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文学论文是:伫立边缘的仰望与期盼——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管见。

　　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硕果累累，人才辈出，具学科总结性质的集体或个人论著涌现，成绩斐然。处于中国边陲的港澳地区，面对国内如斯辉煌的成就，实在没有条件说三道四;本文实本着对国内学界的由衷敬重，就管见所及，略陈井蛙仰盼的谬论而已。

　　本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在世局艰困的大环境下起步，凭着少数学者的学术自觉与抱负，从传统诗文评的基础上，建立了学科的规模格局，而为数不多的大学，相继设立文论史以至文论专书的课程。透过建制，树立学科地位，更有效培养研治古文论的专门人才，普及有关的学科知识。当今中国古代文论在中文系知识结构中比重日益增强，是抗战前的草莱状态所始料不及的。由于古代文论是中文专业的重头戏，近年来，“教程”或“选读”这类讲义式读物和补充教材如雨后春笋，反映社会对有关知识的入门指导需求甚殷，显示古文论已经是中文系课程结构中理所当然的部分。港澳地区专业院校中文专业无不开设文论史或文论专书如《文心雕龙》等必修或选修课，一直维持1949年前国内大学的课程架构，未受国内和台湾这样那样的外来干扰，学术问题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讲者尽情发挥，悉性解读，没有官家意识形态的框架，亦当然不存在外来的扶持，所以一切精彩皆尽在课堂的教学，如徐复观之在新亚研究所，苏文擢之在中文大学，陈湛诠之在岭南学院，他们的讲论，各自展示精彩的生命演绎，文字撰作反而不显真面目。所以，若计较学科文字成果，港澳地区实无足观，根本不可和大陆及台湾相提并论，但薪火相传，于言传身教的过程中，令学科宗绪不坠，有赖于是。因此，于总结大中华古代文论研究，不能一概以文字成果来衡量。

　　学科的格局规模已根本确立，当下只有补充与修正，但不表示修补的功夫次要，其实同样耗费学者精力;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经过代代努力，方能令学科达至比较成熟的状态。学科的发展犹如生命体，新陈代谢，势所必然;而遗传基因，亦令生命体代代保存其独特面目。尽管学科内容有更新补充，亦不会令古文论的学科格局面目全非。因此，学科前辈不必因后起之秀的冲击而耿耿于怀，而秀出学者亦不必以一时创发而盛气凌人，甚至党同伐异。近数年司空图和《诗品》的论争是一例。无论怎样说司空图和《诗品》，都不足以影响一门学科的格局，若学界目光紧盯着此，反酿成不必要的意气之争，由此而导致的偏颇，加深了中国学术界的门户之见，这实非文论研究之福。因此，学术胸襟在未来古文论学科发展至为重要，古文论的学术生命，兴旺与否，实有赖坦诚的治学态度，以宽容互赏相激励;宽容是对不同见解的肯定，互赏不掩善;不因人废言，亦不以一眚掩大德。方今很多研究重复“劳动”，原因实不全在学术消息的不灵通，更多的是有意抹杀。这只会导致学术研究在原地踏步，甚至萎颓不振，对学术的新陈代谢极为不利。因此，既需尊重权威，也要重视无名后进，同时更需要独立思考判断。文学研究含强烈的个性特点，能独立思考，不囿成说，是显露研究个性的起步，学术生命始见苗头。至于视学术为公器，研究者以公心对待学问，则尊重个性特点的同时，可免于固步自封，自以为是的走火入魔的地步。因此，新世纪的古文论研究，应该驰骋广漠，学术格局恢宏，而造境精微，各尽其才，各展所能，带领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的步伐，尽现轩昴的生命活力。

　　古文论的研究带有综合的性质，既主导文学才情的舒展，也包容哲学浩博精微的造境，亦蕴含史学通鉴全局的识见，至于文献考索等求实的朴学功夫，自不可免。现今藏上海博物馆的先秦楚简，知情人士相传有先秦儒家诗学文辞，若传言属实，则大可补充先秦至汉一段时期的文论内涵，而更重要的是令学术界正视儒家在文论构建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从学术思想深处慢慢矫正百年来文学研究界简慢儒学的积弊。不过这批竹简文字久不刊布，未知是否独占材料的私心作祟。材料固然重要，但对古文论这门学科而言，其大体规模已定，即使材料完全公布，亦属补充性质，不可能改变学科的外延和内涵，因此，对这些出土新材料亦不必寄予厚望。反之，在传世文献中，还存在多不胜数的材料留待发掘整理，就以明代文论及古代文体论来说，黄佐的《六艺流别》便久遭忽略;至于唐宋儒家著述中的文论材料，亦多不受重视。若不先存简慢之心，以求真备全的态度治学，则传世文献中文论材料的整理，犹如对新世纪学科的“基础建设”。整理材料，解释材料，若先入为主，适足以入主出奴;因此，通鉴全局的史识至为重要，以识力驾驭材料，真伪自可鉴别，轻重自有鉴裁。若死守当今学科的分类领域，便不可能开出恢宏的学术生命。

　　畛域分明，是当今学院派学术的特点，但对古文论研究来说，无疑筑墙自困。古文论研究和学术思想及哲学的关系至大，古文论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学的哲理性省察，像孔子以《大雅》中“思无邪”一语概括《诗三百》，引诗以说诗，背后便有非常深刻的哲学意义，若草率地以泛道德论来解说，再任意引申为儒家重道轻文，则与原意相违不啻千里。若把“思无邪”放在向重“中庸”的儒家义理来理解，结合《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批评，便不可能率意妄断。因此，罗宗强教授力主文学思想的研究，实深得学科三昧!复旦大学中文系主持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已完全刊布，在世纪结束前为学科的总结奉上珍贵的献礼;至于《原人论》等三部专著，从三个方面树立古文论的大旗，学术之功甚伟。新世纪初期，文学思想的研究和整理应提上日程，透过文学思想打通艺与道的畛域，重新接上艺道并存的文学传统。

　　艺道缝接，是以生命分内对待文学，文学和生命并存互融。屈原的人格尽见于《离骚》，司马迁的禀性流露于《史记》，陶渊明的逸志豁露于诗赋，一部《文心雕龙》，寄托了刘勰以文用世的心事。生命天予，生命的内容有意义，这才合乎道，文学体现生命的意义，在生命的深层与道相融无间。研治古代文论，若仅依循“模仿论”的思维模式，固然可达到条分缕析，肌理分明的“方以知”效果，甚至“术语”亦得到规范，但于“入道见志”，则相距十分遥远。在自觉沟通不同学科如史学、哲学、考古、文献、目录等外，还须了悟文学思想背后的民族思维特点，寻求文论思维的原点，否则米盐博辩，始终户外徘徊，而登堂入室，于愿有违。孔门开出的思维，自内心灵明一点处外推，“万物皆备于我矣”，一切心内具足，无须外求，“诗言志”乃从心志上谈诗，不是从外在环境说诗，谈赋物、取象、立意、造境，以至兴会、神思、风力，全都由此心出发，用《易传》的说法，是“圆而神”的生命体悟。从生命体悟开出的文论，解释性质的内容相对薄弱，由此惹来差近一世纪学术界的非议：诟病文论缺乏系统性与文字“术语”的严谨性。这样皮相肤泛的意见，当今浸如“事实”，即使港澳十余岁罕及中国文学的少年后生亦侃侃而谈，大发“高论”。这种对自家宝藏的无知，于新世纪中华传统学术的再深一步开展，不但有害无益，而且是深层的破坏。因此，要明白文论中主体心知体悟的特点，于古文论研究领域逐步提升，一方面求真，另一方面亦可免后学者菲薄自家的文化智慧。

　　以上所谈，只属偏思管见，野人献曝而已。事实上，方今国内外致力于古文论研究的学人为数不少，除学理分析之外，对相关的文献整理亦全力以赴，为今后学界提供完备的研究资料，像卢盛江教授的整理《文镜秘府论》，备尝艰苦，闻者动容。本人深信，中国学者凭着这股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古代文论的研究，在新世纪的学术环境中，必能再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