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世界史论文是: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气凝聚的时候，便成物;气分散的时候，便是虚空。其聚其散，都是太虚所变化的客形，而本体就是太虚。万物千变万化，仍复归于本体的人虚。这样一来，张载就在 理论 上真正解决了前儒曾经提出而并未解决的宇宙本体 问题 。据此，张载进一步推论为人要 " 穷理尽性 " ，要通过不断地反省自己，以改变气质之性，以发现自己的本然之性，以使性与天道合一，以达到内外一致的诚的境界。也就是说，人有各种脾气，有才与不才，这是气质之性;养真气，令其返本而不偏;去情欲，以天之德性为其之德性，此即 " 尽性 " 。

　　张载所提出的 " 穷理尽性 " ，以及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都是对儒家思想的重大贡献，都是前人所末道。它不仅有效地化解了先前儒者在人性论上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而且具有相当重要的实践意义。从这个理论出发，张载进一步提出 " 德性之知 " 与 " 见闻之知 " 的区别，强调人们的认识仅仅满足于靠感官经验得来的 " 见闻之知 " 是远远不够的;要想达到 " 诚 " 的境界与 " 圣 " 的境界，就必须凭借另一种知识，即德性之知。所谓德性之知，就是不依赖于见闻的天赋的道德观念， " 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 " ，而是主观生的， " 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惜其心 "," 大真心，则能体天下之物 " ，只要通过内心修养便可认识一切事物。显然，张载的这些思想已使儒学超越传统的经学而向心性、义理、道德修养等领域深入，从而使儒学呈现出一副全新的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载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由于张载的特殊地位，其学说在当时和后世的 影响 都很大，在当时张载不仅与王安石、司马光等学界名流有着广泛的接触与来往，培养了一大批有名的弟子，形成了关中学派，而且由于他与程是亲戚关系，相互之间的来往比较多，二程对张载也比较尊重，从张载那里吸收了许多东西，如理一分殊、天地之气与气质之气等理论。这些理论经过二程及朱熹等人的扩充与 发展 ，成为理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

　　在宋明理学奠基者的名列中，除了周敦颐、张载之外，应该提到的还有邵雍。邵雍的思想贡献主要在于宇宙本原及其演化 规律 的探讨上。其《皇极经世》一书据 " 物理之学 " 敷衍铺陈，创造成 " 洞彻蕴奥，汪洋浩博 " 的象数学，尤其是他以元、会、运、世之数推演天地运化终始、治乱兴衰时节等，都对后世儒学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这部书中，他以《周易》的六十四卦进行推演，以期证明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就已存在一种先验的图式。这一推论过程相当复杂，但其结论只是说：一是宇宙万物只是由一个总的本体即 " 太极 " 演化而来。这一点与周敦颐的思想极其相似，同样对宋明理学的正式形成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后经朱熹等人的扩充与发挥，遂成为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二是强调太极在主万物时遵循 " 一分为二、二分为四 " 的加一倍法进行演化的。三是指出太极为心。以小为太极，则宇宙万物生于心;宇宙的法则就是我心的法则。这样心物不分无二，天地之道便备于人。

　　显然，邵雍以太极作为万物的本原，以小物不分无二作为基本的规律，这就必然涉及人的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邵雍的明确答复是人的认识并不在于如何把握客观外界，而是如何认识自心。邵雍认为，知识只能是心本身所固有的，致知之途只有返求于心，不可外求于物。为此，邵雍提出 " 以物观物 " 的认识论，以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在本质上与人体的构造并无太大差别，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则有四肢，故而最终天地与人合一。由此看来，邵雍的以物观物并不是指理性对于外部事物的 分析 综合与抽象，而是指主体运用一定的精神境界去观照事物、看待事物。这样一来，邵雍便和张载一样，将儒学原来的经学传统转换为心性之学，从而为理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理所当然地成为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经过周敦颐、张载、邵雍等人的共同努力，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便大体形成。而理学作为一种典型的形态正式形成，还要归功于 " 洛学 " 的兴起。洛学是宋明理学中的重要学派，由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所开辟。前面说过，二程与张载有着亲戚关系，他们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张载的思想影响，但从根本上说，二程的思想具有相当的独创性，不仅别具一格，而且自成体系，特别是他们进一步摆脱了道教的影响而回归到儒学正宗，因而其思想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理学的正统与典型形态。

　　当然，二程的思想并非绝对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二人之间的分歧也并不算小。先看程颖，程颢为程颐的胞兄，人称明道先生。其学据《宋史》本传说，是以述仁为主，力主 "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 ，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尽性至命，本于孝悌，穷神知化，通于礼乐，是儒学道统的真正传人。乃弟程颐评价道： "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 " 至于程颐，于书无所不读，以《中庸》、《论语》、《孟子》、《大学》为基本途径，而达于 " 六经 " 。其为人不苟言笑，一副圣人派头。

　　性格及行为方式的差异对于二程来说尚是次要问题，从学术史的观点来观察，他们之间的理论区别可能更有意义。虽然他们二人都是理学的创建者;但是他们对于 " 理 " 的理解却是同中有异。

　　程颢认为，理是 自然 而然的自然趋势， " 理者，天也 "," 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 " ;对于 " 道 " 与 " 器 " ，则认为 " 器亦道，道亦器 " ，将道视为无始无终的万物主宰。强调 " 天人本无二 " ，人心与万物不可分，人心本无内外，天地万物皆与我浑然一体。只要 " 诚敬存之 " ，使心寂然无事， " 郭然大公 " ，内外两忘，便可以达到 " 仁 " 的境界。因此他强调 " 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 " ，以为天理内在于心中，穷理尽性， " 当处便识取，更不可外求 "," 先圣后圣，若合符节，非传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心也;非传圣人之心也，传己之心也。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广阔无根，万善皆备，欲传圣人之道，扩充此心焉耳。 " 显然，按照程颢的理解，理心一体，万物皆在我心中，因此人们不须去认识客观世界，而只需认识自心即可。这不仅上承周敦颐等人的思想，而且直接开启了此后的陆王心学。

　　而程颐则不然。程颐认为，所谓 " 理 " ，重在指客观事物之所以然，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显，都是因为天下之物皆可以理照。一物须有一理，但一物之理即是万物之理，而万物之理就是一个天理。显然，这种主张虽说与程颢的主张并不根本冲突，但差别却是极其明显的。在气与道的关系问题上，程颐以为离开了阴阳便无道，所以阴阳是道。阴阳者，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为此，程颐特别强调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以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阴阳者道也。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外部世界的客观性，此点显然与程颢的见解有所不同。

　　二程之间的不同是一种本然事实，但是这种不同并不影响他们在创建理学的过程中的相同点，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的不同只是细节，同才是根本。即以 " 天理 " 而论，尽管程颢说过“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 "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他们二人在天理问题上基本一致，都是将天理作为宇宙本体，并把全部学说建立在天理的基础上，从而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体系。

　　理作为中国 哲学 的一个基本范畴，早在先秦时期业已出现，《易·系辞上》有 "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 ，这儿的理便明显具有事物的规律的含义。再如《孟子》所说 " 心之所以同然者何也 ? 谓理也，义也。 " 这里的理便具有准则的含义。而且，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理作为哲学概念基本上是与气的含义相一致，即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也是将气视为世界的本原。这样一来，理、气三字便不是相对待而存在，而是有点理气不分。二程的贡献是将理气的性质与功能作了明确区分，并将二者视为一组相对立的基本概念。当然，这一点在程颢的思想体系中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在程颐的思想体系中则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程颐认为，理是精神的实体，是宇宙万物产生的根源， " 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见乎辞矣，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也就是说，理是无形的，天地万物是理派生的，是理的体现，受理的支配，理比万物更实在，更根本，更具有本体的意义。举天地之间万物万事只是一个理，这个理既是客观事物存在的根本准则，也是超越于客观事物之上的最高存在的实体。

　　至于气，二程认为，气只能是理的派生物，而不是世界的本原。但是，作为有形的物质实体，气来自理，有此理，才有此气;有此气才有此形。因而理气二者虽不可分，但二者实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别。

　　如果二程仅仅将理气作如此的区分，问题或许并没有多么复杂。然而由于他们将本体论的问题引进人性论和修养论，遂使问题变得并不那么简单。其中最著名的命题便是天理与人欲的绝对对立。在二程看来，天理是道德本体，伦理道德是天理的具体体现和主要 内容 ，因而要求 " 视听言动，非理不为 " ; " 礼者，理也，文也。 " 换言之，这种理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等级秩序所要求的人伦规范， " 父子君臣，天下诸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 " ; " 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 " 所以，在二程的心目中， " 理只是大理，甚分明。 "

　　至此，一个以仁为核心，由大及天的理学伦理精神体系便基本形成。

　　本来，强调天理的人伦性质应该说具有人本主义的意义，因为它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然而由于二程将天理与人欲绝对对立，并以天理遏制人欲，遂使其天理说具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在这一点上，二程实际上是接着孟子以及张载的意见往下说，其理论的致误之由也主要源于此。那就是将人性一分为二，即所谓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在他们看来，天地之性是性之本，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因此，可以说性即理;而气质之性是人爱生之后形成的，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是气在生成过程中与生俱来的，故而又称性即气。为此他们将天理绝对化，将物欲非道德化，并使二者绝对对立，强调个体道德对社会伦理的绝对认同，从而提出 " 存天理、灭人欲 " 的口号，以此化解个体与社会、个体欲望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

　　" 存天理，灭人欲 " 是二程理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其伦理修养的最高要求。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和要求呢 ? 这便是二程提出的 " 居敬集义 " 与 " 克己改过 " 的主张。在他们看来，道教的绝圣弃智与佛教的生禅入定只能达到寂灭浪静的初级目的，只能使人身如枯木，心如死灰之目的，而无法达到存理灭欲的境界。反之，如果用主敬的 方法 代替佛道主静的方法，便很容易达到对伦理纲常的敬畏心，从而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感，并能真心实意地去履行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达到 " 慎独 " 的精神境界，以虔诚的心理专一于天理。这样，天理才能存在，人欲才能有效的遏制，儒家的伦理规范才能变为现实。至此二程完成理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建构，从而成为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二程的门人、门户并不明显，学大程者，亦师小程。然二程思想、性格毕竟有所不同，于是门下弟子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守之，学术造诣各不相同。其后学最著者，有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临等所谓 " 程门四先生 " 。其最有名者，当数谢、杨二人。二程的学术也王要是经过他们的传播而流传到南方，并最终形成以朱熹学术为主体的新儒学，开启儒学史上的新篇章。

　　杨时号龟山，在程门弟子中是最为有名的，深得二程赏识。据《龟山先生年谱》记载， " 时明道之门，皆西北士，最后 ( 杨时)先生与建安游定夫酢，往从学焉，于言无所不说，明道最喜。每言杨君最会得容易，独以大宾敬先生。后辞归，明道送之出门，谓坐客曰：‘吾道南矣。 '" 由此可见程颢对杨时学术的推崇。

　　就场时学术的本身而言，其特征在于基本上不提佛学与道教，而更着力于儒家经典本身的探讨，他多次强调， " 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经，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学愈博而道愈远。 " 故而他着力从儒家经典的文典的文本中阐发新文，格外重视《周易》和《中庸》，以为《中庸》合内外之道，精义入神，既能致用，又能安身，为圣学之渊源，为入德之大方。其学南渡之后，传于罗从彦，罗传于李侗，三传而至朱熹。由此可见，杨时在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程门弟子中，与杨时地位相当的是上蔡谢良佐。明清之际学者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上蔡学案》中评价说： " 程门高弟子，窃以上蔡为第一 " ; " 上蔡在程门中英果明决，其论仁以“觉”，以‘生意’;论诚以“‘实理”，论敬以‘常惺惺’，论穷理以求是，皆其所得，以发明师说者也。 " 也恰恰在这一点上，上蔡学术深受后人诟病，朱熹便说：上蔡论仁说觉， " 分明是禅 " 。

　　和谢良佐学术相类似的是游酢。作为程门弟子，游酢为学也有明显的偏禅倾向，以为禅宗所说，当时儒家学者并未深加考察。因此要辨禅儒异同，必须亲自阅读佛教经典。他说： " 前辈往往不看佛书，故低之如此之甚。 " 其晚年更从禅师游，几成程门 " 罪人 " 。

　　至于吕大临，初学张载，张载去世后，改从二程学，是有名的蓝田吕氏三兄弟 ( 大临为小弟，其兄为大防、大钧)之一。其为人深淳近道，其为学以防检穷索为宗旨。以为君子之为学，主要在于变化气质，以赤子之心为良心，以为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修养功夫在于存喜怒哀乐未发之中的赤子之心。

　　比程门四先生稍后一些或三传弟子有胡宏、李侗、张九成等。胡宏乃胡安国之季子，安国虽未及二程之门，但由于其与谢良性、畅时、游醉等人 " 义兼师友 " ，乃 " 私淑洛学大成者 " ，因而在南宋倡明洛学之功，正如全祖望所说，几与杨时的地位相埒。安国竭力倡导 " 穷理尽性 " 之学，又以治《春秋》学见长。所著《春秋传》三十卷深得官方赞赏，宋高宗以为其书 " 深得圣人之旨 " ，为元、明两朝科举取士的官方经文定本，对后代具有相当的影响。胡宏在继承家学的同时，又从杨时、侯师良 ( 侯仲良)问学，优游衡山之下二十余年，潜心玩索，不舍昼夜，力行所知，亲切至到。关心国事，力主收复中原。其学以论心性为基本特色，分析颇为精细，以为心由性而分，以性为本体，主张性体心用。性是第一位的，心是第二位的，是由性之助，性之所发而派生出来的。故而强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即心是性的体现，性是被体现者。性是内在的，深藏的，心是性的外在表现。由此可见，胡宏把心与理排除在宇宙本体之外，只有性才被赋予宇宙本体的属性而被置于心与理之上。这样一来，胡宏对心、性、理等理学概念的解释都颇有新又，一方面超过了洛学已有的范围，有所创建;另一方面，这种超越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是对洛学的背叛，故而后来张拭、吕祖谦、朱熹等人都一直怀疑胡宏之学尤其是其主要著作《知言》非属程学。不过，也正是由于胡宏思想的独创性，因而使其在南宋时期成为开湖湘学统的重要人物。

　　李侗是朱熹的老师，学者称延平先生。由于其为南剑州剑浦人，因而又与乃师罗从彦及杨时并称 " 南剑三先生 " 。罗从彦原从杨时问学，又直接师事程颐，后人罗浮山静坐，为学以主静为宗，常教人 " 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不惟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 " 。年二十四开始从学罗从彦，退而屏居，终生不仕，谢绝世故几四十年，只是因朱熹的扣问而有《延平答问》。李侗之学以主静为主，动辄教人静坐，以体认大本末发之前之气象，以达洒然之境。初学时，默坐澄心，以验喜怒哀乐末发之前之气象，久而用力，便会 " 理与心一 " ，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于此;如此便能达到涵养的纯熟境界，即“浑然气象”，真有所见， " 虽一毫私欲之发，亦听退矣 " 。对于程颐的 " 理一分殊 " 之说，李侗格外重视，以为是区分儒学和佛教、道教的根本标志。他说： " 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看分殊耳 " ; " 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 " 据此可知李侗之学大体能继承程颐的学说而又有些微发展。

　　至于张九成，虽然也是理学发展过程中从二程到朱陆的关键性人物，但其思想倾向则明显地表现出援佛大儒。他是杨时的门人，是二程的再传弟子，所思经学，多与训解，然其早年多从佛者游，受禅学的影响颇深，向为学者诉病。黄震批评道，盖杨时言禅学，每每明言禅学，尚算是直情径行，然而张九成则 " 改头换面，借儒谈禅，而不复自认为禅，是为以伪易真，鲜不惑矣。朱熹更斥其书为 " 洪水猛兽 " ，以为张九成虽学于杨时，然而最终是 " 逃儒以归于释 " ，其所论 " 皆阳儒而阴释 "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张九成在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尚能保持洛学的传统，其 " 天理论 " 、 " 格物说”以及 " 慎独说 " 等等，都能照着二程往下说。其天理论认为，万物皆有理， " 天下无一物之非理 "," 天理者，仁义也 "," 夫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皆有天理在其间。日用之中，天理每于此而发见。其格物论强调， " 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穷一心之理以通天下之理，穷一事之理以通万事之理 "," 是故于一念之微，一事之间，一物之上，无不原其始而究其终，察其微而驰其著，通其一而行其万，则又收万以归一 " 。即通过对万事万物之穷究，而后了悟万理出于一理，显然这是程颐所谓 "格物致知 " 或 " 格物穷理 " 的原初本意。至于通其一而行其万，便是先了悟万物出于一理，而后遇万事万物自然通晓。

　　此后，陆九渊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即以为心即理，只要明心，则一切皆明。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九成对格物穷理的发挥，正是从二程转向陆九渊的一个重要环节。关于张九成的慎独说，主要是受杨时的思想影响，而后又有新的发挥。他强调，君子慎其独， " 礼在于是则寂然不动之时也，喜怒哀乐末发之时也。《易》所谓‘敬以直内’也。孟子所谓‘尽其心知其性’也。有得于此未可已也。释氏疑近之矣，然于此而不进 " ;与此同时，他还强调， " 天命之谓性，喜怒哀乐末发以前者也，所以谓之中。 " 也就是说，张九成所谓的慎独境界，就是所谓 " 中 " ，就是所谓 " 性 " ，就是所谓 " 天命 " ，就是指喜怒哀乐未发时寂然不动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近似于禅宗所谓 " 善恶虽殊，本性无二 " ，然又稍有不同。即释氏 " 于此而不进 " ，而张九成则更进一步，不仅将慎独作为一种境界，而且作为一种功夫， " 有得于此未可已也 " ，即达到这种境界后，还要有所行动，以完成 " 修齐治平 " 的圣人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