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政治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接近政治学,但是它的发展超出了政治学的范围,而形成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它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原始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出一种比政治学更为广泛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涵盖了人类社会所有各个阶段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在我国,政治人类学研究尚属空白。无论从基础理论的探索抑或现实需要的角度来说,都要求我们开展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人类学研究。一方面,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政治现象,可以在政治学研究的基础上,丰富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政治现象的复杂性、政治制度的差异以及政治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政治人类学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的理解,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
就笔者个人的看法,我国在开展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正确对待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各种流派和理论。对于西方的这些流派,我们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一概否定,而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结合我国国情,认真地加以研究、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体系服务。事实上,西方的政治人类学理论流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极富启发性的思想方法,如功能分析法、结构分析法、过程分析法和行为分析法等等。只要我们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指导下,就可以充分吸收其合理因素,正确地加以运用,从而丰富我国的人类学研究。
第二、要立足本国文化传统的研究。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从他国、他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研究转向本国、本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研究的过程。我国由于受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全面地开展对他国、他民族政治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国内,充分发挥各种优势,开展对本国各民族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研究。在我国,地方政治是一项极有价值的研究内容。在地方政治尤其是村落政治中,基于血缘关系的权力构成至今仍然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的权力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家族性构成了传统村落政治的最显著特点。宗族作为一种世系群组织,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起着独特的作用,而我国从政治角度对以宗族为核心的地方政治的研究只是在十多年前才开始,而且还十分薄弱。研究中国的地方政治特别是村落政治,可以充分发挥政治人类学的长处,弥补政治学研究在某些方面的不足。
第三,要把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的研究结合起来。西方文化人类学自诞生以来,所研究的主要是没有文字历史或仅有很少文献资料的亚、非、大洋洲与拉丁美洲的原始社会,所以它所发展出来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很多都是缺乏历史深度的。而在我国,自古就有历史记载的传统,各种史籍汗牛充栋。如果我们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而忽视文献资料的利用,不顾及历史的研究,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就会步入歧途。我们应该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掌握第一手材料,并结合文献资料,开展自已的研究,才能真正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人类学体系。
第四,应该和政治学者携起手来,合作进行研究。我国的政治学者在开展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已作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类学工作者应该引以为鉴,并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政治人类学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这两门学科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许多政治学者同时又是政治人类学者,他们对政治学涉及的但又不属于自己研究范围的方面诸如礼仪、象征等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政治人类学者和政治学者携手合作,相互借鉴对方的研究成果,取长补短,必将大大促进这两门学科的发展。
虽然政治人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许多政治学者仍然认为政治人类学不能算是一门真正的学科,指责它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完整体系,研究方法也欠完备,对一些概念的使用还不够明确。例如,伊斯顿(David Easton)就曾经严厉批评说,政治人类学尚未真正存在,因为政治人类学者们未能把原始社会中的政治体系同其它体系区分开来,也没有清楚地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无法清楚地确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结构和行为,没有了解各种现象的本质和特性,简言之,政治人类学尚未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原则。伊斯顿认为,政治人类学最迫切需要的是确立一种较广泛的理论认识。
其实,伊斯顿等人完全误解了政治人类学的性质,他们把政治人类学中最富有价值的东西反倒看成是它的缺陷和不足。在政治人类学所研究的原始社会中,政治活动不可能同亲属关系、宗教、年龄级团、秘密会社等分离开来,因为权力和权威正是通过这些文化制度才得以表现出来。在许多社会中,根本不存在政治学所谓的“政府”,政治活动只是通过非政治的文化制度来表现。阐述这一点,正是人类学对政治研究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政治人类学对政治的研究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今天,不论是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政治人类学都已经打破了自己设下的樊篱。它正在经历新的发展,反映当代热门问题。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政治活动区域的进一步划分和重组等问题日见突出。一方面是区域性政治的强化,另一方面却是传统国家政治的削弱。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凸显出来,即在特定的政治范围和权力制度内部存在着的跨文化关系、文化混杂和文化多极现象。例如,欧盟的出现所引发的关于在超国家的制度模式下政治从属关系和政治认同的新问题。这些都是人类学研究的问题。政治人类学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日益复杂的社会文化组织中各种政治制度的变革过程。这是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所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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