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国际政治论文是:全球化、民主化与漠视的政治。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俄国活着的最富盛名的作家和反共象征，近来对俄国的政治领导突发义愤，指控其漠视苦难、无能、叛国以及巨大的腐败。民众，他说，"丧失了良心…他们不相信政府推行的改革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俄国并非民主制度，而是一种寡头政治。"底层的民众实际上被排除于公共生活之外。"[人们]只有一个悲惨的选择--要么维持一种低下而卑贱的生存，要么去欺骗国家和彼此欺骗。"他说，出卖士地如同是"出卖俄罗斯"。谈到私有化，他说，这一过程给了七千万人民一个非常严厉的教训--"永远不再相信国家，永远不再诚实地工作"。[1]

　　漠视实质上是历史的后果。不过是在负面意义之上。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每一个人遭受到的恶，或者由一件普通的义举带来的善，并非缘于少数积极人士的发动，而更多地是缘于多数人的漠视、心不在焉。发生的事情之所以会如此，并非因为相当多的人们想要这样，而更多地是由于大多数民众放弃了他们的责任，听任事态的发展…仿佛支配历史命运的正是这种漠视和心不在焉的幻影般的显现。(葛兰西，1977：17)

　　全球化问题引发了谁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化何为的课题。在本章中，我尝试对当今全球化基本形式的品质、界限和矛盾做一番考察：前者由跨国资本及与之相系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力量所驾驭--一种倾向于扩大社会不平等且以牺牲弱者为代价来巩固强者的全球化形式。我怀疑于各种进步的吁求，并对上述全球化形式缺乏远见和经济至上的逻辑提出批评。我主张一场来势较强的全球政治策反运动，它将在地方和全球两个层面上包含一种--政府与政治生活的--"双重民主化"。我们付出的努力须得到加强，以使更为国际化的国家形式和一个初步的全球市民社会走向切实的民主化。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倾向将在政治上持续得到抵消--它既非不可避免，亦非"历史的终结"，就像其某些倡导者和辩护者们试图宣称的那样。

　　世界秩序与"双重运动"

　　人们越来越普遍地发现，战后世界秩序的结构和随之而来的冷战超稳定性开始崩溃并得到转换。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框架(但与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时代不同)来看，或许世界正在经历着标志着19世纪末和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的一场深刻文明危机的另一阶段。在当前的危机中，资本的权势和全球市场力量的范围与深度切实得到了重新肯定。构成这场危机的不仅仅是不断增加的物质产量、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战争的效应与后果、核武器的潜在使用、猛烈社会冲突的扩散，对许多人而言，在此之外还有一种政治漠视感、政府的无能及公私责任与义务的没落。

　　各国政府看来不能有效应对种种时代挑战。在缺乏可供选择的策略以处理金融危机的复现与激烈化的经济竞争的情况下，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即由国际贸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在拉美和非洲实行的结构性调整计划)不予反思和不负社会责任的应用造成了根本性的不安和社会的错位。

　　与19世纪30年代的某种程度相似，20世纪90年代，复古风、宿命论、虚无主义和暴力行为浮现在许许多多人类关系当中，人们如往常一样越来越不满于政治并远离了它。这一现象不仅显现于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和波兰，而且也在诸如意大利、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富足国家里暴露出来。尤其是在意大利和程度稍轻一些的日本，陈旧而腐败的秩序正面临着挑战，或者遭到扫荡，而一种后冷战时期的新政治形式正在生成。以上种种发展是一场广泛而普遍的政治转变、重组和构成性改良进程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显然相互矛盾的潮流在世界政治中展开了。许多相对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向内转(即统一后的德国和日本、美国)，而其经济和治理则越来越向一种触及全球范围的经济调整。对于这个星球上许多地方而言，这些发展得以进行的一个比较宽泛的经济语境，便是全球市场整合扩张与深化之际产生的20世纪第二次大萧条(在此，中国和东亚的部分地区是显著的例外)。

　　正在浮现的世界秩序包含着全球化与民主化之间的一个矛盾，鉴于本世纪所发生的广阔的无产阶级化与政治解放过程，如今这一矛盾比1900年或许显得更为剧烈。帝国主义时代，国家之所以被"国际化"，部分地缘于平衡权力的机制和国际黄金标准，以及既为宪政主义亦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大金融集团(haute finance)作用。90年代，我们正在目睹着一个相似但又有些不同的过程，后者既包含着国家的内部重建，又包含着国家的全球化;这些因素与全球政治经济的改造相关，又是对后者的反应。当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经济开始取代规模经济、金融资本在市场自由化时代更趋流动之时，国家与资本均得到了新自由主义改造形式的重新组合。国家形式不是受到削弱，便是濒临崩溃;由再分配形式到更具国际竞争性的形式，期间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换。

　　考虑到这一过程，Van der Pijl(1989)主张，"洛克式"的国家-市民社会形式开始得到传播并取代了更具国家资本主义特征的、集权的、以及实施调节的，或者说是"霍布斯式"的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当全球政治经济沿着新自由主义路线被重建之时，政治集权化的资本积累形式为间接的经济形式所超越。一个遵循英美洛克式自我调节原则组织起来的全球市民社会，愈来愈形成了基于全球范围的竞争模式。换个角度来看，正如刚才所指，洛克式的国家-市民社会形式之范围的扩张，意味着全球范围内一个向波兰尼(Polanyi，1957b)称之为一个自我调节的社会市场形式的转换。

　　如波兰尼指出的，在19世纪英国这一个案当中，市场社会的创制是一项史无前例的、革命性的发展，只要它暗示着将一切其余的社会和政治过程纳入到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创制和维护之中的话。它也具体地以能够实行并使创建市场社会的诸多措施得以巩固的一个强大国家为前提："自由放任本身得到了国家的加强[并包含]国家管理功能的一个大幅度增长，国家如今被赋予了一个能够完成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们所规定之任务的中央科层制"(Polanyi，1957b：139)。目前，这一潮流(或至少是自由主义政策宣称的目标)倾向于缩减科层制的规模，并使它的运作更"经济"或更有效，且浸透着市场价值(Mather 1993)。事实上，国家的作用得以如此的扩张，以致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极力地阻止其运行规模的进一步增长。同样，国家机器在内部亦被重组，以便使其能对市场社会的扩张做出更为灵活的反映。[2]

　　这可能，或不可能暗示着一种相应的、以分权、私人财产之神圣与宗教宽容为前提的宪法形式(参阅，Locke 1965)。17和18世纪的社会大部分由宗教形而上学、独断专制、重商主义和合乎道德的经济所构成。如今的日常秩序则包含着一种市场形而上学及其微观机制、消费主义的物质主义和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此外，在近来的历史当中，财神的神化--圣经寓言，即财富或物质富足能够对恶与不道德造成某种影响--越来越取代了其它的神灵。"自我调节"的市场社会及其伴随的商品化进程，倾向于波及世界人口中较大的部分。

　　以我看来，这一倾向将不会毫无阻拦地持续下去。如上所述，我们参照波兰尼的《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或许能够从中抽出历史上相似的例证。波兰尼论及了历史的"双重运动"。18世纪90年代以降的英格兰(或者在程度稍弱的欧洲大陆)一方面是服务于创建自由放任的"市场社会"而后扩展之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则是既反对土地又反对劳动商品化的力量;这些力量从早期的商会延续到了欧文这样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俾斯麦、Disraeli这样的保守改革者，以及寻求保护以免遭跨国竞争之严酷性侵害的企业。

　　以波兰尼看来，后一股力量的发展并不均衡，它凝聚在20世纪30年代应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新国家形式的创造当中。撇开两个时期间存在的明显差异不管，与30年代相同，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矛盾激发了对看似自然和永恒的经济力量施以社会控制的行为予以重新肯定的策反运动。20世纪20年代，人们在恢复1914年之前的旧秩序方面做出了种种尝试，那时，枪船外交、帝国的傲慢、金融家的资本主义国际主义占取了上峰。全世界的工人们尚未联合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们的确在某些地方实现了联合，但只是聚集在拒绝旧秩序的旗下，后者为食利者的资本代表的世界主义所支配。反抗的动员采取了多种政治形式--从美国的新法案到德国的纳粹主义。

　　这个历史进程及为其所必要的斗争和集体行为形式依然继续着。这意味着从来就没有过福山为人所熟知的、反乌托邦意义上的"历史的终结"。而我则愿指出，用以描述我们时代本质的一种更恰当的方式与葛兰西(1971)的名言相关："旧的正在死去，新的方在生成，期间有着种种垂死的征象。"如同其它期间一样，在此期间弥漫着一种漠视感，然而，人们渐渐地为一种意愿所诱惑，愿就全球化的逻辑及其造成的社会分崩离析后果提出质疑和挑战。但是，尽管当今一些策反运动包含了种种肯定民主制为对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的一种反应的尝试，而另外的一些则带着更为浓厚的族裔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反动的色彩;一些运动还同社团间的暴力一并泛起。这一语境指明了我们对主要全球化概念的分析;正在浮现的世界秩序中的民主、平等和正义问题;以及策反运动得以发展的种种条件。 "商业文明"与新自由主义

　　如上所示，全球化并非为一新的现象。作为一个结构性变化的过程，它经历了一个并行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漫长路线：具体地说，如19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与一套奉行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国际黄金标准交织在一起的。全球化的这一阶段同样以其它大国竞争性的帝国主义为特征，以德国的社会商业化和本世纪末美国及其合并贸易保护主义与一个自由企业体系为一体的作法受到人们的关注。

　　当然，19世纪与20世纪的世界秩序有着实质性的差别。与19世纪相比，今天被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具备巨大的生产力，而当新兴的技术(如计算、生物学与传播手段)推动了任务实施的自动化并使其跨越远距离结合起来之际，它的发展与第三次科学-工业革命密切相关。积累越来越以知识为基础，越来越被非物质化和非地域化--特别是在1945年后的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和所谓信息革命当中。全球人口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了很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大多数实际上均受到了当今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或许，我们就此可以得出大概的看法，即，19世纪的全球化形式和20世纪的全球化形式二者之间一个关键性区别在于，后者就规模、波及面和激烈性而言要大于前者。不过，两种形式均可被看成是一个单一、不平衡和充斥着矛盾的历史性转变过程。

　　对那些在经济上被整合到一个更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结构中的人们来说，当时间以经济方式受到压缩之时，政治与经济生存赖以反应的时间被缩短了。全球化的政治内容也有了不同。资本主义的另类社会组织方式起起落落。但是，20世纪也不仅包含国家活动规模和范围的增长，而且还包含了无产阶级化、多党政治以及民族-国家(现今是大小区域的政治共同体)的建设、崩溃与重建。在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早期史(即20世纪前)的那个时期，绝大部分的跨国经济活动与贸易、原料的榨取，或者说与掠夺性的而非整合的生产或直接投资相关。尽管同一时期里全球化倾向在明显增强，但经济活动与政治社会生活的焦点基本上却依旧是"国家的"或地方的。事实上，当我们即将跨入下一个千年之际，这或许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状况，其中政治生活和政治认同越来越趋于地方化和零碎化，同时也越来越趋于全球化和融合。

　　因此，20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最好应被理解为一个广阔的历史性结构变化模式的一部分，它有助于塑造并赋予一个特定世界秩序类型以意义。它并非一个完善的，或者说充分实现的社会和政治转变。尽管二战以来的社会和经济进程及其连带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及它理性化和社会合理化的特殊形式)有所扩张和深化(在科层制构成的国家形式、市场力量、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与大众消费文化意义上)，然而我们距一种最大化的普遍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尚有一段长路，那时的市场规训实际上是自主的，而国家形式的面貌渐渐彻底地被"市场化"和商品化了，社会认同和利益会随之渐渐简化为自我等于理性经济人这一公式。事实上，正如我即将指出的那样，在多种文明组成的世界当中，一种完善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从形式上看不仅是一矛盾，而且是一种逻辑不可能性。

　　近些年来，全球化这个术语越来越频繁地为学者、政治家、商人和媒体所用。虽然这个术语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但本章中我具体感兴趣的是伴随着国际化的全球化进程或曰跨国流动资本力量统治的方方面面。此类资本力量的增长--它与劳动相关，以其重构某些观念、认同、利益和国家形式的方式--构成了全球化进程的基本社会内容。在全球化的最近阶段，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保守政治力量有所上升。如果我们以全球化这个术语来指资本力量之社会和地理扩张的最近阶段(一个或许可以追溯到1688年英格兰光荣革命的过程)，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则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内和之间发展的。它扩散到了--在相当不同的社会状况和环境当中--第三世界与前共产主义国家。因此，在本章中，我所分析的全球化形式具备了达到某种程度的新自由主义特征。

　　在斯特朗格(Strange，1990)称之为"商业文明"的话语当中，商业被认为是借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操作和持续不断的利润追求来行使或者无意间行使着一项文明使命的。简而言之，在这种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中，经济力量被表现为拥有潜在的世界走向和近乎于自然力的东西;它们被表现为超越或高于政治与形式之上的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的基本结构。以全球化为其核心观念之一的商业文明概念是一个相对广泛的新自由主义话语的组成部分，后者暗示，伴随着某种"企业文化"和"市场规训"的增长，审慎的美德、责任、完善的管理与社会进步将多多少少按照自然而然的方式为所谓后冷战时代一个"新"世界秩序提供形态和方向。[3]

　　全球化术语及与之相连的商业文明概念的这种用法，在一组为阶级支配形式(如资本)辩护并使之合法化的观念意义上，是意识形态的;就其神化诸如市场这样的复杂社会过程与制度而言，它是抽象的。这一派思想的拥护者们时常试图把对世界秩序之社会与空间模式的一种宽泛而不时发生扭曲的改造等同于社会进步的观念。这样的全球化概念可能充当着跨国市场力量、资本权势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霸权的一个话语补充。此外，只要它的扩散伴随着其他文明形态及可能性的毁灭与改造，那么商业文明这个词语就不得不被看成是一个矛盾组合体。文明化包含对其他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的一种尊重和容忍。虽然人们不得不对相对强大生产力带来的社会进步给予明确的赞赏，但早期或当代文明中的可贵方面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到了更为根本性的剥夺，从而被商业化了。[4]

　　在经合组织国家的日常政治话语中，全球化被广泛地表现为不可避免的，如其不受欢迎的话。事实上，这一话语借助于国际媒介公司的全球性传播得到世界范围的反映和强化，后者常常为政治保守的新自由派们所控制(例如Rupert Murdoch的国际新闻)。这一信息因日趋普遍的广告和活动的召集得到加强，后者注重文化与世界杯足球赛这样的体育事件所体现的个人主义和消费的美德。由此看来，全球化话语从意识形态上有利于跨国资本的扩张，尽管某些跨国公司(如军事工业)可能会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来临和国家支持与保护形式的丧失这些削弱其赢利能力的因素而感到恐惧。

　　全球化潮流出现在一种军事单极化与政治经济多极化的情境当中。虽然俄罗斯最近被接纳到被称为八国"政治"--俄罗斯没能坐上"经济"的高位--集团的大国俱乐部当中，但国际政治仍旧以寡头(如八国集团)和有等级划分的权力结构为特征。在共产常国家崩溃和海湾战争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八国集团开始重新构造其军事势力和联盟结构(Gill，1991)。当先前的红军开始溃散，后苏联时期的军事处于实质上的混乱状态之时，美国及其盟国则试图将其灵活反应和迅速发展的势力扩展到世界其它地方。进展缓慢的变化把德国与日本也卷入到集体性的军事操练当中，这时常为联合国维护和平努力所掩盖。与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提出的"新世界秩序"平行的是，八国集团在许多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中占据的分量有了明显的增加，尤其是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政治道路归于破败之际。如今，第三世界国家和前苏联阵营经历着一种新的经济统治形式，这次则是由一种新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所操纵的：八国"经济"集团、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

　　然而，人们或许会认为，由新自由形态的全球化招致的矛盾正推动着大量政治选择的形成。这样一些挑战将使多种不同的全球化概念成为必要，它们建立在对一个正在浮出的全球市民社会和一个全球层面上得到革新的权威和治理形式的民主化之上。对全球透过远距离观察的大众们来说，体现消费文化的大众媒体也显示了成千上万非洲人的苦难--在金融与交易市场令人困惑的旋转、一波又一波的破产和连续不断的失业以及遭受腐败指控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家们当中，而这统统出现在自由企业的名下。

　　驾驭经合组织诸国政治经济的最为显著的行为原则是为最大多数具有政治影响的消费者和公民提供最大限度幸福的尝试，他们是富有的、政治上居中的少数。在相当多的国家里，这些人对支撑权力寡头的构成因素起着关键作用。虽然这些公民中的许多人--及其领导者--常常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参看本章开头引述葛兰西和索尔仁尼琴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比起其它许多人来生活得更好。我仅仅是说，他们的物质环境相对世界社会中的大多数而言更为舒适且受到了更好的保护。然而，他们自身的安全感遭到的威胁--及其对社会、金融和生态风险之普遍性的感受--近年来有所上升(例如，反映在世界范围的自杀和压力水平的增加上，它们与犯罪、疾病、失业和个人腐败的恐惧联系在一起)。不过，尤其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这种境况越来越建立在政治上"多数人的不参与主义"--即建立在政治冷漠和低层的服从之上;它是一种或许无法行之太久的不参与主义。例如，在美国，身处加尔布雷斯(Galbraith，1992)称之为"富足文化"之中的人们牢牢地守护着他们的金融特权(如，政府为每一个达到100，000美元的个人银行账户提供保险--而穷人和大多数中产阶级没有如此多的存款)。如此之后，享有特权的人就往往放弃了任何一种普遍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住在封闭的居所--就是说，其复杂之处类似于中世纪的城堡，拥有自己的私人保镖和电子保卫系统(Davis，1990)。加尔布雷斯指出，这些人在面对社会上其它的人们时怀有一种"戒备"心态。因此，尽管美国存在着近乎普遍虔诚的上帝信仰，但身处富足文化当中的人们并不主张针对贫穷的市中心的捐助和社会投资，反而支持针对穷人的一种惩罚性劳动福利计划。此类态度相似于英国19世纪有关穷人法改革的争论。

　　然而，这种政治境况或许正在转变，尽管不必以进步的方式。对现状的反抗表现为对传统主流政党的一种厌恶(如美国的Ross Perot)，或者表现为一种更为反动的动员。伴随抗议的是对秩序、稳定和廉洁政府的呼吁，欧洲极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