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世界文学论文是:“9·11”事件后美国的文化悖论。 .【注尾】克莱蒙斯说，“这场反对那些惧怕或仇恨美国社会的人的思想的战争不可能通过将美国与世界隔绝而赢得。”【注释】Steven C. Clemons, “The Folly of Discouraging Visitors,” IHT, April 10-11, 2004, p.6.【注尾】如果我们引申其义的话，这是一场美国价值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战争。这场战争含有诸多的文化与道德的涵义。所以，最近揭露的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 (Abu Ghraib) 虐待伊拉克战俘的情况不仅使美国，而且使美国价值，特别是美国人权思想，处于非常窘迫的﹑尴尬的﹑矛盾的境地，就是一个明证。同时，国际和美国国内学者指出，在关塔那摩无限期关押的600多来自44个国家的“敌方战斗人员”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这违反美国的根本的价值原则，在司法上和道德上都是错误的。所以，美国国内的政治文化，道德与价值体系受到巨大的压力就不足为奇了。再加上美国在司法上实行的双重标准，诸如美国人与非美国人，美国本土与美国本土之外等概念，使美国陷于更深的文化困境。正如亨廷顿所说的，在当今的世界中，美国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他还说，“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注释】亨廷顿：前引书，第358-359页。【注尾】而“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注释】亨廷顿：前引书，第368页。【注尾】在另一个国家推行外来的所谓普世的价值，诸如民主，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选举领导人，自由贸易，等等，无论这种价值是多么诱人，多么冠冕堂皇，它们没有在当地扎根，没有融入当地的血脉当中，是注定要失败的。历史显示，这不仅不会造就出追随者，反而会催生出敌视美国价值的人。美国的普世主义的使命为自己制造了危险的不断扩大的对立面，危险的不断扩大的敌人。这是迫使美国面临“9·11”后一系列现代文化悖论的真正根源。

　　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 认为，美国和世界处于一种十分危险的关系之中。美国的一系列行动是否会引起阿拉伯世界陷于混乱和不稳定，是否会造成美国与整个阿拉伯世界或整个穆斯林世界对峙的局面，是否会酿成一场全球战争， 还需要假以时日以观察。【注释】Arthur Schelisinger Jr., Newsweek, September 9, 2002, pp.62-65.【注尾】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勃斯鲍姆(Eric Hobsbawm) 也认为，未来10年到20年间将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目前在华盛顿掌权的人们的政策而造成的。【注释】Sarah Lyall, “A Communist Historian�餾 Candid Manifesto,” The New York Times, IHT, August 28, 2003, p.18.【注尾】美国国内安全和国防的不安全联系在一起，美国又回到了冷战心理，回到了福音教派的善与恶，黑与白分明的世界。在国际上成为压制持不同看法的力量的一部分。【注释】Joyce Appleby, IHT, August 28, 2003, p.18.【注尾】在国内方面，对美国公民的权利进行侵犯，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的范围被缩小了。总统权力迅速地扩大，越战和“水门事件”后不遗余力地制定的对总统权力的限制都被轻易地否定了。如果这种倾向不加以制止，便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总统，不管好坏，这将根本地改变美国国家权力部门之间的权力关系，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注释】Alan Brinkley, Ibid.【注尾】

　　从6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社会与思想的演变进程来看，“9·11”事件和此后的反恐战争将起到一种划时代的作用，成为美国思想冲突的主要议题。布什上台，新保守主义抬头。新保守主义本来就对60年代以来的新左派和激进主义不满，对诸如女性主义﹑有利于少数种族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自由主义的堕胎权利和允许少数种族文化向主流文化挑战的多元文化主义不满。它认为，由于政府企图顺应太多的市民社会公民提出的要求，政府已经失去了它的权威性。政府几乎变得无法管理。因为在社会上有太多的来自各阶层的反映各种不同利益的期待。在市民社会内，各个团体都追求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而不顾别的社会团体的利益。它认为，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政策的失败和无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美国社会为自己设立了太多的几乎无法实现的目标。因此，新保守主义利用反恐战争的需要而要求美国人民为了国家安全利益而忍受牺牲。在经济上它主张自由经济和减税，布什已经在这样做了。在政治上，它主张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总统拥有更大的行政权力，人民应该忍受反恐战争给个人自由﹑经济和生活水平带来的影响。而这一切招致自由派人士和民主党人的质疑和反对，亦成为市民社会辩论的焦点。

　　虽然“9·11”事件给美国社会带来极大的震撼，虽然美国面临一系列文化悖论，但也不能过分地估计。就美国公开社会的生命线——移民问题而言，美国目前的移民闸门确实缩小了。这使许多潜在的学生，也是潜在的未来的朋友，转向其他国家。据美国研究生院联合会的2004年3月的统计，美国90%的大学2004年秋季国际学生的申请数都有所下降。中国学生的申请数下降76%，印度下降58%。连中央情报局前主任罗伯特·盖茨也惊呼，美国“在疏离未来的盟友”。【注释】Robert M. Gates,“Re�瞣pen America�餾 School Doors for Foreigners,”IHT, April 3-4, 2004, p.6.【注尾】美国在历史上，按照国内政治与经济的需要，移民的闸门都曾时开时关过，时大时小过。 由于一个开放的社会是美国富有生命力的自由经济﹑文化与价值的生命线，美国的生产力，创造力，美国之所以成为今天的美国，全赖以此，它是不可能放弃移民政策的。就美国社会内部发生的损害公民自由的现象而言，这种损害现象仅仅是战时的一种表现，而且从历史的角度和美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来说，对民权和公民自由的限制局限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它们不可能根本改变美国社会。任何将这些现象无限夸大都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符合美国社会实际的。如果认为这会使美国社会失去方向，那同样是愚蠢的。新保守主义学者克利斯托夫(Nicholas D. Kristof) 认为，“布什所做的符合在危机时增加(国家)安全的传统。他比禁闭日裔美国人的罗斯福总统，策划帕尔默大搜捕的威尔逊总统，以及暂停执行人身保护令的林肯总统克制多了。公众在有安全需要时会愿意牺牲权利的。例如，一项最近的民意调查表明，49%的美国人认为，宪法的第一修正案走得太远。”他认为，是自由主义分子与时代脱节了。美国的整个市民权利体系并没有遭到破坏的危险。美国的基本的自由并不是那么脆弱，美国的制度也并不存在危险。【注释】Nicholas D. Kristof, “Americans�� Civil Liberties Will Survive,” The New York Times, IHT, September 11, 2002, p.8.【注尾】美国政治文化本身具有自我调节的可能。正如贝尔曾指出的，“尽管这些直接的和明显的祸端非同小可，然而若是以为它们便会使美国这样一个既庞大又强大的社会完全失去方向，那同样是愚蠢的。”【注释】贝尔：前引书，第231页。【注尾】要估计美国社会真正的变化，仍需多年的时日才能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