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政治理论论文是:民主和民主化。

　　对于民主和民主化这样两个语词，我们经常使用，然而却较少对其进行学理的分析和区分。民主，可以是一种价值理念，一种统治方式，一种决策模式，一种政治体制，一种管理形式，一种民族精神、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普遍的社会状态和一种社会风气。民主化是指一个政治体系中的政府体制由缺乏民主条件向着具有较多民主条件的逼进或发展的过程，也即一个政治体系由权威主义统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因而实质上是一种政治体制形态的变迁。8根据波特尔的界定，民主化是一个政治变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涉及三个维度：负责任性、竞争性和自治性。而民主化的过程也就是这三者的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即“由较少负责任的政府到较多负责任的政府;由较少竞争或完全没有竞争的选举到较为自由和公正的竞争性选举;由市民社会只有微弱的或完全没有的自治团体到享有较为充分的自治和数量较多的自治团体”9。王绍光指出，民主化包含了这样两个独立的过程：从一个非民主的政治体制向相对民主的政治体制的过渡过程;政府建设或重建的过程。而民主化的进程取决于政府的能力和有效性。因此，他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就不可能有民主10。这样，民主化就和政治体制的变革、政府建设有机联系起来。

　　同时，对民主和民主化的理解和把握，我们还必须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民主化也即实现民主的动态过程，其表现形式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非民主的，也还可以是民主的和非民主的相结合方式。第二，有民主宪法不等于有民主，民主存在于民众之中，并通过民主的思维方式、民主的做法和民主的法治形式体现出来。或者说民主政治不是“一纸法令”就可以建构起来，它的实际发育往往和人们想象的不一致，甚至会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正如卢梭在200多年前所指出的那样：“民主不会当某个国家一自称是民主国之后便立刻产生，民主并不存在于民主宪法的提法上”，它“应该植根于人们的思想中，应该建立在对社会现实的改革，对公共意愿的改造和对社会风气的改善中，建立在共和法规和公众舆论的最高权威上”。民主承诺的是“平等、自由和共同富裕”。这也就是说，民主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11，它需要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看一个国家和地区是不是民主的或者是否完成了民主化的转型，关键的并不是看他们的法律法规有多少完备的民主要素，也不是看其领导人的口号喊得多响，而是要看在现实政治运行中，民主的运行机制的实际状况。

　　第三，要区分“民主是什么”和“民主应是什么”，亦即“应然”的民主和“实然”的民主，民主的事实和民主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民主是什么”和“民主应是什么”是分不开的。“民主只能在其理想与价值让它存在的范围内存在”，民主的产生“取决于事实和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民主“不但有描述和指谓的功能，它也有规范和劝导的功能”，这也就是乔·萨托利非常强调的民主的两种定义，即描述性定义和规定性定义，且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在这里，我们必须记住乔·萨托利的警告：(1)民主的理想不能界定民主的现实，反过来说，现实中的民主不是，也不可能同理想的民主一样;(2)民主是从其理想和现实的相互作用中，从应然的推动力和实然的抗拒力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形成的。12对于在民主问题上的理想主义者而言，这两点有很大的警示作用，因为现实中的民主并不等于民主的理想状态，要实现这个转化需要一个过程，即完成民主化的转型。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以现实比较现实，或以理想比较理想”，即严格区分“事实”和“理想”。不要用社会主义的理想去比较现实中的民主，也不要拿我们现在正在建构的民主政治去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得很完备的民主政治去作简单的类比。因为简单的类比所得出的结论总是难以让人信服。比如我们的基层民主的发展现实，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民主经验，形成了不少的极富创建性的理论成果，当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而这些在其它国家和地区，包括民主发展得很完备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很难找到类似的先例。所以如果拿我们的这种民主实践去和别的国家或地区的基层民主去作简单类比，很难得到科学的结论，毕竟各国和地区的政治环境、经济水平、地缘因素、文化条件、民众素质等各不相同。

　　在对民主和民主化的态度上，我们还要谨慎一些错误的看法和态度。我们不能抱无所作为的悲观失望的态度，看到了我们民主政治运作过程中，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贿选、监督机制不完善、负责性不够等，就丧失信心，以为社会主义的民主不可能发展得像资本主义那么完善。或者没有经过深入研究或者实地调查就主观武断认为中国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民主，更不要侈谈什么民主化。也不能持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夜郎自大的心态，以为我们社会主义的民主已经是“人类最高类型的民主”，具有“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既然已经到了民主发展的“顶峰”阶段，就不需要去建设和完善它?!这正是我们在民主和民主化问题上的三种极为典型和荒谬的逻辑。要实现中国的民主化转型，就必须对这些群体心态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它会左右或延缓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在这一问题上，谨慎的态度总会更加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育、成长和成熟。

　　注释：

　　1参见韩锴《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难点的思考》，载《政治学》2003.4;

　　2关于仇和的详细报道，参见张立《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为什么是宿迁，为什么是仇和》，载2004年2月5日《南方周末》;

　　35参见黄建钢著《政治民主与群体心态》，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4[美]罗伯特·达尔著《论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5页;

　　6蒋韡薇《我国决策机制发生重大转变，更加民主开放透明》，载《中国青年报》2004.2.1;

　　7参见韩锴《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难点的思考》，载《政治学》2003.4，作者将其概括为这些问题是属于难于确切理解民主集中制的含义的三个方面。本文认为这三个方面也属于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问题。

　　8参见张小劲等著《比较政治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页;

　　9参见D.Potter(ed.),Democratization,New York：Polity,1997,p.6.转引自张小劲等著《比较政治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页;

　　10王绍光《有效的政府和民主》，载胡鞍钢等主编《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318页;

　　11 [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转引自黄建钢著《政治民主与群体心态》，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另参见党国英《民主政治的动力：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载《战略与管理》，2003.5;

　　12[美] 乔·萨托利著，冯克利等译《民主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