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我们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揭示了美国在“9·11”之后作为“新帝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所面临的文化矛盾：其帝国地位与其基本的民主价值观之间的矛盾;美国重新审视其社会的开放性，而实行一个较为强硬的移民政策，这对美国社会的根本特点——移民性 ——构成威胁;总统权力扩大，行政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制衡受到了挑战;在理念上，美国政府可以反恐的名义而限制公民自由，可以说限制了美国价值中的核心部分;国际恐怖主义所宣称的宗教性，以及美国文化内部的宗教冲动，使美国处于十分尴尬的文化困境。本文指出，美国所面临的种种文化悖论从表面上看源于其反恐所采取的战略，即美国不是依靠现行的国际机制采取政治的手段，而是采取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的军事手段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但其深层原因则是韦伯所谓的“攫取型道德”、天赋使命感，以及普世主义的美国主义。
关键词：美国社会文化/“9·11”/文化悖论
“9·11”事件后，美国国内社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总统的权力得到空前的扩大。美国的移民政策更为强硬。反恐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改变了社会与道德情绪，爱国主义高涨。在美国公众中有普遍的不安全感。反恐成为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中的主要因素。在美国将反恐引向世界的同时，它也使自己陷于困境，从而面临一系列文化悖论。
一
“9·11”事件后，美国面临的主要的文化悖论之一便是民主制度与帝国的关系。由于美国在世界上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都占绝对优势，它成为无与伦比的霸权和世界警察。正如丹尼尔·贝尔说的，“美国成长为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作为世界最强国，它在世界各地卷入(有时是主动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即而来的意志的较量。这样，美国开始在世界上施加一种权威的影响，……” 【注释】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54页。【注尾】于是，它几乎处于所有人的怨恨与谴责之中。
美国无论是硬权力还是软权力都是世界第一。根据约瑟夫·奈 (Joseph S. Nye Jr.)，软权力是通过吸引或劝导其他人或国家做你期望做的事，即期望其他人或国家采取你的目标。硬权力是通过使用胡箩卜加大棒的经济和军事的力量使其他人或国家遵从你的意志的能力。【注释】见Joseph S. Nye Jr., “Propaganda Isnt the Wa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IHT), January 10, 2003, p.6.【注尾】软权力是“一揽子计划”，包括流行音乐﹑美国职业篮球﹑人权等，总之是“美国的生活方式”。根据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 的理论，新帝国主义是指后现代国家动用它的国家力量(包括军事力量)来控制还是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同时也制止前现代国家那些诸如屠杀之类的行为。【注释】佩里·安德森：《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读书》2002年10月号，第7-11页。【注尾】
美国成为冷战后惟一的一个超级大国，对伊拉克的占领标志着一个新帝国的诞生。这个新帝国主义的特点是：(1)不再是以占领殖民地作为标志; (2)它是以对全球化的市场控制作为标志; (3)以绝对优势的经济和硬权力为后盾;(4)以软权力，即美国文化和价值为吸引力; (5)以先发制人为其战略; (6)它的目标是在全世界实行美国式民主，将美国生活方式普世化。
亨廷顿曾指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如果现代化和全球化造成的断裂存在于美国与世界其余地区，那么，那将意味着单边主义美国与世界其余地区的对峙。【注释】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页。【注尾】丹尼尔·贝尔在谈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论及一个民主政体进退两难的困境。他指出，“帝国的角色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难以扮演的，因为它意味着国家必须承担起提供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义务。如果这一切不能得到回报，就会在内部导致严重的紧张状态。”【注释】丹尼尔·贝尔：前引书，第255页。【注尾】美国的民主制度与帝国的关系反映了美国政治与文化的分裂。
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独霸的地位，其先发制人的战略，使它在世界政治中具有不可一世的优势，它的权威几乎是不可扼制的。而这与美国信奉的基本民主价值背道而驰。科罗拉多学院教授大卫·亨德里克森 (David C. Hendrickson)认为，“其实美国人民无须别人来提醒他们，任何行使不加限制的权力的情况表明一种初期政治病症的危险的信号。对权力的制衡正是我们建国元勋们留传给我们的思想遗产，这一思想是我们宪政的中心议题。”【注释】David C. Hendrickson, “Imperialism Versus Internationalism,” Gaiko Forum, Vol.2, No.3, Fall 2002, pp.35-42.【注尾】他说，“如果这种倾向失控的话，它将导致毁灭。”【注释】David C. Hendrickson, “Toward Universal Empire: The Dangerous Quest for Absolute Security,” World Policy Journal, Fall 2002, p.2.【注尾】
波勃·赫伯特(Bob Herbert)认为，美国在伊拉克发动的战争是一场悲剧性的﹑不可能打赢的大灾难。美国的战争加剧了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反美情绪。美国在伊拉克驻军正是圣战分子所希冀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与美国人面对面战斗的机会。美国不可能以武力威胁的手段赢得在伊拉克的胜利。【注释】Bob Herbert, “America Needs Friends to Help It out of the Iraq Mess,” IHT, August 22, 2003, p.6.【注尾】历史证明，给一个国家外加一个政府，奉行一个在本国没有文化基础的信条，是不可能成功的，不管这个信条是多么的美好。布什在“敌人”的概念上含糊不清，并挑起了一场没有时间限制的战争。由于对“敌人”概念在定位上过于宽泛，有可能使美国错误的反恐战略合法化，将美国陷入其他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注释】The Perils of Fighting, “Terror,” Boston Globe, IHT, September 12, 2003, p.8.【注尾】如果以暴易暴，将使更多的人走向恐怖主义的阵营，使美国更加不安全。不问其他国家的文化背景，而施行美国主义，使美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挑战。这是美国作为新帝国所面临的一个无法解脱的文化悖论。
二
在“9·11”事件后，美国重新审视其社会的特点之一开放性，实行一个较为强硬的移民政策。这对美国社会的根本特点——移民性 ——构成挑战。这是美国所面临的文化悖论之一。
“9·11”事件暴露了美国开放社会的许多致命的弱点及其脆弱性。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包括美国政治家并不希望“9·11”事件使美国改变其传统的开放社会的根本原则，但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其开放性不受到影响是不可能的。国会和白宫都认为要改进签证发放工作，边境巡逻和对在美国的外国人的监测。美国着手削减入境签证数。从2000年10月1日至2001年9月4日，美国共发放28.4663万份签证，而从2001年10月1日至2002年9月4日，则只发放22.4324万份签证。同期签证拒签数从107754万增至11.0893万，被拒签者大多数是亚洲人和中东人。【注释】USA Today, September 9, 2002, p.2.【注尾】以在肯尼亚的卡库玛(Kakuma)难民营为例，在7万战争难民中只有2.7万人在2002年得到前往美国的签证，是25年以来最低的。【注释】Rachel L. Swarns, “New Screening Delays Refugees Entry into U.S.,” The New York Times, IHT, January 30, 2003, p.2.【注尾】
2002年4月，移民局宣布加强对留学签证的管理，规定持商务旅游B类签证进入美国的外国人，不得进入各种学校就读，也不能转为F-1类学生签证。规定同时缩短了持旅游和商务签证的外国人在美停留的时间，持B类签证的外国人在美停留的最长时间由一年缩短到6个月，持旅游签证的则缩短为30天，而且没有足够理由不得延长。同时，布什政府决定加强对外国学生申请在美国从事课题研究的审查，以防止恐怖分子获得敏感领域的信息和技术。这些敏感领域包括激光、高性能金属、导航系统、核技术与导弹助推技术等。
据纽约国际教育学院的一个受到国务院资助的名为《门户开放：2003》的调查报告，在2002-2003年度外国学生的入学率虽然有上升，但增长率只有1%，而前5年每年的增长率是4.9%。沙特学生入学数降至4175，下降25%，科威特入学数下降至2212，下降25%，阿联酋入学学生数下降至1792，下降15%。在送留美学生最多的20个国家中有13个国家的学生数下降，其中印度尼西亚学生数下降至10432，下降10%，泰国学生数下降至9982，下降14%，马来西亚学生数下降至6595，下降11%。在276个学院中，46%说它们的外国学生数下降了，21%说没有变化，33%说它们的外国学生数上升了。【注释】U.S.A., November 3, 2003, p.7B.【注尾】
美国众议院于2002年10月24日，参议院于10月25日批准﹑总统于26日签署的《美国爱国者法》(USA Patriot Act) 包括了对外国学生进行监控的条款，并规定为此调拨3600万美元专款。美国众议院于2001年12月19日通过﹑众议院于2002年4月18日通过﹑美国总统于2002年5月14日签署的《关于加强边防安全和入境签证改革法》 (the Enhanced Border Security and Visa Entry Reform Act) 加强了对外国学生的监控，并堵塞了漏洞。国土安全部将原来移民局的职能全部移交给公民与移民局及边境安全局。边境安全局负责对外国学生的监控。在美国，也有人担心将外国学生视为主要的安全与恐怖危险因素是一种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这有可能使政府的监控走向极端，却无补于减少恐怖威胁。美国政府要求来自25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非美国公民从2002年12月到2003年4月到移民当局作特别登记。 在8.2万登记的人群中，发现1.3万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为非法移民。这些人将面临被递解出境的命运。据美国官员说，自“9·11”以来，在第一轮递解非法移民中，已有600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被送回来源国。此后，有3000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被捕。具体被递解出境的数字美国官方拒绝公布。被递解出境的亚洲和非洲非法移民在过去两年中上升了27%。【注释】Rachel L. Swarns, The New York Times, IHT, June 9, 2003, p.7.【注尾】
这些措施与美国社会的开放性是相悖的，与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原则相悖的。而开放性与自由资本主义正是美国社会的生命线。减缓了移民的速度，对移民实行种种严酷的限制从长期来说将对美国经济﹑政治与文化产生影响。
三
“9·11”后，美国面临的另一个文化悖论就是行政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制衡受到了挑战。美国的反恐战争在国内被当作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在政治上，由于美国处于战争之中，美国总统拥有极大的行政权力，可以较有利地面对政治反对派。布什总统所拥有的行政权力大大超越了“水门事件”之后的所有总统，并可以与当年罗斯福总统的权力相媲美。美国学者认为布什恢复了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所谓的“帝国总统”的做法。
在国内事务中，行政当局改组了移民与归化局而无须国会批准。布什总统签发了允许在军事法庭审判恐怖分子的命令。由于美国战时的政治权力完全掌握在行政首脑手中，他现在拥有绝对的个人权力决定是否攻打伊拉克。布什政府以保密和国家安全的名义拒绝与国会分享机密。布什无视1947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命令535名国会议员中仅8名成员能参加敏感性的发布会，后来由于议员反对并保证不泄露机密，布什才后撤。布什政府无须国会与法院批准就可以军事法庭的名义对美国人作为“敌方战斗人员”进行审判。布什说，“敌人已对我们宣战，我们不能让外国敌人利用自由来摧毁自由本身。”布什在2003年7月中旬宣布，将有6名被俘人员接受军事法庭审判。这将是美国50多年以来第一次使用军事法庭。2003年9月10日，布什要求扩大《美国爱国者法》(USA Patriot Act) 的执法范围，扩大联邦法律执法权力，去除妨碍追查与恐怖有关的犯罪嫌疑人的“不合理的障碍”。具体地说，他要求允许联邦机构在与恐怖有关的事件中签发“行政传票”的权力，以获取私密的、医疗的、财务的，以及其他资料，无须法官或大陪审团的同意;扩大联邦法关于死刑的规定，以涵盖与恐怖有关的罪行，并使与恐怖有关的犯罪嫌疑人较难获得保释。美国有学者担心政府权力的过分膨胀会有损于美国最高权力的分权体系。【注释】Please refer to Nancy V. Baker, “The Law: the Impact of Antiterrorism Policies on Separation of Powers,”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Dec. 2002.【注尾】
“9·11”事件之后，崇尚自由主义价值原则的美国国内社会面临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峻的文化挑战。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行政部门与立法以及司法部门之间，政府机构与非政府机构之间，产生了失衡现象。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反恐战争，战争要求政府的运作按非同寻常的方式进行。在这过程中，它不可避免地遇到一系列与限制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有关的问题, 如政府可以无限制地拘留任何人, 将外国人遣返出境而不进行任何公开的听证会, 拒绝将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的人员送交法院审判，司法部人员可以窃听可疑分子与律师的谈话，以及降低搜索住家的标准.。
政府可以在美国窃看和拦截可疑分子的电子邮件，根据《美国爱国者法》可以跟踪、追索、拘留或遣返疑犯，同时，司法部有更大的权力不经起诉就可以拘留移民。对此法在美国争论颇多。
美国以其宪法﹑民主治理﹑独立司法而自豪于世。而美国的司法精髓 ——独立的法官、独立的检察官和最高法院裁决——被认为是美国民主的象征。然而，有人认为，《美国爱国者法》所列的不经过独立上诉便判决的军事法庭，无限期的拘留权，对内部侦查行为监督的放松，等等，却与这一切背道而驰。【注释】James A. Goldston, “A beacon of Freedom Grows Dim,” IHT, September 13-14, 2003, p6.【注尾】此法涵盖过于广泛。
联邦调查局(FBI)从2002年11月开始发公函，要求全美各大高校向该机构提供在校外国学生及教师的个人信息，其内容包括姓名﹑住址﹑电话号码﹑出生地﹑出生日期及其携带的各种证件的资料，以确定他们是否与已知或有嫌疑的恐怖分子有联系。在此之前，许多高校已向管理20万外籍学生的移民和归化局提交了类似的信息。移民和归化局根据美国移民法有权获知外籍学生的所有信息，但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机构在这一方面的权限则相当有限。【注释】参见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5, 2002.【注尾】
美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电子追踪系统，即所谓的“学生和交换学者信息系统(SEVIS)”，控制100万在美的外国学生和学者，特别是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学生和学者。在2003年初，政府已批准3900所学校入网，1748所学校在待批的过程中。没有批准入网的学校不得招收外国学生。系统记录外国学生和学者的所有个人信息，包括受学校处罚的信息。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学生和学者处于一种被怀疑的境地。除了在总的追踪系统记录在案之外，移民和归化局有另一套系统，每年将来自24个穆斯林国家的学生和学者的手印和近照登记入册，并进行个人访谈。【注释】Dianna Jean Schemo, “U.S. Keeps Tabs on foreign Students,” The New York Times, IHT, February 18, 2003, p.3.【注尾】这种将美国学生和外国学生加以区别的做法是对美国学校多元化的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个挑战。这一挑战涉及到美国的根本价值体系，涉及到美国往往引以为自豪的根本的宪法权利。
在理念上，美国政府可以反恐的名义限制公民自由，可以说限制美国价值中的核心部分。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斯特(Ashcroft)在2001年10月12日给各媒介头面人物的备忘录中根据《信息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精神强调在发布新闻时有必要考虑报道的敏感性与保密性问题,而司法部以前的方针是只要没有“可预见的害处”便可以发布。民权主义者指责政府篡夺了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侵害了个人的自由。于是在美国国内展开了一场关于民主价值的辩论，即在面对外来威胁的情况下，如何做到不损害民主，重要的是如何做到个人自由与国家安全的平衡。对国家安全的重视与强调往往会影响民主与人权。
五角大楼制定了“整体信息意识计划”(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旨在通过窃收互联网上的电子邮件和商业性资料库中的有关健康﹑金融和旅游信息而达到发现恐怖分子的目的。一组情报分析家可以从网络上收集情报，追索个人与个人或与团体的关系，并互相分享情报。他们可以与机
返回 世界文学论文 列表
“9·11”事件后美国的文化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