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文学论文是:对古典文论的几句闲话。

　　我们常常以中国有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历史为荣，诸如一部最早诗歌总集《诗经》被引用得不亦乐乎。此乃引出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多层次地鉴赏、品评，经久不衰，仿佛是诱人的油橄榄。每一次的鉴赏或品评，都能咀嚼出不同的味道来。各路军马，四面八方，洋洋洒洒，品评文章或专著层出不穷，此乃不失为一批珍贵之财富。我想说的别人已说，又还不具备慧眼，但又痒痒，不免又信口胡说。

　　一、 钟嵘《诗品》的一些看法

　　一部《诗品》，列入最早的关于五言诗的理论批评专著，开诗话之祖，戴上“思深而意远”的头衔，足以让人羡慕不已。

　　《诗品》的功绩，此不必说。只是我有些问题较纳闷：钟嵘在《诗品》中老是提到，某人的诗源出某人，这里作者当然是在肯定后人继承前人文化遗传之精华之表现。但后人是如何受到前人的影响呢?在没有前人影响之前的前人又受谁的影响呢?这些影响是通过学习或者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后人所运用某词或有某风格、技巧就必须是受到谁谁的影响?在钟嵘之前，陆机就说过：“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乎囊篇”。既然“暗合”，又何必是“源出”呢?源来源去，果真如此，就怪不得钟嵘得出结论“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我们得到的答案也许会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是真正的文学，而不是靠源出何处才流传的。当然，并不排除文学的继承性，但这决定不等同于钟嵘的“源出”理论。我还是不太愿意接受这个说法。比如，中国孟子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学说，而希腊的柏拉图也挂牌：“懂得哲学者方可治国”，他们都是同一时代，观点、主张竟然如此合拍，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我想，按当时的条件，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就从东方传到西方或从西方E-MAIL到东方，也没有电话能够一下子就沟通。假如能够沟通，那谁影响谁，谁感叹“于我心有戚戚焉”?如果没有互相影响，那就说明我们的哲人和西方的哲人一样的聪慧或愚蠢。

　　因此，我觉得，钟嵘的某诗源于某人的观点说得太绝对了。

　　另外，钟嵘说：“其人既往，其文克定。”这句话有对也有不对。有些人确实是“其文克定”，有些则不然。既成事实，还需后来人婆婆妈妈做什么，更谈不上“横看成岭侧成峰”了。从而也就无法说什么继承与发展了。其实，古人“既往”，但其文未往，仍不能盖棺定论。“今所寓言，不录存者”，钟嵘之所以不录“存者”，当然还不能最终定论。其实，钟嵘看不惯当时风靡的形式主义，从而要立个“靶”，反弹的则是当时的“存者”。我认为钟嵘能够很好地品评古人的诗文来影射当时的文风，使文化遗产“活”过来，着实难能可贵。

　　我认为他“不录存者”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不配录(垃圾文学)，二是不敢录，三是不录则实录。此处撇开一、三不谈，若果是不敢录的原因，那么这种方法态度是不可取的，况且他又选取自己认为好的诗文加以品评，这其间有多少是带个人的好恶来选择无法考究，但不录存者，总是少了批评的对象。当然，不是要苛刻他，而是要我们明白，既然一种文学现象出现，自有它的存在的“合理性”。没有品评，文学失去它发展的一定方向;没有文学，批评者无用“批”之地。两者既矛盾又统一。由此扯到现今文坛的一些陋习。一些批评家不敢凭文学本质批评所谓名家之作，而某些作者又借着大批评家之笔发表作品，美其名曰：此是谁谁推荐之力作。文本是靠名家推荐才是“巨著”吗?难道一位真正有水平的作者就非得一位名家来帮忙做广告，作品才有读者。倘若如此，说到底，还是为了名和利，各得其所，何乐不为?当然也不排除那个官司问题。批评家之所以不敢直言不讳就怕难个官司，动不动就打官司，批评家和作家好象仇敌一样。批评家如果说一句较为苛刻的话，硬是被作家说成是“人身攻击”。那作家就未免又有“臭美”之嫌;而批评家在批评时也不能把批评等同于鉴赏，鉴赏较主观，甚至偏见，但批评则较客观的，不以个人好恶来批评，更不能搞人身攻击。

　　如果没有“文字”官司，如果凭借良心说话或接受，批评家、作家可能会“美贯满盈”了。

　　二、研究古典文论的方法

　　厚重厚重的古典文论，已摆在我们面前，置之不理是不可能，否则是浪费文化资源，也显后人的无奈与无知。因而我们仍然要研究、探讨、剖析它，以至发现某些新鲜的东西，为今天所用。这就涉及到如何研究采用什么方法的问题。若果我们停留在翻译、训诂之上，那可能相当于用现代的普通话说古人的话，就没没有多大意义了。自从引进西方现代文论之后，文艺理论界多书学者终于顿悟到它们不符合“国情”。当然，借鉴外来是非常必要的，但照本宣科却是徒劳的，研究不出什么东西来。毕竟离开泥土的根本，就没有特色可言了。童庆炳先生提出“古今对话”的研究策略，包括三个方面的原则：历史优先原则、对话原则、自洽原则。最终达到“在对话中，古代文论中有价值的部分显露出来，现代人的思想艺术追求的合理性也充分表现出来，在这基础上，也许我们可能在经过长期的共同的努力之后，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现代文论新形态。”(1996《文艺争鸣》第4期)这样可能会回到本质的研究上来，恕不多言。

　　我想说这样一个方法，那就是“比例放大”原则。即我们以放大镜的思维把古典文论放大，扩大它的内涵与外延，更方便于观察、比附、精选、深入本质的思考。这样既能看清其粗枝大叶，又能看清夹在丛中的珍珠，说不定“她在丛中笑”呢。举个简单例子：陆机《文赋》中的“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如果仅从表面做翻译显得不知所云，一“放大”就知道有见地的作者在那时早已把“化虚为实”的作文方法，提到很高程度来要求了。作文既然能虚实相生，那文学批评该怎样看待这一“化虚为实”呢?这就涉及生活原形和艺术加工的问题，批评家不能因为生活没有这回事而猛批作家，而作家也不能因为有这“化需为实”做挡箭牌而脱离生活，闭门造文。当然，“比例放大”原则也许是幼稚的，但本着发扬文化遗产的精神，探求文化遗产的精髓，任何蹩脚的方法只要有可行的机率，都不妨一试，说不定会有“柳岸花明”的惊喜。

　　我们在期待研究古文论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也孜孜以求，用我们的大脑和双手，尽我们能力去探求、挖掘，浇灌这片古典的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