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文学论文是:“中国—西方”的话语牢狱——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个“跨国交往文本”的考察资料。 迅所谓的中国历史的“铁屋子”。

　　“新历史小说完成了一次从‘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到‘一切历史都是欲望的历史’的颠覆。”《苍河白日梦》正是这样一部自始至终鼓荡着“性欲”的小说，“个人欲望”成为解构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的手段。

　　“耳朵”的讲述从“淫”开始。作为一个“窥视者”，他的表白“我看见了一个淫字”给整部小说定下了基调。这决定了“二少爷”革命的故事将被推到背景处，而关于“性”的故事将占据舞台的中心。与别的“性的故事”不同，这部小说里出现了一个“洋人”——大路。在小说一开始，二少爷和大路一起从船上走下来：

　　洋人穿过柳镇码头的时候，东街口上的娼妇们一阵骚动。有个穿粉杉的娘们儿呀地惊叫了一声。……她说：好一根洋几巴!

　　(《苍河白日梦》)

　　大路从一开始，就完全代替“二少爷”处于注意力聚焦的中心，成为具有超强性能力的象征。这注定了他将在一个关于“欲望”的故事里扮演重要角色。果然，随着新妇“郑玉楠”进门，一个“偷情”的故事不出所料地展开了。至此一种由“法定丈夫—闯入的情人—法定妻子”构成的“三角关系”再度形成了。我们猛然发现，在《扶桑》、《K》以及曾经闻名遐迩的《上海宝贝》里，都存在着这种三角关系，而且，这些小说的主要构架都是由这种三角关系来支撑的：在《扶桑》里，是大勇—克里斯—扶桑;在《K》里，是程院长—朱利安—林;在《上海宝贝》里，是天天—马克—倪可。这个模式进一步提炼就是：中国男人(丈夫)—西方男人(妻子的情人)—中国女人(妻子)。

　　这套模式的附带特征是：

　　1、中国男人基本上都是性无能或性冷淡。(在《扶桑》里，大勇虽然被描绘成一个彪悍的汉子，但关于他的性爱镜头从未出现，他在性方面的能力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2、西方男人都拥有性方面的主动性，一般性能力超强，男性特征明显。(在《苍河白

　　日梦》里，不仅二少爷是性无能，大少爷光满也只能生女儿，不能生男孩。但洋人大路和二少奶奶的私生子赫然就是一个“蓝眼睛的男孩”。在这里，显然也存在着男孩/女孩所标识的权力等级。)

　　3、中国女人总是第一眼就看上了西方男人，爱上了他，不需要理由，甚至也不用经

　　过太多的犹豫和挣扎，并且对西方男人百依百顺。(这种三角关系从“洋人”一出场就已经确定了，小说的向前推进只不过是使它一步步实现。)

　　“三角关系”是文学里一个源远流长的原型结构。它表现的是对社会规范的冲击，是“利比多”脱离潜意识浮出水面的标志。在现代以来的文学史上，伴随着社会变革运动的发生，“三角关系”的故事层出不穷。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名篇，如路遥的《人生》，“高加林”在“城市女子/乡村女子”之间作着痛苦的抉择;刘恒的《伏羲伏羲》里，一个女人在叔侄之间挑起了生死搏斗，带出了肉欲/伦理的严峻思考;张贤亮的《绿化树》里，“章永璘”在与“海喜喜”争夺“马樱花”的过程中品尝着“知识分子”洋洋得意的自恋。在“婚外情”流行的90年代，“三角关系”更是成为屡见不鲜的滥套，比如池莉流传一时的《来来往往》就构筑了典型的“商业老板(康伟业)—年轻情人(林珠，时雨蓬)—原配妻子(段莉娜)的三角模型，这一模型还进一步发展出连环性：当前一个三角关系结束时，新的三角关系紧接着出现。

　　那么，由“西方人”参与构筑的三角关系和以上列举的那些三角关系有什么不同吗?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最显著的不同在于：支撑后者的三个点会发生剧烈的冲突，文本分配在每个点上的能量是一样的，每一个点都在发生着自己合理的作用;而在前一种三角关系中，分配在每个点上的能量是不均衡的，整个三角关系被某一点(西方男人)所牵动，处于对立位置的一点(中国男人)的力量则被压制，处于“失语”的陪衬状态。结合文本来说，比较同是刘恒的两个小说《伏羲伏羲》和《苍河白日梦》。在《伏羲伏羲》那里，“叔叔”虽然性的能力已经丧失了，但他仍然拥有身份上、伦理上的威势，这种威势对偷情的两人尤其是对“侄子”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导致了“侄子”最后的崩溃。三角关系的每一方在作者所给予的处身位置上是平等的，三方面的合力最终导致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但在《苍河白日梦》里，由“中国男人”(指二少爷，某种意义上还包括对二少奶奶抱有欲望的“耳朵”)代表的那个点被作者剥夺了暴怒、对抗、申诉的权利，“中国女人”被毫无阻碍地让渡给了“西方男人”。下面是“二少爷”在知晓了“大路”和“玉楠”的私情之后的一段描写：

　　二少爷披散着头发。

　　少奶奶深深地埋着头。

　　二少爷说：玉楠，你给我梳吧?

　　少奶奶说：要辫子么?

　　二少爷说：要吧，总该有个人样儿了。

　　少奶奶说：头发还是短。

　　二少爷说：短就短，随便你梳什么。

　　少奶奶站到二少爷身后，大肚子差不多碰了他的脊梁。少奶奶梳得很用心，问疼不疼，紧不紧。二少爷说不疼，不紧，很好。梳着梳着就不说话了，整个院子只能听到木梳刮过头发的声音，还有线网在水塘里撩水的声音。

　　(《苍河白日梦》)

　　从“少奶奶深深地埋着头”和二少爷的话“总该有个人样儿”里，我们可以嗅到某种风暴的味道，但最终消弭于无形，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安宁的小院子。小说正是这样不断地粗暴地扭转故事的发展，使“中国男人”处于失语的地位。“洋人大路”在这组三角关系中处于始终的优先地位(他后来的被杀害也不能抵消这种优先性，他的后代——“蓝眼睛”的小男孩被“耳朵”谨慎地保存下来了)。

　　类似的分析同样适合《扶桑》、《K》、《上海宝贝》。在《K》里，当“朱利安”和“林”正在颠鸾倒凤之际，“程院长”撞进来捉奸，小说上演了它的高潮、也是令人悲哀的一幕：

　　程脸都气白了，他穿着长衫，好像没印象中那么瘦削。他气得发抖，手指着朱利安的脸，说不出话来。

　　“你不是一个绅士。”程的声音非常愤怒。

　　朱利安一直在等程说话，他心里慌乱，没有思想准备，在这个时候与林的丈夫对质。当程说完这句指责话后，他反而讪笑了一下：“我从来就没想做绅士，我们家，我们的朋友也没一个绅士。”

　　程没有听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又说：“你的行为哪像一个绅士?”

　　看来程不知道这种场合应当说什么，可能气极了，找不到合适的词。

　　(《K》)

　　我们看到，“程”在此过程中处于失语的状态，当他张嘴说话时，吐出来的竟然是对手的话语(绅士)，而不是“他妈的”之类的中国国骂。这个细节典型地说明了“中国男人”在文本中所处的被抑制的地位。这种被抑制的地位的标志不仅是“性能力”的丧失，还包括话语权被剥夺、被置于不平等的叙述位置等等。

　　由“西方男人”参与所构成的“三角关系”显然是作家依据陈旧的“中国—西方”模式构造的一个关于“颓败”中国的寓言。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把“失语的中国男人”读作正在死去的“老中国”，把占据“性”和“话语“上的双重优势的西方男人看作是“强大的西方”的象征，而那个义无返顾地投入西方男人怀抱的正是柔弱无依的“中国主体性”。只是这个顺理成章的过程(无论是作者的运思过程还是读者的接受过程)是如此让人疑虑，它的来临像那个流转在榆镇的“蓝眼婴儿”一样诡异、叵测而暧昧不明。

　　第三章

　　“全球化”写作还是“后殖民”写作?

　　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化”(Globalization)突然成了一个异常时髦的名词。这个极具弹性的概念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论争，人们好像也根本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有人认为“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通过“资本”、“信息”、“市场”等再度统治世界;有人认为“全球化”指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它可以使绝大多数国家在其中获利;有人则认为“全球化”根本就是一个“人造神话”，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不是被削弱了而是再度加强了;还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偶然的历史过程，它的内容和方向是无法预知的。

　　无论人们对“全球化”作何判断，“全球化”理论的兴起无疑与以下现象相关：由于交通工具和信息传输网络的发达，地球日益变成了“地球村”;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日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因特网构筑了一个庞大的全球共享的虚拟世界;全球经济被编织进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网络之中;资本在全球的流动;大众文化工业在生产类似的流行趣味……一种全球趋同的局面正在形成。“全球化”被很多人理解为“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甚或是“美国化”。这种高度“同质”的前景引起了巨大的焦虑：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目前，这种破坏在不发达地区每日每时仍在进行。殖民主义宗主国当年所做的，今天在“全球化”的名义下以不同的、隐蔽的方式继续着。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已经发生变化，它被保存在“系统的强制”之中，包括一种生活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对它的普遍模仿。这种生活方式在21世纪世界大都会的物质性基础结构中得到反映。一种具有腐蚀性的循环正在悄悄发生：外来的需要和本土的需要正在以粗俗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正是这种结合，使源于欧洲资本主义的、物质至上主义的文化“全球化”成为一种无声的、毫无选择余地的暴力。

　　在“全球化”字面意思所提供的“全球大同”的允诺中，可能包含的是隐蔽的阶级、种族冲突。“中国—西方”模式将在此情境下重新激活反抗、同化、均衡诸功能，并在文本中曲折地体现出来。这正是我们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部描写与“西方人”的现实交往的作品的背景。

　　1、“革命”话语的位置

　　以写作“陈奂生系列”闻名的高晓声在1991年写下了该系列的最后一篇《陈奂生出国》。在这篇写作时间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相近的小说里，进入美国的中国农民“陈奂生”不像“周励们”那样在美国如鱼得水，对“美国价值”认同起来毫无障碍。他看见的是另一个美国：汽车像垃圾桶，养鸡场流水线式的作业方式是对鸡的不人道。这是他对在《北京人在纽约》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里曾被大肆渲染的美国的都市奇观的评价：

　　你们说稀奇不稀奇，放着宽宽大大的地方不住，却到海边沿上的山坳坳里来，房子造得密簇簇，一层层拔得攀上天，千百十万人硬拼着性命挤在一起，这不就像蚂蚁在壁角落里做窝吗?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批判。“海边沿”、“壁角落”这些词汇里包含着有意味的信息，显然在陈奂生看来，中国才是世界的中心，而美国则是边缘。这一层意思后来在小说中也得到了揭示。陈奂生到美国，关心的是如何改造美国，使它符合自己的观念，比如他看见自己住的别墅外面都是草坪，觉得太浪费土地了，于是动手把草坪铲了，想改为菜地。他在餐馆打工洗碗时的感受是：“做老板的果然都黑心。你替他做，他付你钱，别的全不管。你做死活该。怪不得共产党要打倒他们。这也算亲身体验到了。可是现在共产党还不曾打到美国来，自己只好白吃眼前亏。”

　　为什么陈奂生如此理直气壮?因为支撑着陈奂生的是一套“共产主义革命”的话语系统。他还是一个生活在“过去”的人。在那个时候，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美国人民正等待着中国人民去拯救。“革命”话语在当时的“中国—西方”模式中起到的是平衡的作用：对于西方的妖魔化中国，中国的策略是妖魔化西方。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共产主义体系”的崩解，“革命”话语成了一段被推出了“逻辑”之外的历史，一段必须被不断遗忘、不断擦抹的历史。人们对于世界空间的想象也已经完全不同，“西方”、“美国”成为无可质疑的世界中心。新一代写作者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如何在一套完全“资本主义化”的观念体系中，抑制“革命中国”的历史。在阎真描写留学加拿大的长篇《曾在天涯》里，写到过数次留学生联欢表演节目，在这些表演中，中国留学生最热衷的就是表演“文革”样板戏。一次是在各国学生联欢的时候，女主人公表演“白毛女”，一次则是在华人内部聚会上，大家表演《沙家浜》。在异国他乡的这种“旧事重提”里面无疑有深深的缅怀的情绪在里面，但一切都被放到了“舞台”这个奇异的地方。这意味着你可以安全地缅怀乃至赏鉴，而不用有任何现实的担心，因为舞台正是为“革命中国”的猛兽所建造的驯服的动物园。

　　在《身体上的国境线》这部小说里，男主人公“庄祁”，某语言学院教师，在恋爱失败后，开始陷入“肉体的游戏”，先后与十几位外国女学生形成“性伙伴”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对意大利女孩依莎贝塔萌生了“爱情”，而陷入难以自拔的苦恼之中。小说以依莎贝塔回国而告结束。“庄祁”在和依莎贝塔谈情说爱时提到：

　　“说出来不怕你笑，我小的时候，常常跑到爸爸妈妈工作的中学办公室，对着墙上挂的世界地图发呆。我喜欢看那一块块被涂得五彩斑斓的国土，同时在心里一遍遍摹画那一条条盘根错节的国境线。为什么它们有的笔直，有的弯曲，有的平缓，有的突兀呢?我总觉得这里面蕴藏着某种我不知晓的神秘规律。那时候正赶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虽小小年纪，满脑子也都是世界革命、人类解放的狂热念头。在当时我受的教育里，整个西方世界，包括你们意大利在内，劳苦大众全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吃不饱，穿不暖，受着一小撮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榨，总之，没法过上像我们中国人民一样，只须凭票就能买到米、肉、蛋和豆制品的幸福生活。因此，每次面对世界地图，我总是暗自下决心，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当一名战士，献身于一场解放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伟大战争，抛头颅，洒热血，直到所有的国境线都被战车碾得粉碎，直到所有国家的上空都飘满红旗。”

　　……

　　又一次，依莎贝塔笑得前俯后仰。

　　在这里，“革命中国”的历史被作为某种“笑料”和“谈资”，附着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这正是新一代写作者所能够给予“革命”的最佳位置。这段话包含着小说的中心隐喻：国境线。阶级斗争的“国境线”变成了“身体上的国境线”，正是小说展开的话语背景。“庄祁”屡次表白自己的“虚无”——小说展现的是“主体性”崩解之后的叙事。他试图通过对依莎贝塔的“爱情”来重获“本质”。这种爱情最后被证明只不过是单方面的，尽管他越过了依莎贝塔身体上的国境线，但这个意大利人心灵上的国境线对他永远是闭锁的。在“庄祁”对依莎贝塔给予帮助，试图争取依莎贝塔的爱时，依莎贝塔决定用“结婚”的形式来对“庄祁”进行报答：“只要我们办了结婚手续，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自动获得意大利公民身份，也就是整个欧盟的公民身份。这样你就可以顺顺当当离开中国了。”“难道你不觉得生活在中国，生活质量太差，而受到的限制也太多了点吗?也许你们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可在我们西方人眼里有许多限制简直无法忍受。难道你不想从中摆脱出来?只要我们名义上结了婚，，你就可以自由地去欧洲定居、学习和工作，自由地去世界上任何地方旅行。”

　　我们当然不能怀疑依莎贝塔的真诚。但这里隐藏着这段爱情致命的裂隙：在“庄祁”看来纯洁的爱情，在依莎贝塔那里也许被当成了换来一个“西方居民”身份的工具。这里天然存在着一种等级制，正如有论者所言：“无论是70年前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还是十多年前贝特鲁奇银幕上的末代皇帝，都是一个走了样的西方赝品。西方人再怎么宣扬民主推崇平等，他们在接受和面对异域时，始终存在一个前提：他们比其他种族和文化优越。”在“庄祁”用笑谈瓦解了“革命”话语后，他将很难再在“中国—西方”的对立模式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场“爱情”的一厢情愿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丧失了自己的处身立场，向“他者”追寻“本质”的行为也必将被证明是徒劳白费。

　　2、“全球居民”的幻像

　　让我们仍然从发表于1991年的一个短篇小说《吧女琳达》谈起。琳达，一个美院女大学生，在酒吧里干兼职，做“吧女”这一在当时还算相当“时髦”的职业。她对“西方”有着无比美好的想像，比如：大片的树林，围着一个古堡，贵族少女穿着白色长裙坐在草地上。这时，一个“有财富又有情调”的英国人John到酒吧里来了，他认为琳达不懂礼节，约她到高级场所“沪江特快”吃饭，并声称：“我要教你一些礼节和举止。”琳达满怀憧憬地在约会地点等了两个小时，John根本没有出现。她发现John戏弄了她。第二天晚上，当John再次出现在酒吧里时，琳达发现他“脏得如同没有进化好的动物”，她称John为“垃圾”，但仍然偷偷地捡起了John侮辱性地扔到地上的小费，以作为自己出国的准备。

　　对这个故事的简单复述根本不可能再现小说所展示的以John为代表的“洋人群体”表现出的种族主义的傲慢。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中，《吧女琳达》是一个相当奇特的文本。一个少女的“西洋梦”被尖锐地刺破了(当然，也有可能并没有，因为琳达把John指认为少数的“败类”，而且她还在积极准备出国)。在此后涉及到“西方人”的小说中，我们再也没有看见如此尖锐的种族冲突，一种实际上存在的种族等级被想像性地弥合了。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关于“机场”、“酒吧”、“高级旅店”之类的高度“国际化”场所的描写，中国人穿行在这些场所之中，俨然一副“全球居民”的模样。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幻觉。

　　王安忆发表于1996年的中篇小说《我爱比尔》便是一场关于幻觉的描述。小说的大概情节是：学画画的女大学生“阿三”(第三世界?)爱上了美国人比尔，后来，比尔走了。她又和法国人马丁同居了，后来，马丁也走了。她开始到宾馆大堂里去坐着，等候各种各样的“外国人”，和他们睡觉。再后来，“阿三”被当作“卖淫”的抓到劳教所去了，她忍受不了劳教所的生活，偷偷逃走了，在荒野里哭泣。

　　在这篇小说里，阿三是一个没有“历史”也没有“家庭”羁绊的漂浮的个体。她陶醉在自己完全“国际化”的想象里：

　　比尔故作惊讶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曼哈顿，曼谷，吉隆坡，梵蒂冈?阿三听到这胡话，心里欢喜得不得了，真有些忘了在哪里似的，也跟着胡诌一些传奇性的地名。

　　与其说阿三爱上了比尔，不如说阿三爱上了自己“全球居民”的身份感。正是这个原因，当比尔离开后，她又和马丁在一起;当马丁离开后，她开始长久地呆在高级宾馆的大堂里，因为“她喜欢这个地方。虽然只隔着一层玻璃窗，却是两个世界。她觉得，这个建筑就好像是一个命运的玻璃罩子，凡是被罩进来的人，彼此间都隐藏着一种关系”。她不断地寻找着可以使自己的“国际化”幻觉得以依附的实体，但总是失望：“她想：比尔不和她好，是因为不是爱她，马丁爱她，却依然不和她好，她究竟在哪一点上出了毛病?”

　　在阿三和比尔第一次做爱结束时，小说里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