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证券投资论文是:清代前期政府的货币政策——以京师为中心(下)。

　　政府货币政策的目的，是 政治 性的，为其统治服务。各代铜钱都标有不同的年号，在这里货币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当顺治年间，有人看到明代货币搀和在清代货币中流通，“禁之不止，诛之不胜诛”时，提出“凡市上行使，每废钱二文，当制钱一文”，由国家收购前代废钱的 方法 。户部大臣反驳称：“明季废钱，岂可并行?”60 不同意用此办法，似乎使用明钱，有损清国。

　　其次是为了财政收入，保证军事活动的正常进行。政府铸钱有时可以获得比较多的铸息。顺治年间，清朝还没有统一国家，战争需要大批经费。瑞士学者傅汉思指出：“政府从铸钱活动中获利是比较大的。对于有代表性的那些北京钱局而言，其结果是十分令人惊异的：直到1695年，那些钱局场是获利的，利润占铸钱成本的4—4.2%。然而，1700年以后，那些钱局都没有利润，反而受到严重亏损，那时北京钱局的亏损达到铸钱成本的16—63%。只是采办比较便宜的云南铜以后，北京钱局的形势又有了改善。但是其利润却是微不足道的，还不到钱局成本的5%。随着国家对云南铜矿补贴的增长，铸钱成本再次上升，最后再出现铸钱总经费高于铸钱收益的情况。”61

　　再次是为了 社会 稳定。按照货币 经济 理论 ，物价与货币有着重要关系。物价高低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当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时，则物价下跌;反之，货币量减少，则物价上涨。如果官方兑换率和市场兑换率的差别过大，就会使物价变动，给百姓生活带来困难，也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甚至发生暴动。因此，为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政府维持官方银钱的固定比价，稳定铜钱通货，就显得十分重要。

　　清代前期的政府是专制体制下执行权力的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巩固统治，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定，很难说政府是为推动商品流通的 发展 ，而制订货币政策的。但是为了达到政治、军事目的，政府提出的货币政策，也离不开经济。换句话说，政府的各种职能是相互关联的，经济作用离不开政治、社会和军事作用，而货币政策落实的结果，则体现在经济方面。当然，也并非是一种 现代 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只是为了论述方便，这里按照现代货币理论，把政府对货币的有关措施与管理归纳起来，以期从 历史 事实中，客观评价政府的政策。

　　政府货币政策的特点之一，是因时制宜，随着市场变化而不断改变的。例如：对市场作用产生的私钱流通，政府一方面在 法律 上严令禁止，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政策。“乾隆初期，由于制钱供应不足导致钱荒的压力下，政府对私钱流通采取的基本方针是一种放任或弛禁的态度。至乾隆中叶以后，当制钱的供应逐渐稳定，各省呈报市场钱价日益平减的时候，处理私钱的政策才正式展开。采用的方式是多面性，但其中与历代政府的‘严刑峻法’政策迥然不同之处，是采用一种较温和的收买政策。”62 又由于政府是根据市场中流通货币数量的变化，而推行货币政策的，所以，这些管理措施也是审时度势决定的。有人说，清朝货币规章多变，正反映了政府这种随时应变的能力。

　　发放生息银两是政府货币政策的又一大特色。康熙前期，全国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63 但到后期，经济复苏，物价也开始回升。日本学者岸本美绪说：这是因为“康熙二十二年降服了郑氏，占领了 台湾 ，再开海外贸易，从而 自然 地丰富了货币。”64 理查德(Richard Von Glahn)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65 他认为，“康熙朝的萧条与银的流向似乎并无简单的关系， 中国 国内物价的降低早于日本禁银出口，而物价回升也未受白银流入的刺激。”“铜钱价值下降并不能明确的与白银流入量的变化相关。”66 笔者同意理查德的意见。从解除海禁的康熙二十二年到康熙后半期，大概有十年的时间，白银流入量是否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起到丰富货币， 影响 物价上升的作用，值得怀疑。笔者认为，起到丰富货币作用的，主要不是国际白银流入，而是国内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这就是康熙时期开始的为使官兵摆脱生活困苦，而发放生息银两的政策。雍正七年，上谕称：“为京城八旗兵丁人等生计，朕悉心揆度，若逢家中红白之事，经费不敷，着实困迫堪悯。特着用内库之银，交付王大臣转用滋息，以备兵丁不时之需。兹念外省驻防之满洲、汉军兵丁亦应一体恩赐。”“其他各省督、抚、提督标下兵丁，亦循此例。”67 从京城八旗到各地驻防之满洲、蒙古、汉军等官兵，都有生息银两之利息，作为生活补贴。当然，清代前期的政府不会想到，用这种政策可以摆脱经济停滞现象，但在客观上生息银两确实使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加，扩大了需求，促进了消费，使康熙后期的经济开始复苏。到乾隆时，发放的生息银两本金，已经基本归还。68 可见，货币滋息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对拉动内需的确很有成效。

　　关于在货币流通中，政府起主导作用，还是市场起主导作用的 问题 ，理查德认为，“明代主导货币事务的是市场而非政府。主控货币的是市场，而非国家。” 69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罗威廉(William T. Rowe)似乎不同意他的结论。“我关于十八世纪货币政策的 研究 ，使我对他的结论持谨慎态度。虽然象理查德表明的那样，当时的国家对它管理通货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但不管怎样，清中期官员们使用了广泛的间接方式――调整铜币的大小和含量，通过大量的技术手段，在不同的货币地区，控制银钱的相对供应量，高度选择性的反利用――作为一个市场的参与者来保证货币稳定，刺激了与人口同量扩张的经济生产力的发展。”70 理查德的研究止步于康熙时期，罗威廉的研究重点在雍乾时期，虽然他们对于整个清代前期政府的货币政策、管理、执行情况，都没有全面研究，但是他们的结论都是有根据的。

　　一般来说，清代前期是政府与市场共同控制流通中的货币量。政府的货币政策确实起到一定作用，特别是在某些时期里，甚至起到主要作用，如前述发放生息银两，增加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就是市场在短时间里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政府的货币政策是调控流通中的货币量。当市场上铜钱数量减少时，政府可以增加铜钱的数量，反之，政府也可以减少铜钱的数量。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又受到铜材的影响，当市场上铜材短缺时，政府可以增加铜材生产，或向外国购买。由于铜钱货币流通量是随着市场上铜材价格的波动而变化的，所以，货币流通量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官方按照市场银钱比价的变化来调节货币数量，政府的货币政策总是跟在市场调节的后面起作用。日本学者黑田明伸的研究指出，“私钱跨省性的流通则呈显传统中国货币流通的另一面貌。”“显示出‘私’的经济相对于‘公’的经济对穿越政治疆界的活力。”71 如果把“私”看成市场调节，把“公”看成政府调控，那么，从长时期看，正是“私”钱流通冲破城市之间、省际之间的地域，起到左右整个货币流通的主导作用。

　　从整个清代前期来看，政府货币政策的干预能力呈下降趋势，乾隆时期钱票的盛行，就证明政府并没有能力决定钱票的流通，完全听凭市场调节。特别是道光时期， “新旧朝钱币一起流通及洋钱可用以缴税，表示当朝所铸的钱币不是那么成为王权的象征。”72 低色洋银内流，国内白银外流，在一些地区洋钱与制钱同样使用。这时，政府提出了禁止中外贸易使用白银的反市场 规律 的政策，难于施行，就更表明货币流通越来越被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价值规律所操纵。

　　注释

　　1 《清朝 文献 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5。

　　2 咸丰九年九月十六日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张祥河等奏折，见清代钞挡，钱法，道光朝。藏 中国 社会 科学 院 经济 所图书馆。

　　3 《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4 陆世仪《论钱币》，见《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二，钱币上。

　　5 汪宗义、刘宣辑录《清初京师商号会票》，载《文献》1985年第2期。

　　6 “钱票是一种信用票据，由钱庄、银号等信用机构签发。它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起着代替货币职能的作用。”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载《中国经济史 研究 》1987年第4期。“钱票的起源，也无法考据。当初可能也是一种期票，临时填写，其和银票不同的地方，大概只在于银与钱的分别。也许银票的面额大一点，钱票的面额小一点，因此钱票的流通性要更加大一点。”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57页。

　　7 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8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2。

　　9 约翰· 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致一位议员的一封信》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译本，第101页。

　　10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6。先定为七文准银一分，后改为此比价。

　　11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

　　12 参阅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户部，钱法;《清朝文献通考》钱币。

　　13 私钱包括私人非法铸造的货币;官局中炉头工匠偷工减料，铸的低于法定重量或成色的钱;前代的货币。参阅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 分析 ――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 台湾 师范大学 历史 学报》1997年第25期。

　　14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

　　15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70。

　　16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四，钱币二，考4972。

　　17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四，钱币二，考4975。

　　18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七，钱币五，考5012。

　　19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

　　20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十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

　　21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50。

　　22 张建辉《关于康熙对生息银两制的初步推广及其在八旗军队中的运用》，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3 《雍正朝镶红旗档》宿字三十九号，转引自韦庆远《雍正时期对“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对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研究之二》，载《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24 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

　　25 张建辉《关于康熙对生息银两制的初步推广及其在八旗军队中的运用》，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6 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

　　27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

　　28 《清高宗实录》卷二二六，乾隆九年十月壬子。

　　29 《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30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九，钱币一，考7686。

　　31 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32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

　　33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十四，户部，钱法。

　　34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0-5001。

　　35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0-5001。

　　36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

　　37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

　　38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

　　39 《清仁宗实录》卷一六一，嘉庆十一年五月甲子。

　　40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

　　41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

　　42 《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乾隆三年三月丁巳。

　　43 陈廷敬《杜制钱销毁之弊疏》，见《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三，户政二十八。

　　44 顺治八年正月户部尚书巴哈纳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81年，第7辑，第169页。

　　45 顺治九年十月户部尚书车克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7辑，第178-179页。

　　46 《清世宗实录》卷三二，雍正三年五月癸丑。

　　47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禁令。

　　48 《清世宗实录》卷六一，雍正五年九月乙卯。

　　49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

　　50 《乾隆朝上谕档》第十七册，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十二日，页958、976。转引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51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5147。

　　52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禁令。

　　53 《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54 《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55 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56 王光越《试析乾隆时期的私铸》，载《历史档案》1988年第1期。

　　57 潘敏德《中国近代典当业之研究(1644—1973)》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3)1985年，第292页。

　　58 林满红《嘉道钱贱现象产生原因‘钱多钱劣论’之商榷-海上 发展 深入 影响 近代中国之一事例》，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五辑，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年，台北·南港。

　　59 “道光年间，清廷也曾设立政府的信用机关，由内务府在北京设立官钱铺五家，发行钱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49页。政府发行官钱票，比民间使用钱票晚得多，而且在前期是否起了作用，待进一步研究。

　　60 顺治九年十月户部尚书车克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7辑，第178-179页。

　　61 (瑞士)傅汉思《清代前期的货币政策和物价波动》，载《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62 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63 (日本)岸本美绪认为，康熙前期禁海和政府的紧缩政策，使流通中的白银减少，造成全国性的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出现康熙前期“全面物价下跌及与之相伴的滞销、收入下降等不景气的”情况。岸本美绪《康熙年间的谷贱 问题 -清初经济思想的一个侧面》，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康熙前期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是事实，但形成的原因不一定是政府紧缩政策。据日本学者百濑弘的研究，“至康熙三十六年皇室开支尚不及明朝一个内廷官署的经费。乾隆朝在清朝财政盛世的 时代 中，也只不是60万两。”百濑弘《清朝の異民族统治に於おける财政经济政策》，《东亚研究所报》，第20号，1943年。转引郑永昌译文《清朝的财政经济政策》，载《财政与近代历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可见另有原因。

　　64 岸本美绪《康熙年间的谷贱问题-清初经济思想的一个侧面》，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65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338pp.台北南天书局翻印本1997年。

　　66 转引刘翠溶书评，载《新史学》一九九八年九卷三期。

　　67 《雍正朝镶红旗档》宿字三十九号，转引韦庆远《雍正时期对“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对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研究之二》，载《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68 参阅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

　　69 转引刘翠溶书评，载《新史学》一九九八年九卷三期。

　　70 “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28, No.2 (Autumn, 1997)。以上 英文 论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徐建青同志提供译文，在此表示感谢!

　　71 黑田明伸《乾隆の钱贵》，《東洋史研究》45卷4期1987年。转引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

　　72 林满红《嘉道年间货币危机争议中的社会 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