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政治理论论文是: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演进轨迹探因(二)。

　　其次，在功能上，西方是独立的立法机构，早期改良派所设计的议院却只是润滑剂。因为议院的目的只在改善“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的传统流弊，以使“民隐上达”，“君恩下施”，缓和君民关系和上下关系。这样的议院，不具备改造专制的性质，只能为专制制度修缺补漏。另外，早期改良派在设计议院时，从未想到宪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更没有议论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问题。相反，却规定“凡事虽由上下议院决定，仍奏其君裁夺”，(注：《郑观应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页。)由君权来代替法权，这样的议院， 既不是有宪法保障的立法机构，也不是民权的政治代表，因此它对于君权没有丝毫制约作用，而只是在原有机构外增设新机构，作为改善专制制度的润滑剂。

　　早期民权思想除了以上两个特点外，还表现了强烈的功利性。“倡民权”、“设议院”，归根到底是为了“安内攘外”，“君国子民”，“保太平之局”，(注：《郑观应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页。)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为王者师”功利品性的光大。应该说，这是“救亡御侮”的沉重历史使命所决定的整个时代的特征。但是也正因为救亡御侮任务的紧迫性，导致了早期改良思想家对民权精神生吞活剥、不求甚解的倾向，最终使他们失落了对封建专制文化的理性批判精神，而把早期民权思想所应当担负的思想启蒙重任推卸到戊戌维新思想家身上。

　　应当指出，由于受到当时资本主义经济还很幼弱、资产阶级刚刚诞生的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制约，早期改良派对西方民权思想的理解和要求确实不可能走得很远，也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他们从西方借来了民权思想武器，却又小心翼翼地深怕触动封建专制皇帝的权威，于是千方百计地要把自己的主张同传统的政治教条调和起来。但尽管如此，在当时条件下敢于提出议会政治和“君民共主”的政治主张，毕竟是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这种政治理念一经出现，便会吸引越来越多人们的注意，启迪人们进一步探索西方民主制度及民权思想的真谛，这是早期民权思想的一大功绩。

　　三、改良期——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第一次高潮

　　甲午战败，中国以强大的北洋海军败于“蕞尔小夷”的严峻现实，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国人在反思战败根源时，意识到中国的战败不仅在于军事装备落后及指挥失当，更重要的是日本的近代民主政治制度远胜于中国腐朽的君主专制制度。

　　考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康有为认为“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注：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故宫藏本，卷七、卷六按语。)而“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③之故”。(注：康有为：《上清帝第七书》，《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04页。) 因而主张仿日改制，行君主立宪。这一点虽然只是对早期改良派学理的因袭，却已将改制由议论提到实践的日程上。梁启超更偏重民权，他认为“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注：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政弱之根源”，(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梁启超选集》，第38页。)因此“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三卷，第96页。)在这种认知基础上，维新派高举改制与民权两面大旗，一呼而百应。“时当甲午战后，此论一倡，遂风靡海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注：杨复礼：《梁启超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72页。)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第一个高潮来到了。

　　这一时期民权思想的最大成就还不是表现在变法维新的具体主张之中，而在于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民权思想的学理基础和启蒙武器。这些理论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思想体系，主要是康有为装在今文经学套子里的历史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点和严复以西方天赋人权和民约论为基础的较彻底的资产阶级人权平等学说。

　　“公羊三世”说是康有为藉孔子的名义宣扬据乱世一升平世一太平世的进化规律，并比附西方专制一立宪一共和的三段论，以为改制成君主立宪的西方民主制度张本的思想体系。孔子在这里被打扮成一个“日以进化为义”(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85页。)的历史进化论者，被推到张民权、行改制的旗手位置上。 抛开托古改制的功利目的，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它不可忽视的理性启蒙意义，即民主必然取代君主是世界潮流，“吾知不及百年，将举五州而悉惟民之从，而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此亦事理之无如何者也”。(注：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梁启超选集》第49页。)这是民主必然性的学理依据。

　　天赋人权论是二十世纪最为有力的民权思想启蒙武器，严复曾把它译为古雅的汉语：“唯天生民，各具赋畀”(注：《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18页。)并在《直报》上发表《辟韩》一文对宣扬君权神授、专制有理、君主民仆的唐代思想家韩愈《原道》一文痛加批驳，论述人民是“天下之真主也”，主权在民、君仆民主、立君为民、君可废立等一系列反对专制的启蒙思想，宣扬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民在自然状态，人人都是自由、独立、平等的。从来不存在天生的奴隶和天生的主人，不存在服从与被服从、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人民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订立社会契约组成国家，因而国君是人民的公仆，如果国君违背民意而变成专制暴君，人民有权利推翻他的统治，以恢复自己的天赋人权。这一理论扭正了二千年来被歪曲的君民关系，是真正的西方民权理念的挥发。

　　在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论和民权平等论这两大思想武器的理性启发下，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注：《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他们对于封建专制的批判，对议院、民权、民智的认识都远远地超过了早期改良派，呈现出跃进式的进步。

　　首先，在对君主专制的认识和批判上，改良派一反早期躲躲闪闪、欲言又止的避讳态度，公开反对君主专制，从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批判声势。严复首开斥君主为“民贼”、“独夫”的纪录。梁启超指出民权与君权是公与私的对立关系：“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106页。 )谭嗣同最激进，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三纲五常，他指出，三纲之害，毒烈异常，“不唯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 而“二千年来君主一伦，尤其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页。)因此号召 “冲决君主之网罗”，(注：《谭嗣同全集》上册，第55页。)由批判专制走向推倒专制的宣传。深刻批判三纲，是涤荡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基础的前提，它比起一般地斥骂“独夫民贼”更具理论深度和批判力度，它标志着戊戌时期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已进入理论清算阶段。

　　其次，在议院问题上，改良派的议院设计已基本接近西方议院制的核心。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明确提出“人有自主之权”、“权归于众”、“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设立议院等崭新命题，并在《日本变政考》中强调“人主之为治，以为民者”，张民权成为设议院的最终目标，与“振君威”的早期目标形成鲜明的对照;康有为又提出“以民所乐举乐选者，使之议国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顺。”(注：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故宫藏本，卷七、卷六按语。)那么这样的议院是能代表民意、行使民权的“民选议院”，比早期的“钦命议院”又是一个进步;西方的三权分立说被纳入议院，“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注：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36页。)这种要君主服从宪法，又掌握着立法权的议院，意味着对君主专制的根本改造，与早期议院议而无权，议不立宪的咨询机构性质有本质的区别，因而也含有了资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权、限制君权的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设议院已不是救国御侮的唯一方案，民权思想才是时代的主流。早期改良派本末倒置的倾向得到修正，民权思想的神髓已被纳入改良思想家的体认范围之内。这主要体现在严复“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理论和梁启超“权生于智”的学说。

　　严复认为民主政治还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应用，“自由”才是体，“民主”只是用。导致中国败弱的根由在于自由不自由，而不在民主不民主。“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注：《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18页。)因此是先有平等自由，后有民主政治。应该说，这种对西方民权精要的体认是非常确切的。我们知道，近代欧洲的民主历程是以个性解放、自由平等思想为起点寻求到议院制度的，而中国恰恰相反，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民权思想发端，平等自由的观念一直在思想家的视野之外。中国的民主道路是从议院制度开始，遵循由用到体的特殊逻辑。这种由用到体、由末到本、由外而内的特殊逻辑使中国的民权思想缺乏基础，最终导致了民主道路的曲折迂回。严复能意识到这一点，其理性的启蒙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梁启超认为愚民与专制、智民与民主有逻辑的对应关系：“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害民智为第一要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注：梁启超：《上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戊戌变法》第二册，第551页。)而“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注：梁启超：《上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戊戌变法》第二册，第551 页。)因此梁启超偏重办学校以开民智，将办学校作为开议院的必要准备，即要开议院，先办学校。这样就把民权思想宣传的重点转移到民主启蒙上，而忽略了进行民主运动及民主改革的实践，从而形成一股以“开民智”抵制“兴民权”、“设议院”的逆流，如梁启超认为：“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三卷，第96页。)这种思想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将开议院推到遥远的将来就未免消极了。因为虽然“权生于智”，但智也生于权，平等自由的观念不是光靠启蒙就能产生的，更需要在民主实践中把握。

　　改良派虽然提倡自由平等，但始终没有绕过君权这块大石，认为“未有去人君之权，能制其势者也。”(注：《康有为全集》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65页。) 这使民权实际上仍处于附着于君权的被动地位，使改良派陷入宣传上激进、行动上软弱的矛盾中。对君权的迁就，实际上已埋下了专制复活的隐忧，近代中国人民对西方民主思想的接触，主要是通过改良派的二手传递，这就难免使人们在理解、欣赏、接受民主思想的同时，认为专制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从而默认它的存在，给民主思想的深化设置了无形的障碍，成为以后的改革者所不得不面对的两难问题。

　　改良期民权思想的高潮不仅体现在完整的思想体系的建立以及自由平等思想的广泛传播，还在于它由宣传走上实践的行动中所获得的带有近代意义的政治民主权利。如“公车上书”中获得的集会自由和上书言事权利，由创办报刊所获得的言论自由，由开办学会所获得的结社自由等，这种实实在在的民主权利的获得实开近代民权潮流之先河，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四、革命期——中国近代民权思想的第二次高潮

　　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新的力量往往不是以单一的形式出现，而在欧风美雨吹打下的近代中国，各种思潮一齐涌来，形成为政治实力，更是如此。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把改良思潮推为时代的主流，也催生了民主革命思潮。1894年11月，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的创立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纲领的提出，就是这一思想的佐证。但在维新运动的高潮中，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思潮互不干预，且以互为中国的前途履险而默认。1898年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民主改良思潮并未相应终止，它与民主革命思潮成为驾御近代社会的两条主线。但十九世纪末席卷华夏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使北京城破，清帝后出走，议和款达九亿两，清政府的腐败彻底暴露，国内反清情绪日增。这时改良派仍立足于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主张已不能迎合爱国志士“救亡保种”的迫切要求，立宪被斥为卖国，革命情绪潜滋暗长。1903年以后，民主革命的思潮已逐步取代改良思潮成为时代的主流。1907年《新民丛报》的一篇文章中说：“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中国，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注：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07页。) 说明本世纪初民主革命思想已磅礴澎湃为第二次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