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世界文学论文是:“9·11”事件后美国的文化悖论。 场摄影机﹑信用卡交易机﹑机票预订网络和电话记录系统联网。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均认为这一做法只能针对外国人，不能针对美国人。他们认为这是对美国人隐私权的威胁。国会要求国防部在60到90天之内提供一份报告，在此期间不得继续研究，除非总统向国会表明这一中止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国会曾否定了《美国爱国者法》中关于政府有权不经过法官而签发传唤传票的权力。由此，可以看到美国权力制衡机制的运作，国会对政府的一些有可能损害个人自由的做法进行控制。

　　自反恐战争进行以来，美国政府以“物证”名义已拘留了至少20多人。104名外国人被指控破坏了移民法而被监禁。阿卜杜拉·埃尔·默哈杰尔，原名胡塞·帕蒂拉，生于布鲁克林，是波多黎各后裔，在芝加哥长大，后皈依伊斯兰。他被指控阴谋制造并引爆带有辐射的炸弹，俗称“脏弹”。如果按美国正常法律程序审判，美国法律中有许多条文将可以保护他。首先，因为揭发他的是物证，而在美国法律中由物证指控而进行的逮捕不能是无限期的，现美国政府把他定为“敌对战斗人员”，则便可以无限期地拘留他。美国五角大楼认为，美国从阿富汗战场所拘捕的罪犯将是无限期的，即使军事法庭判他们无罪，美国也不会释放他们。在整个战争时期，他们将被拘留，这场战争本身就是无限期的，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拘留也将是无限期的。

　　另一案例是哈姆迪(Yasser Esam Hamdi)。他生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父母是沙特人。当他在阿富汗为塔利班战斗时，被北方联盟所俘，现关押在弗吉尼亚州，没有经过任何法庭指控程序，也不被允许见律师。诺福克联邦地区法庭的法官罗伯特·道默尔请控方提供审讯记录和其他文件以判断哈姆迪是否是敌方战斗人员。8月6日，美司法部宣布拒绝提供法官任何文件，并声明法院无权过问此事，并认为在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拥有此权力。哈姆迪的案例牵涉到美国司法内部的分歧和美国司法与行政之间就公民自由权利所发生的分歧。

　　指控一个美国公民为敌方战斗人员，并剥夺其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显然属于国内公民自由权利的范畴。哈姆迪案例表明，布什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决定谁是敌方战斗人员。政府可以任意抓捕任何人，而法院无权将这些人从监狱中释放，也无权为他们提供律师帮助。这显然与建国元勋们在建国之初所确定的监督与制衡的机制，政府的任何部门不拥有不受控制的权力的原则相违背的。使美国学者感到忧虑的是布什政府所做的一切是“秘密的”——秘密的拘留，秘密的移民听证会，对见证保密，等。有学者认为，“从公众对布什政府反恐措施的反应来看，人们可以得出结论，美国正在变成一个警察国家。”【注释】Robert H. Bork, “Civil Liberties After 9/11,” Commentary, Vol. 116, No.1, July�睞ugust 2003.【注尾】

　　格莱维尔·比福德(Grenville Byford)在《外交》杂志中提出将反恐战争说成是善对恶的战争是否公平的问题。他说，所谓的明确的道德性(moral clarity)并不明确，是虚无缥缈的，最好尽快不用这样的措辞。有的学者认为，布什政府决心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是许多新保守主义运动创始人托洛茨基主义在理念上的遗产。新保守主义运动正统帅着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新保守主义运动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右的表现，以摧毁现存的体制和结构为目标。【注释】William Pfaff, “Al Qaeda vs. the White House,” IHT, December 28-29, 2002, p.6.【注尾】

　　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认为，在美国，有一种由道德所驱使的故意的无知，即一种对反恐形势的“认知上的差距”，这种无知实际上反映了国内政治。他说，一种新的后“9·11”的“政治正确”使人们公开地讨论他们的观点变得很困难。在美国，任何人试图理解在世界上发生的反美的反应就会遇到充满道德义愤的激烈的攻击。这些攻击者自认为在捍卫清晰的道德性。实际上他们在国内政治斗争中被利用了。【注释】Paul Krugman, “A Willful Ignorance About the Sources of Terrorism,” IHT, October 29, 2003, p.8.【注尾】

　　四

　　布什政府所面临的一个令人困惑的文化悖论是反恐战争所反映的宗教性问题。“邪恶轴心国论”反映了布什战略的宗教内涵。“邪恶”本身是一个宗教概念。布什提出“邪恶”的概念表明宗教二元论 (dualism) 对布什和对美国心理的影响。白宫中有许多福音派清教徒，白宫的宗教狂热(religiosity)是现代美国新教的一个重要的支脉。布什政府的国内政治战略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支十字军。布什在演讲中曾经失言说过“十字军圣战”。美国五角大楼国防部负责情报工作的副帮办中将威廉·伯伊金 (William Boykin) 2003年10月中旬在俄勒冈的一次宗教礼拜上穿着军装在布道台上说，他正在领导一场反对撒旦的“精神战争”，对于基督国家美国来说，“击败恐怖主义的最好的办法是以耶稣的名义去面对他们。”他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走向战场的基督战士(Christian Soldier)。【注释】IHT, October 23, 2003, p.4.【注尾】国内的新保守主义者讨论的竞选纲领包含的无非是堕胎﹑安乐死和同性恋婚姻。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认为，这不是文化战争，这是宗教战争。【注释】Paul Krugman, “A Willful Ignorance About the Sources of Terrorism,” IHT, October 29, 2003, p.8.【注尾】

　　宗教二元论认为人类分为被拯救和重生的人和罪人，宣传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对峙，在上帝和撒旦之间存在永恒的战争。恶是物质性的，而不是一件道德的事。它在宗教中的影响一直是很大的。卡尔文主义 (Calvinism) 和17世纪天主教的非正统派别詹森主义 (Jansenism) 受到宗教二元论的影响。而卡尔文主义和詹森主义对美国思想产生很大影响。卡尔文主义影响17世纪的清教主义，而清教主义形成了18世纪的公理会和19以及20世纪的福音派新教。它们鼓吹世界上充斥撒旦的陷阱。而詹森主义则通过爱尔兰天主教影响美国。虽然摩尼教 (Manichaeism) 在欧洲的影响在6世纪时就衰落了，但它的宗教二元论对美国心理的影响则一直延续下来，特别是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方面和这次反恐战争中。【注释】William Pfaff, “Thinking with a Manichaean Bent,” IHT, November 28, 2002, p.6.【注尾】布什的“邪恶轴心论”具有明显的宗教道德色彩，因为其出发点是具有宗教内涵的道德判断，而不是以政治学的概念来加以精确的规范(布什政府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的2003年初作的《国情咨文》中再也没有提这一说法) 。欧盟外长索拉纳在评述美国和欧盟在攻打伊拉克前夕所发生的分歧时说，这是白宫关于世界事务的宗教观点和欧洲人的世俗的理性的看法的对峙。

　　新正统派尼布尔 (Reinhold Niebuhr) 对美国现代政治思想和外交政策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一直鼓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布什和他的新保守主义的顾问们遵循的正是他的思路。【注释】William Pfaff, “When Power Disdains Realism,” IHT, February 3, 2003, p.8.【注尾】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布什在其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在谈及诸如艾滋病﹑吸毒﹑恐怖主义和伊拉克问题时流露出他的福音派宗教道德情绪。在谈及伊拉克时，他说“邪恶的”(evil);在谈及预防艾滋病的道德责任时，他说这是一项慈悲的工作 (a work of mercy);在谈及开展宗教计划帮助吸毒者时，他说“促使他们放弃吸毒习惯的奇迹是可能的”(the miracle of recovery is possible)。布什称攻打伊拉克是“符合我们国家的最高道德传统的。”2002年12月29日在密歇根州的大急流城(Grand Rapids)，布什称美国为“一个道德的国家”(a moral nation)。布什的助手们称此为“明确的道德性”(moral clarity)，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的优越感或天真的道德性。这一观念使布什所看到的世界不是黑便是白，不是是就是非，这一观念促使他去从事别人不敢去从事的冒险行为。

　　法国总统密特朗的顾问杜勃雷(Regis Debray)撰写了一部书，名为《占上风的上帝》(The God That Prevailed)。在这本书中，他指出，以秩序的名义而造成混乱，造成嫉恨，而不是造成感激，是所有帝国惯于做的事。但这样会驱使它们从一个军事胜利走向另一个军事胜利而最终走向衰亡。他说，美国应该像它的欧洲盟友一样善于区分政治和宗教。“美国用圣经的关于超验的命运的自我信念来弥补它的短视、它的权宜之计。清教的美国被神圣的道德所羁绊;它将自己视作善的命中注定的寄存之所，肩负着打击邪恶的责任。它只相信神意，追求一种从本质上说是宗教教义驱动的政治，和罗马教皇格利高里的政策一样的古老。”他又说，“老欧洲已经知道这个星球太复杂了，太多元了，不可能仅仅持一神教的两元逻辑：不是白就是黑，不是善就是恶，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在这里，美国面临一个悖论，即后现代的美国追求的却是前现代的价值。【注释】Regis Debray, “To Each Its Own Worldview,” IHT, February 24, 2003, p.8.【注尾】

　　与此有关的便是美国国内种族关系紧张的问题。“9·11”事件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们是把这一行动看成是其“圣战”(Jihad)的一部分。从本·拉登的言论来看，穆斯林原教主义者们把美国人与犹太人相提并论，对于他们来说，反美与反犹是一回事。这也就是说，国际恐怖分子在一开始就把这场斗争定格在宗教与种族的范围之内。这对美国社会心理是有影响的。在美国一部分人中，特别是草根阶层，有人怀有宗教与种族情绪。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种族关系中会发生阿拉伯族裔和其他种裔关系的紧张。在美国，种族关系本来就是最敏感的问题之一。种族宗教问题将作为一个潜在因素始终影响这场斗争。它将使这场斗争变得愈益复杂而扑朔迷离。

　　阿拉伯裔美国人和其他族裔关系紧张。据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欣·胡珀 (Ibrahim Hooper)，美国的穆斯林已经失去了许多公民自由权利。最突出的是一种基于族裔出身背景的预警系统 (ethnic profiling)，这种系统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假想为恐怖分子，要求来自被美国指定为鼓励恐怖主义的国家的外国人登记并留下手印，申明他们将前往美国的什么地方，当他们更改地址或离开美国时将通知移民局。这种做法本身就构成了种族歧视。【注释】Robert H. Bork, “Civil Liberties After 9/11,” Commentary, Vol. 116, No.1, July�睞ugust 2003.【注尾】

　　虽然美国官方竭力将反恐战争与伊斯兰教及12亿穆斯林教徒分开，布什总统多次说伊斯兰是一个“基于和平、爱和同情心的信仰，一个献身于道德、学习和容忍的宗教”【注释】IHT, December 2, 2002, p.1.【注尾】, 但布什政府中的新保守知识分子 (许多人是犹太裔)、福音派基督教领导人和宗教保守分子，包括曾在布什就职典礼上作祈祷的福兰克林·格雷厄姆(Franklin Graham)，在“9·11”事件后谴责伊斯兰为一个“邪恶的”宗教。2002年8月初在电视上，格雷厄姆公开说可兰经宣扬暴力，全世界“主流”穆斯林支持恐怖主义。【注释】IHT, August 9, 2002, p.2.【注尾】宗教台主持人 帕特·罗伯特逊(Pat Robertson)曾说，“希特勒是糟糕的，但穆斯林想对犹太人所做的更糟糕。”曾在里根政府任职现为布什政府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的肯尼斯·艾德尔曼(Kenneth Adelman)认为，“将伊斯兰作为一种和平的宗教越来越困难。你越研究这一宗教，你就越会发现它是好战的。伊斯兰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是一位战士，而耶稣是一位和平鼓吹者。”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也是布什政府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的埃略特·科恩(Eliot Cohen)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认为，美国的敌人不是恐怖主义，而是好战的伊斯兰。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说得更为直率，认为把伊斯兰说成是一个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的和平的宗教是不妥当的。【注释】Dana Milbank, “Bush Chided over View of Islam,” Washington Post, IHT, December 2, 2002, p.1.【注尾】这一分歧与争议反映了许多美国人对伊斯兰的怀疑与不信任。有人认为修习伊斯兰教义是不爱国的表现，是对恐怖主义软弱的表现。宾夕法尼亚州哈维福特学院比较宗教学教授迈克尔·赛尔斯 (Michael Sells) 认为，这场争议的背后潜伏着一个旷日持久的宗教争议，认为与和平的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是一个主张暴力的宗教。【注释】IHT, August 9, 2002, p.2【注尾】宗教保守分子的言论使美国穆斯林非常担忧。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发言人伊伯拉欣·胡珀(Ibrahim Hooper)说，“这些右翼分子跟拉登一样企图煽起文明的冲突。我们竭力阻止这种浪潮，但它似乎每天都在向这方面发展。”【注释】Dana Milbank, op. cit.【注尾】

　　五

　　国际恐怖主义实际上是对美国“新帝国进取”(neo�瞚mperial aggressiveness)的一种反动, 对美国“文化霸权”的一种反动，对美国超常的财富积敛的一种反动。“9·11”事件反过来震撼了美国社会。这种震撼产生两种作用：一种是打破了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打破了美国人的“美国例外论”，另一种是使美国人开始自省。“9·11”之后，美国攻打了阿富汗和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进攻并占领了伊拉克。后“9·11”时代与冷战时期十分相像。冷战也是一种战争界限十分模糊的、没有规范的冲突，偶然的行为有可能演变成真正的战争，但大部分时间是对峙。【注释】Alan Brinkley, Newsweek, September 9, 2002, pp.62-65.【注尾】

　　从“9·11”后的美国，我们看到了其社会内部结构的困境。我们在“9·11”后的美国社会中看到文化这一领域(含宗教与思想)对政治领域(含法律)的冲击，而政治领域又反过来作用于文化领域。在反恐的战时体制下，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受到挑战，行政权力得以扩大，增加了其私密性;美国的某些宪政原则也不得不对特殊的战时体制让步。美国所面临的种种文化悖论从表面上看源于其反恐所采取的战略。美国不是依靠现行的国际机制采取政治的手段，而是采取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的军事的手段来对付隐蔽的﹑分散的﹑往往是跨国的国际恐怖主义。这种战略产生两个效果：一方面，在国际上，它败坏了美国的民主使命，使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加深，并扩大了有些阿拉伯国家国内如亨廷顿所谓的种族的、文化的与宗教的断层(fault lines)，恐怖活动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另一方面，美国采取的每每无法自圆其说的国际性军事行动反过来对美国国内的民主和公民自由造成巨大的压力，加深了后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这种矛盾的表征之一就是布什政府在国外鼓吹民主，而在国内在对待“敌方战斗人员”方面，如美国公民帕蒂拉，却并不准备实行。同时，正如调查所显示的，美国目前是基督教西方世界中一个最具宗教性的国家。基督教信仰在美国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经历了一个复兴。根据2003年哈利斯公司(Harris)的调查，79%的美国人说他们信仰上帝，他们中，1/3强的美国人说他们在一个月中至少去做一次宗教礼拜。有的欧洲政治家指出在美国有可能产生犹太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现实危险。【注释】Peter Schneider, “Separated by Civilization,” IHT，April 7, 2004, p.6.【注尾】这样，这些文化矛盾由于国际恐怖组织所赋予它的宗教目标和含意，由于犹太—基督教(Judeo�睠hristian)美国社会本身及新保守主义所蕴含的宗教冲动，而变得更加纵横交错，扑朔迷离。

　　从本质上说，这些文化悖论源于美国政治文化的韦伯所谓的“攫取性道德”，源于其扩张性的“解放世界”的天赋使命感 (manifest destiny)，源于其普世主义。普世主义即美国主义。美国评论家和学者有人将这场反恐战争描述成“思想的战争”(a war of ideas)。弗里德曼说，“反恐战争是一场思想战争，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美国必须保持其思想的可信性。”【注释】Thomas L. Friedman, “Bush Must Act to Restore America�餾 Honor,” The New York Times, May 7, 2004, 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