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政治论文是:学术研究儒家传统如何支援现代民主—对亨廷顿问题的一种解答。 就政治层面而言,它要结束这种没有着落的飘浮状态,只有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法治、民主相勾连。然而,问题是如何相联?

　　自“五四”以来的许多学者尤其是现代新儒家企图把儒家精神直接落实、体现于民主政治,甚至开出民主政治,或者使民主政治以儒家精神为根基。这种连接进路的实质是使儒家精神与民主制度直接相连,其理论图示为“儒家精神——民主政治”。但是,大量的理论研究已清楚地表明,这在理论逻辑和经验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正是基于这种不可能性,我们在上述儒家传统——市场经济——法治框架——现代民主四点一线的基础上,提出另外一条连接进路,即使儒家精神与现代民主中的政治人相连,其理论图示为“儒家精神——政治人——现代民主”,即把儒家精神落实于参与现代民主的政治人,并通过这种政治人对民主政治起到一种支援的功能。

　　在我们看来,把儒家精神落实于政治人,并以此作为媒介连接儒家精神与民主政治,这也许是儒家传统在现代民主中发挥作用的唯一的现实可能性。因为,正如余英时展望现代儒学的前景时所言:“儒家千言万语无非是要我们把做人的道理溶化在‘日用常行’之中。征诸历史,儒学的起信力量往往系于施教者的人格感召和受教者的善疑会问。……如果鉴往足以知来,儒学在21世纪是否会获得新生,恐怕还要看有没有大批的新‘人师’新‘身教’不断涌现。” 儒学的新生是否需要出现大批的新“人师”,这里姑且不论。但由此可以推论说,儒学能否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发挥某种支援作用,关键在于出现一大批既具有宪政民主的政治理想、遵守现代民主的运作规则、又在文化信念(不是政治信念)上认同儒家且富有儒家之忧患意识、天下为公之道德情怀、能修身正己、以身作则的政治人。我们倾向于把这样的政治人称为“儒家政治人”。

　　当然,如何全面界定“儒家政治人”的概念内涵以及如何促使儒家政治人在事实上得以出现,这些都是需要作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如果儒家传统资源对现代民主确有支援功能的话,那么,可以断言,这种支援功能发挥作用的媒介只能是上述意义上的“儒家政治人”。同时,在可见的未来,这也是处于“游魂”状态的儒学在现代性政治中寻找着落的唯一可能途径。

　　注释：

　　①S·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第337页。

　　②刘军宁:《新加坡:儒教自由主义的挑战》,《读书》1993年第2期。

　　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视儒家传统在某些方面可能成为现代民主生长的障碍。相反,在我们看来,正视、检讨这种阻碍作用,也是考察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关系问题不可回避的一个课题。不过,这里的关注重心是儒家传统中的精神资源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条件下,能对现代民主起到一种支援、辅助的作用,故着重分析的是上述制度前提。

　　④关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定位”问题,参见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79-280页。

　　⑤⑦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化看儒学的现代发展》,《中国文化》1995年第11期。

　　⑥陈少明的《儒学的现代转折》(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被解释的传统》(与单世联、张永义合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此有较多的探讨。

　　⑧《论语·述而》。

　　⑨马克斯·韦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钱永样编译《学术与政治·韦伯选辑(1)》,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220页。

　　⑩这里并不意味着儒家传统中的责任伦理资源只有“忧患意识”。而只是把“忧患意识”视为责任伦理资源的重要体现而已。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见蒋庆《政治儒学中的责任伦理资源》,刘军宁等编《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但笔者以为,对儒家传统中的责任伦理资源的发掘不能仅仅局限于春秋经、公羊学。

　　⑾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0页。

　　⑿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第15页。

　　⒀朱学勤:《风声·语声·读书声》,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266页。

　　⒁徐复观:《良心·政治·东方人》,《徐复观杂文———看时局》,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第146页。

　　⒂《论语·子路》。

　　⒃《孟子·尽心下》。

　　⒄《荀子·非十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