人与自我、人与本性的分离，反对人被外物所驱使、控制，迷失在社会之中和金钱、名利、灯红酒绿之中：“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丈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趾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而轻亡其身，岂不悲哉!”“人为物役，心为形使，终生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臬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所以，庄子要求“物物(控制外物)而不物于物”，“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丧己于物”，不“以物易其性”，不“以仁义易其性”，应“形体保神”，“法天贵真”，保持人格的纯洁性、独立性。

　　庄子是“欲复归根”，在为人类寻找归宿、根柢、精神的家园，寻找文明的“旧国旧都。”

　　西方是在物质生产高度发达后，现代社会物欲横流、纸醉金迷、机械化劳作的背景下由马克思、尼采、萨特、马尔库塞等人提出反异化的，而中国人在物质生产极其不发达的二千年前就开始反异化，导致了经济的落后，人民生活的贫困化。

　　中国文化从各个方面否定“利”。

　　老庄之后，魏晋“玄学”大盛，王弼、向秀、郭象尚“无”;嵇康、刘伶、阮籍“任我”，行为放荡;王衍、乐广为主“清谈”;王导、谢安主“风流”;皆为道家之发展，世称“新道家”。

　　“专制令人冷朝”，道家、新道家是对儒家的冷朝。

　　五

　　中国思想流派中的墨家对历史的影响很值得我们玩味。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约生于公元前479年，卒于公元前381年，可能是鲁国或宋国人。墨子为武侠，其“兼爱”思想是武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精神的延伸，“尚力”更是武士精神;尚贤、尚利、节俭、非攻、非命反映了低层人民的平等、功利、和平和改变命运的要求，尚同(主张一致行动)则代表了武士团体和专制社会的统一意志的要求，天志、明鬼反映了民间社会的鬼神信仰。

　　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周爱人(爱普遍的人)”，要求人们“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认为只要这样做就能平息长期的动乱，因为“乱自何起?起不相爱。”可见，墨子与孔子一样，构筑的是人性本善的道德城堡、空想乌托邦。

　　不过，墨子关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与“耻于言利”“义利对立”的儒家相反，他以“观其中(合乎)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检验事物的标准，主张“务求兴天下之利。”墨子还以功利主义解释“兼爱”，认为“爱利万民”，“爱人利人生。”

　　墨家进一步提出“节用”、“非乐”的思想，反对贵族的奢侈浪费和享乐主义，因为对于“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必须“强力疾作”的劳动人民来说，统治者美食华服、大兴土木，儒家厚葬礼乐之类，使得“民力尽于无用”，是应当制止的。

　　墨家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呼声，所以一度十分显赫，《孟子》中有“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之说。

　　墨家门徒组成了一个能够采取军事行动的武士团体，其首领叫“钜子”，他对成员具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墨子是第一任钜子。他们曾帮助受到楚国威胁的宋国进行军事防卫，墨翟还亲自到楚国游说，劝说罢兵成功。

　　墨家团体的组织原则是“尚同”，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绝对服从。他们还有严格的墨家之法，严厉处罚违背墨家之法的门徒。

　　墨家实际上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也反映了小农基础上的中国主义的专制之必然。

　　墨家片面强调感性经验，否定理性理论，称：“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凡事都要“取实予名(按照实际形成概念)”。当代则有人把“实践”抬高到检验所有科学真理的基础地位，这实际上是否定了抽象思辨，照此说法，现代科学的许多先导性独创理论就不是真理。譬如，二进制、图论、数论、群论、量子力学等许多理论当初是没有“实践”基础的。

　　墨家及其后学还有许多民粹主义、经验主义、空想主义，以及反抽象知识、反知识分子的论调，如清朝的颜元说：“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墨家人物的无知、小农眼光的狭隘和墨家理论落后性。

　　毛泽东以墨反儒。哲学家李泽厚曾指出：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社会和伦理的祸害，毛泽东力图通过发掘本国文明中的资源，以一种独特的民族方式绕过工业化文明，直接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因此，他主观地美化农民、崇拜农民，以传统农业社会作为超越的理想基础。他曾经率领农民以土枪土炮打下了中国，他认定用土高炉、土技术也能建设一个现代化。他不再相信西方积累了几百年的工业社会规范，反过来迷信中国传统中那种自发的小生产经验。他象墨子一样执着于经验理性，沉耽于兼相爱、交相利的大同空想，并将理想的实现寄托于信徒们“摩顶放踵”的殉道精神上。

　　一方面是宏伟瑰丽的奇思异想，另一方面是自我封闭的知识结构。一方面是反抗传统的豪迈气魄，另一方面又是被摆布于传统之间的思维心理。这就构成了“大跃进”和“文革”的设计者以墨反儒、以传统反传统的矛盾心态。毛泽东打断的不是传统，而是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