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文学论文是:“中国—西方”的话语牢狱——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个“跨国交往文本”的考察资料。 >

　　一阵暴风疾雨过去，她看见了身下的鲜血，很清醒的，她悄悄地扯过毛巾毯，将它遮住，不让比尔看见，而比尔也压根儿没想起这回事来。

　　阿三为什么要藏起自己的“处女血”?处女血在中国文化里被当作了某种具有仪式性的物象，阿三藏起来的其实是她的“文化身份”。她希望具有和“比尔”平等的或者说是同一的文化身份。正像小说所揭示的，她面对的悖论在于：“她不希望比尔将她看作一个中国女孩，可是她所以吸引比尔，就是因为她是一个中国女孩。”

　　位于乡村的劳教所的生活彻底打破了她的幻觉，把她拉回到“中国”的现实情境：肮脏，杂乱，完全不同于作为国际化都市的上海的生活场景。在这里，妓女都已经被编织进等级制：做外国人生意的，是最上层人物，随之排列的是港台来客，再就是腰缠万贯的个体户，次而下之的则是“来自苏北的船工”。阿三拒绝这个秩序，甚至拒绝认为自己是“妓女”，她辩解说：我不收钱的。这使她获得了一个绰号：白做——从而被编织进等级制的最下层。

　　阿三一直在反抗被编码，拒绝接受被西方给定的中国的次等位置，而一心一意要成为像比尔那样的“全球居民”。事实证明她失败了，她只能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在正常运转的社会之外哭泣。小说以阿三无意间在泥土里发现一个处女蛋结束：

　　这是一个处女蛋，阿三想。忽然间，她手心里感觉到一阵温暖，是那个小母鸡的柔软的纯洁的羞涩的体温。天哪!它为什么要把这处女蛋藏起来，藏起来是为了不给谁看的?阿三的心被刺痛了，一些联想涌上心头。她将鸡蛋握在掌心，埋头哭了。

　　这似乎是我们第一次在小说里看到阿三的泪水。“一些联想”无疑直接呼应着阿三藏起自己的“处女血”的举动。阿三的故事仍然可以读作一个“第三世界”的寓言：它抛弃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但并不能被“第一世界”所接纳，只能是“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在更年轻的写作者那里，“全球居民”的幻觉更加强烈了。我们可以在卫慧的小说里看到无数的“国际化符码”：“德芙”巧克力、“七星牌”女士香烟、“资生堂”化妆水、派对、模特、造型师、同性恋、吸毒、画家、酒吧、日本菜、朗姆酒、范思哲时装……中国新兴“中产阶级”似乎已经完全融入了世界“中产阶级”的大合唱。所以，在《上海宝贝》里，女主人公倪可有资格以一种“世界公民”的身份尖刻地嘲笑那些“中国妓女”：“专做跨国皮肉生意的娼妓，她们一般都蓄着惊人的长发，以供洋鬼子压在身下性趣勃发之余惊叹东方女人的神奇毛发。”这些彻底摆脱了“传统束缚”的自我设定为“世界公民”的“新新人类”们，的确营造出了与“西方人”毫无障碍地平等交往的迹象。

　　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卫慧的小说是由一系列消费符号组建起来的(作者在倪可被男人扒下内裤的时候，也不忘强调内裤是CK内裤)。这些符号是中性的吗?它们是否有助于构建卫慧们“全球居民”的身份?

　　让我们借鉴一下倪伟对《上海宝贝》中高潮段落的一次近乎偏执的分析。

　　他丝毫不加怜悯，一刻不停。痛意陡然之间转为沉迷，我睁大眼睛，半爱半恨地看着他，白而不刺眼带着阳光色的裸体刺激着我，我想像他穿上纳粹的制服、长靴和皮大衣会是什么样子，那双日耳曼人的蓝眼睛里该有怎样的冷酷和兽性，这种想像有效地激励着我肉体的兴奋。“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分子，脸上挂着长靴，野蛮的，野蛮的心，长在野兽身上，像你……”把头伸进烤箱自杀的席尔维亚·普拉斯这样写道。闭上眼睛听他的呻吟，一两句含混的德语，这些曾在我梦中出现过的声音击中了我子宫最敏感的地方，我想我要死了，他可以一直干下去，然后一阵被占领被虐待的高潮伴随着我的尖叫到来了。

　　在引用了上述段落后，倪伟分析说：“奇妙的是，竟然是德语而不是‘大得吓人的那玩艺儿’把‘我’掀上高潮。肉体的施虐和受虐是身体性的，它至少还象征着对性规范的破坏，但在这里，受虐的快感却完全落在已经编码化的符号系统里，是普拉斯、纳粹法西斯、德语这样一些符号激发了快感，快感因而脱离了身体，滑入到符号体系之中，而纳粹的意象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在这种符号指意性的受虐快感的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对权力的崇拜。性欲……不是从身体本身获得力量，而总是要借助符号的力量来摆阔。”

　　在小说里，倪可竭力要说服别人也说服自己相信她真正爱的是性无能的病孩子天天，德国情人马克则只是用来泄欲的工具。但在这段描述里，“潜意识”却不经意地浮现上来。倪伟的分析表明，“倪可”的性快感恰恰来源于对“等级制”的确认，而不是单纯的肉体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倪可与她嘲笑的那些“中国娼妓”毫无二致。在消费社会所制造的幻像里，新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也许正在继续以各种隐蔽的形式重演。

　　3、“中国叙事人”

　　在“非典”肆虐的2003年4月，所谓“美女作家”棉棉在一篇文章里写到：“我想，我们所有的人从今天开始都应该注意不要随地吐痰。这样西方社会会更尊重我们中国人，这是一个文明社会最起码的标志。”

　　这句话里有令人不舒服的东西。难道中国人生活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西方社会更尊重我们”吗?这里面包含着理所当然的“等级制”，这种“等级制”已经成为多数人的语言无意识，正如多数“文明人”会真心欢呼“奥斯卡”、“诺贝尔”、“SCI”的评审结果一样。这个世界的秩序、等级、规则已经被先在地给定了，我们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在被给定的位置上扮演好我们的角色而已。这似乎是一个令人相当绝望的境地。

　　如果西方没有入侵中国，中国会自动地发展出这一套“现代性”方案吗?西方的价值是否是一种普适价值?张旭东在一次访谈中说：“已经很难说中国人的生活在多少程度上还原原本本地是传统的。我们生活的具体的物质空间其实是一个现代性空间，而这个现代性空间的起源并不在中国，但它的内在的世界性本身把它的起源一笔勾销了。”(问题在于，“内在的世界性”究竟是否成立?)在确认了“内在的世界性”之后，张旭东进而说：“这并不是说，面对全球化和种种普遍性价值论述，我们必须为自己找到一种特殊性;恰恰相反，它要求我们介入和参与对普遍性问题的讨论和界定中去，最终为当代中国内在的普遍性价值找到理论上的表述。”

　　在“资本主义普世文明”如日当头的情况下，张旭东所提倡的“介入和参与对普遍性问题的讨论和界定中去”的积极态度无疑是值得称道的。这启示我们，对于我们处身的秩序，必须持续不断地批判、反思乃至改造。要以强有力的姿态冲决“中国—西方”模式所搭造的语言牢笼，而不是人为地继续顺从或者强化这一牢笼——这将使我们无法摆脱等级制的噩梦。

　　伟大的小说家卡夫卡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中提供了对于社会惯用话语系统的卓越颠覆。在《审判》中，他这样描写所谓“审讯委员会”座落的那栋大楼里的情景：

　　于是他挨门逐户去打听，里面是否住着一个名叫兰茨的人，并乘此机会朝屋内看一眼。其实他用不着这么费劲，因为差不多所有的门都开着，孩子们在门口跑进跑出。许多住户都只有一间带一扇窗的小房间，里面正在做饭。不少女人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则在炉子上忙碌。几个即将成年的姑娘身上除了围裙以外，似乎没穿别的衣服，她们正在不停地操劳。每间屋子里床上都躺着人，有的是病人，有的在酣睡，还有的虽已穿好衣服，但仍然赖在床上养神。

　　这样描写所谓的“审讯室”：

　　这时K的话被大厅那头发出的一声尖叫所打断。大厅里烟雾弥漫，灯光昏暗，迷迷蒙蒙，他只好举起一只手，遮在眼睛上方，力图看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原来是洗衣妇。她一进来，K就知道秩序有可能被她扰乱。到底是不是她的过错，还不清楚。K只看见一个男人把她拽到门边的一个角落里，紧紧搂着她。但是，发出那声尖叫的却不是她，而是那个男人;他的嘴巴张得老大，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小群人聚在他们周围;楼座上离他们较近的那些人看到K在审讯过程中造成的肃穆气氛由于这种事情而被破坏，似乎感到高兴。

　　这样描写所谓“法官”：

　　瞧瞧他周围的人的脸部表情吧!他们那黑色的小眼睛左顾右盼，目光诡谲;他们的胡子脆硬，根本不像胡子，要是把它们捏在手里，准和握着一大把蟹钳一样。胡子下方的外衣领子上，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徽章在闪闪发光——这是K的真正发现。他还发现他们全都佩戴着这些徽章。表面上看来，他们有的属于右派，有的属于左派，其实都是同僚;他猛地转过身来，发现预审法官的外衣领子上也缀着同样的徽章。

　　我们看到了充满世俗生活气味的法院、法庭，看到了猥琐的法官。卡夫卡貌似现实主义的摹写中其实隐藏着天马行空的想像力。“法院”、“法庭”、“法官”这些在人们的想像中与“公平”、“正义”、“威严”联系的神圣性被一种近乎荒诞的描绘消解了，这些能指的原有所指随之被掏空。卡夫卡表现出了惊人的摧毁社会惯用“话语系统”的力量。在他那里，“爱”、“善良”、“道德”、“亲情”之类的语词已经完全失效了，他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剥落了话语包装的灰色的世界，从而也是一个更接近真实的世界。

　　学者孟悦最近开展了一项关于“轿车”的研究。在中国，“轿车梦”作为典型的“中国—西方”模式的创造物，被作为工业文明的象征大肆鼓吹。轿车工业正在政府与民众的双重狂热下疯狂驰进。孟悦通过自己的研究指出，现在中国遵循的“轿车模式”其实是一种美国模式，并非“欧洲模式”。而这一模式的形成“既不是工业发展的结果又不是生活富裕的必然，而是大企业集团经由同谋而对经济实行垄断，对公平竞争的非法控制，以及政府政策制定上的错误所致”。案例研究表明，轿车工业在美国得以发展，是资本家通过不光彩的手段，摧毁了一个城市的“公交系统”，而代之以“私车系统”，以达到自己的“资本积累”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轿车文化的起源不过是大公司阴谋，政府昏庸，百姓无奈，哪里有什么‘先进’和‘工业文明的必然’可言?”在中国大力发展轿车工业会带来难以预料的恶果，而在其中获益最多的其实是西方跨国公司。孟悦的研究对“轿车梦”所表征的不对等的“中国—西方”关系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矫正。

　　文化多元主义、“和而不同”之类对“中国—西方”交往关系的想像只能停留在“美好祝愿”的水平。事实是，一种潜藏的“等级制”无时无刻不在损害着我们健康的肌体。既然我们的交往最终只有通过“话语”来实现，只有在语言的层面上落实，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力瓦解、摧毁陈旧的话语秩序。刘禾在分析鲁迅的《阿Q正传》时指出：“鲁迅的小说不仅创造了阿Q，也创造了一个有能力分析批评阿Q的中国叙事人。由于他在叙述中注入这样的主体意识，作品深刻地超越了斯密斯一网打尽式的支那人气质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改写了传教士话语。”这样强有力的“中国叙事人”的存在正是真正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