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文学理论论文是:现代性危机与美学传统的建构——略论卢卡契总体性美学的现代性反思。

　　在人们热中于谈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当下语境，谈论卢卡契似乎不合时宜。如果有人称“卢卡契是当代世界最有影响最有争议的伟大思想家之一”，那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因为这道出了一个基本的学术真像。但要继续探讨卢卡契其实，则属多此一举。其实，在当代西方美学家当中，深刻反思并坚定维护现代性价值的并不多见，最重要的是两位：一位是哈贝马斯，另一位就是卢卡契。对于前者，国内外好评如潮(尽管也出现很多争议)，而对于后者，则多以为思想僵化、不合时宜。本文拟从现代性视野来重新审视卢卡契的美学研究，认为，决不能将学界偏见那样将卢卡契其哲学美学和文论归结为十九世纪黑格尔美学话语与马克思美学话语的简单复述，而应视为二十世纪现代性反思思潮当中的重要一员。卢卡契曾钟情狄尔泰、师从席美尔、受业于韦伯、聆教于李凯尔特，后者都是赫赫有名的现代性大师。作为在现代性思潮盛行时期步入学术文化舞台的思想家。尽管卢卡契没有直接加入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当中，但卢卡契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关注现代性问题。卢卡契美学体现了二十世纪的鲜明的时代精神，体现了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洞悉，并提出了许多具有重大创见的克服危机的理论成果。卢卡契的总体性美学体现了他对现代性价值的一以贯之的坚定维护。在二十世纪初，非理性意志论处于鼎盛时期，他及时从新康德主义形式美学与黑格儿历史美学中吸取价值，提倡总体性的艺术观念;当二十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危机加剧的时期，他及时从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反拜物化理论当中吸取价值，提出总体性的历史主体及其阶级意识的革命理论;当二十世纪各种现代主义艺术出现颓废危机(而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又存在简单化倾向)时，他及时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吸取价值，提出了总体性的“伟大的现实主义”理论;当二十世纪科学实证思维出现霸权危机时，他及时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现代其他人类学等理论成果中吸取价值，提出总体性的拟人化的美学理论，弘扬了艺术美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可见，卢卡契并未过时，卢卡契更非“一条死狗”，而是一位值得当代学术与之全面对话的重要理论家。本文拟就卢卡契总体性美学的几个侧面展开讨论，希冀更多同仁将研究引向深入。

　　一、 克服现代人性的分裂：提倡总体艺术的审美理想

　　近代西方的几百年时期，是现代化文明不断扩张的时期，也是人的精神急剧蜕变的时期。面对日益严重的人性分化或分裂的状况，大批浪漫主义艺术家哲学家曾流露出深深的忧虑，卢梭呼唤自然的人性以对抗科学技术造成的危机，康德希冀以艺术审美克服理论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二律背反，席勒主张通过审美的桥梁使人从自然的人过渡到道德的人，尼采则钟情于酒神精神的狂欢与醉态来恢复人的生命的原始力度。十九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更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资本生产迅速扩张、社会分工更为细密、商品财富空前增长、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也最为深刻的时期。社会物质现代性历程一路高歌猛进而又危机四伏。席美尔(或译作西美尔、齐美尔)———这位天才的经济学家与思想家，在其代表作《货币哲学》中，深入研究与深刻反思了西方以货币交换为代表的资本生产体制给资本主的文化与人性造成的全面影响。揭露了资本主义货币社会由于主观精神文化与客观物质文化之间的分裂而陷入不可逆转的危机理论。席美尔指出，如果说在市民社会的形成初期即18世纪初期，人是精神生活是建立在主观文化的基础之上的，与此相反，19世纪的社会关系出现解体，形成了受制于货币制约而独立于人的新形态的客观物质文化。在主观文化中，个人受到尊重;在客观文化中，个性的地位被货币取代。[1]

　　席美尔认为，导致现代文化危机的根源于各个领域的高度专业化或社会分工化与货币交换的统一系统。传统文化是一代又一代人积累而成，其创造者与产品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然而在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产品与其生产者彻底地相分离，产品的价值不是来自生产者的心灵，而是来自与其它产品的联系。产品的这种片段化特征，欠缺具有灵魂的生产者的本质。[2]社会的细密的分工靠货币交换的等价制度加以统一，而这又反过来加剧了物质文化对精神文化的挤压。

　　席美尔深刻指出，“货币通过其广泛的影响，通过把万事万物化约为一种相同的价值标准，它拉平了无数的上下变动，取消了远近亲疏……”[3]货币以其数量化、精确化、工具化、非个性化、无色彩化、非人格化、均质化、齐一化、平面化或形式化精确化、等本性横扫一切传统价值，统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同时，也造成社会文化与人的存在具有金钱或货币的诸种性质。货币的逻辑与人文的价值尖锐对立，传统社会的血缘、个人内心的情感、心灵深处的激情、幻想世界的憧憬、艺术领域的诗性等等遭受无情消解。金钱或货币在社会生活中取代了过去的上帝的地位，成为无所不在的决定性力量。整个世界成了一道数学题，而货币则是其中的公分母或公约数。如果把社会比做一个巨大的语言系统，货币则是其中的基本语法。他不无悲哀地指出：现代货币制度下，个体文化中的灵性、情致和理想正在日益萎缩，社会甚至再也容不得一个尼采，甚至也容不下一个歌德。总之，现代社会的无高尚无个性的风格的理性主义特征受到了货币制度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作为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流露的主观个性的精神文化，受到货币系统中的客观物质逻辑的扭曲和压制。“个人文化之发展远远滞后于物质文化的进展”[4]

　　韦伯提出的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客观化、合理化理论与席美尔的理论极为近似。韦伯指出，传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被现代社会的客观化、形式化或合理化所取代，但是，尽管这种客观化有其解魅的合理性，但更多的是形式的合理性而非实质(或价值)的合理性。

　　席美尔与韦伯的思考也青年卢卡契心中引起强烈共鸣。还在大学时代在匈牙利读书的卢卡契曾极为熟悉并崇拜席美尔，多次前往柏林聆听过齐美尔的课程，被席美尔的精彩课程吸引和折服，成为席美尔的私淑弟子。卢卡契与韦伯也交往密切，加入过韦伯的私人学术社团，二人后来的联系可谓终其一生而不断。卢卡契对现代性的体验与思考因而深受席美尔与韦伯的影响，他放弃法学专业而转修哲学和艺术史。在进行了几年的戏剧演出与研究并名声大振之后，他系统钻研了哲学、美学理论，除《现代戏剧发展史》这部千页巨著之外，更撰写出《心灵与形式》等一系列精彩而又影响深远的美学学术随笔集。

　　卢卡契运用席美尔和韦伯的文化社会学理论，阐述了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所造成的文化危机，资本主义社会的刻板的劳动分工，使一切个性的东西成为多余，劳动本身及其结果都成了与人相对立的异己的东西，对物的追求似乎成了唯一的目的。卢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一书中，卢卡契也将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分为“理智的文化”与“审美的文化”两种形态，认为理智的文化把“人的完整的生活割裂开了”，人在理性化和科学化的过程中成为异化的存在，而审美的文化则“赋予人生以意义”[5]。 卢卡契深刻分析了作为现代审美文化的戏剧艺术的嬗变及特征，指出：现代戏剧是现代市民社会的戏剧，根源于现代市民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既是个人主义的，又是整齐划一的。“(资本或商品生产系统中的)工作取得了一种和个人对立的、特定的、客观的生命，因此个人不能在所从事的工作中而只能在别的地方寻求表达他自己的方式。”[6]

　　在《心灵与形式》一书中，卢卡契更是明确指出：在卢卡契看来， “生活”本是人创造的，但是，为人所创造的生活已外化为与人自身相对立异化世界，变成了外在于人的僵化的力量，成为一个充满着与人疏离的程式教条、典章制度、规范机构的非人世界。卢卡契所说的“心灵”即“真实的内心生活”，即“生命的本真状态”。由于毫无意义的外在生活已经与人的心灵世界完全无法对应，因此，只有文化如艺术、哲学、宗教尤其是艺术能给人提供内在的真实生活。卢卡契坚信，生活是苦难的，工作是没有诗意的，人的真正出路在审美文化中，只有在艺术中人们才能再现生活的意义和情趣。因为科学只能提供事实和材料，而不能提供意义与价值，艺术才是与事物的本真性相关联的，只有通过艺术和审美才能揭示混沌生活背后的那种存在形式。艺术审美文化是把“心灵”与“生活”(即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真实生活与日常生活)诗意地、和谐地统一起来的方式。在卢卡契看来，艺术乃至整个文化是通过“形式”来为我们提供心灵与命运的，形式是生命的最高法官。他指出：“形式把生活的素材组织成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7]经过这种筛选、整理、加工、结构的过程，形式使生活中原本零乱的、无形式的素材在作品中变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审美形式，它超越了混乱的、无序的日常生活，展示了一个明晰的、有意义的真实而又理想的世界。他力求探索文化与文学的审美形式世界得以建构(大而言之是文化形式;小而言之是艺术形式)的可能性，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社会异化、人的异化和文化的异化，添平内在心灵与外在现实之间的鸿沟，摆脱人类困境，创建新型文化。《心灵与形式》一书的标题本身即揭示了：形式与心灵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形式与心灵的契合。艺术借助形式的建构与暗示，暴露日常生活的虚假、无聊，而揭示生命的本真状态，显示人生的永恒价值。可见，卢卡契把拯救资本主义社会人性异化的希望寄托于审美文化。卢卡契卢卡契希望在没有诗意的时代追求生活的“诗意”。

　　但是，与此同时，卢卡契对非人性化的时代能否产生这样富有诗意的审美文化或这种审美文化的拯救能力深表怀疑，他在《心灵与形式》一书中指出：审美文化的形式与人类的精神结构也只有一种松弛的结构关系，“因为形式不是来自我们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很少是美学的，因为它由于自己的无序特点而变得很软弱无力”，卢卡契陷于思想的困惑之中，因而不久转向黑格尔的充满辩证法思想的历史哲学与美学。

　　《小说理论》这部杰出的美学著作是卢卡契的新黑格尔主义时代的思维结晶。具体说来，它代表了对永恒形式思想的摈弃，走向卢卡奇所说的“美学范畴的历史化”[8]。在《小说理论》中，卢卡奇一方面卢卡奇精辟分析了近代小说艺术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演变过程，另一方面对小说艺术作了精彩的类型学研究，并进而对小说创作乃至整个现代艺术的审美理想提出了前瞻，提出以古希腊健康而完整的艺术创作与近代德国的歌德小说以及现代俄国长篇小说为审美典范。由于篇幅所限，这部分内容从略。

　　以希腊文化为社会理想、艺术理想和审美理想，这是西方近代浪漫派思潮的传统。卢卡契试图在现代散文化的时代重建希腊史诗总体性艺术的传统，体现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现代性问题的深刻反思。卢卡契决非主张简单地回归希腊社会文化精神传统，而是要用人道主义的美学理想去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分裂的原子化的文化弊端，他之所以寄希望于歌德小说的和谐理想、托尔斯泰小说的诗史般总体精神与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崇高的道德伦理追求，正是为了克服现代社会日益加剧的人性分裂危机，重建社会、人生的完整性。这一现代性批判精神贯穿于卢卡契一生的美学探索之中，并对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及整个西方当代美学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二、 克服物化社会的危机：呼唤历史主体意识的觉醒

　　卢卡契生活的时二十世纪头二十年，是资本主义由垄断资本主义向跨国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当时，各国内部的社会危机以及各国之间的民族危机在加剧，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而匈牙利的民主革命则很快失败。这时的卢卡契从黑格尔哲学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试图反思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其解决途径。思考的结果是推出了在现代西方哲学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这部著作中，卢卡契深刻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物化危机，提出了倍受瞩目的“历史主体意识”理论或阶级意识理论，显示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及其克服的独特思考。该书也因而在西方美学史上体现出独具特色的文化美学价值。

　　《物化与阶级意识》一书由8篇论文组成。从直接原因来看，这些论文写于卢卡契本人参与了的匈牙利革命危机之后，旨在总结革命失败原因、寻找新的革命出路，因而表现出激进浪漫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但是从深层次来说，该书深刻地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文化危机，卢卡契将它们概括为“物化”的危机，精辟地提出了克服“物化”危机的历史主体哲学，包括总体性、辨证法与主体性等深刻内容。其中《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与《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两篇最具学术价值，前者主要质疑了批判了科学实证主义哲学(同时质疑了自然辩证法);后者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造成的社会全面异化(卢卡契表述为“物化”)。

　　卢卡契的“物化”理论主要得益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同时，也吸取了齐美尔与韦伯的现代性理论。

　　卢卡契首先依据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以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生产分工与专门化、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等理论的分析，阐述其物化理论。他从对商品关系的剖析出发，深刻指出：商品交换的世界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物化不仅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而且是囊括一切方面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结构的问题。那么，“物化”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呢?物化一词的本义，就是在头脑中使某种抽象的东西呈现为一物。他引证马克思的话说：“可见，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9]综合卢卡契的分析和论述，物化具体表现为现代资本主义人与人的关系彻底表现为商品关系，人创造的商品成为某种异于人的客观的东西而与人相对立，物的个别的物性转化为某种可计算的交换价值。生产者的个性化的劳动转化为某种可交换的抽象劳动。完整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为流水线上的一个个机械的局部行为。生产者个人不再体现为整个劳动过程的主人，而被分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中去，而变得孤立化原子化。人变得一无所有，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物成了主宰，人成了奴隶。等等。总之，现代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的非人化。

　　此外，卢卡契的物化理论也受到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和韦伯的社会学的影响。卢卡契吸取了齐美尔的货币哲学研究所阐述的异化理论，吸取了韦伯的现代性社学学研究的合理化理论，用于对资本主义物化现象具体而深入的剖析，具体的论述从略。

　　卢卡契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物化现象的分析，是当代学术同类研究的先知。众所周知，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本获取利润的本性使资本主义迅速从手工工场走向机器大生产，不断地细化社会分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改进生产技术。现代资本主义大机械生产这种精确化、专门化，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一方面表现为人的总体人格的分裂。因为这种数字化和专门化必然一直扩展到工人的心灵中，资本家为了促使人们的心理特征结合到专门的理性化生产系统中去，自然会把工人的心理特征也归结为统计学上的可行概念。这样，工人的内在心理存在就被这种合理的机械化过程从人的总体人格中分离出来，并且使这种心理特征与其人格对立，就是说工人完整的人格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表现为工人被彻底原子化了。由于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劳动者不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主人，反而成为一个生产过程中的部件、一个原子，工人从根本上丧失了主动性。他们依附于机械化系统，再也不是独立的存在。卢卡契说：“在这方面，机械化也把他们变成一些孤立的原子，他们不再直接——有机地通过他们的劳动成果属于一个整体，相反，他们的联系越来越仅仅由他们所结合进去的机械过程的抽象规律来中介。”[10]

　　不仅如此，卢卡契还进一步深刻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物化现象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导致整个社会组织、精神文化以及人的意识的全面物化。诸如：劳动组织管理系统、法律机构的官僚化和形式合理化。人们的心灵、肉体、知识、伦理等等也被物化渗透，屈从于这种物化，亦变为可以交换的“物”。物的价值升值而人的价值贬值。人们的整体意识消失，而代之为具体的、直接的、个别的意识。整体的或综合的思维被孤立的实证的“科学”分析所取代。日常语言和文化活动也被物化所渗透，充满浓厚的商业气息。

　　在《历史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卢卡契与当时各种新兴哲学展开对话与论辩，指出各种形形色色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几乎都是对物化社会的表证、认同或屈从。除了少数的非理性哲学从价值论上对科学实证主义提出了软弱的内心怀疑之外，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发展的基本倾向是科学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传统哲学的批判性品格面临着消失或表面化的危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失去了对世界整体作出深刻认识与完整把握的能力。

　　由于物化现象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担搁的个体人所面临的直接现实性，无产阶级的个体成员也不例外，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宿命论和实证主义来说，也同样无法超越这一现实。甚至于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法也混淆了自然与历史的区分，忽视了历史辩证法的真谛。无产阶级因而被置于一种消极无为的境地，使历史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机械对立，理论与实践互相脱离，物化日益加剧，革命流于失败，理想成为泡影。

　　卢卡契进一步分析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二律背反理论及其解决途径。指出，康德、席勒等人祈望艺术审美的中介克服二律背反以达到对世界整体把握的方法尽管美妙，但终于避免不了静观的认识论的窠臼，而费希特、黑格尔企图借助于自我意识或世界精神的中介来克服背反取得完整认识的愿望也成为新的“神话”。

　　那么，如何摆脱现代资本主义物化危机呢?卢卡契提出了他的总体性哲学理论，卢卡契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区别。”[11]

　　卢卡契认为，克服物化社会危机的出路在于，冲破物化意识的束缚，唤取真正主客体统一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通过其先锋队政党)的阶级意识、历史意识、主体意识、辨证意识、总体意识、实践意识以及人道意识或人文观念——后者这些概念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几乎可以互释——从而以巨大的主动性和热情去创造新历史。换言之，对于总体性的渴望，成为革命危机时代的历史动力。因此，该书最重要最核心最基本的观点是，主张激活黑格尔的革命辩证法(尽管具有绝对精神的缺陷)，回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辨证运动的“总体性”。在全书的第一篇即《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他明确提出区别是否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标志是否坚持马克思的辩证法。即便将来马克思的全部个别结论过时了，只要他仍然坚持这种革命的辩证法，那么，他就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新版序言中这样写道：“《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巨大功绩在于，它给那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决定性的方法论意义。”[12]

　　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契无疑处在激进浪漫的革命情绪之中，该书主观性缺陷因而是明显的。但是，该书的总体性理论却对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巨大的反响，成为后者的现代性话语的主要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