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政治论文是: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开端与挫败。 破那些宗法关系。孙中山说中国要团结起来，怎么团结?“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利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很多。”[11]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快要结束之际，特地跑到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开始演讲三民主义，应该说是他的最后见解了。假如按照孙中山这套办法去做，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反封建就要用个人本位来代替家族本位，简单一些就是以个人本位主义来代替集体本位主义。说来令人痛心，中国有不少人不知道这些常识，把世界学术领域所说的个人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献里面专指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混为一谈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英语是egoism，准确地说是唯我主义;个人主义，英语是individualism，有的人翻译为个人本位主义。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文明的最大成就就是人的解放，是人从各种各样的宗法专制羁绊中解放出来。

　　人的解放问题没有解决的地方必然产生极权专制统治，苏俄和苏联就是一个极坏的典型。它从兴起到崩溃只有71年，原因当然很复杂，主要原因之一跟它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俄国流行的东正教是天主教的一个流派。东正教突出的特点是依附政权，政教合一而皇权高于和控制教权。它从东罗马帝国时代就是这样的。在俄国，彼得大帝于1721年下令设立东正教事务管理局，将教会置于沙皇官吏的监督管理下，以后就一直沿袭下来了。一个社会要多元，各种力量互相牵制才有自由，才有民主。英国1215年的时候，相当于我们南宋时期，就有《自由大宪法章》了，它通过契约关系来约束和规范贵族、城市和国王的关系。在西方，教会独立，跟政权互相牵制，封建领主又有独立性，加上城市自治，还有法治和司法独立的传统，多种力量牵制下，民主自由慢慢就发展起来了。东正教不是独立的，它依附政权。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东正教会变成了国家的普通工具”。[12]我们中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皇权高于一切，宗法关系和家长制统治，自由、民主也不可能在本土自发生长。东正教引导老百姓顺从统治者，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没有被社会主流文化认可，思想启蒙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尽管有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为此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受尽了苦难。苏俄和后来的苏联成立后，没有正视这个坏传统，反而变本加厉，压制和剥夺个人自由，结果把国家大厦建筑在沙滩上，经不起风吹草动，一下子就垮掉了。

　　回到中国的问题上。辛亥革命前后，民主运动从各方面发展起来，这是社会变化的必然结果。随着清末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民族工矿业，从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以及辛亥革命以前，以每年平均15%的速度发展。清末新政期间，中国经济是处在比较高速的发展状态的，这从国家的收入就可以看出来。清末财政收入，在戊戌变法前后的时候，大致七千万两上下;到1910、1911年的时候，达三亿两左右。过去讲中国民族工业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无暇东顾，那样发展起来的。这个有道理，但是它忽视了一个前提，在此以前清末新政开始已经建立了制度基础，已经是处在一个比较高速发展的阶段，这是一个前提。与此相适应，这时民间社会的力量，所谓公民社会的力量发展也相当迅速。以商会来讲，到辛亥革命前的时候，已经有将近一千个;辛亥革命后，每年又大致上以一百个的速度增加。这个商会不是现在我们工商联那样的乖孩子，它是有什么意见都要发表的，对国内国外大事都要发表自己意见的。它还有武装——商团，有独立组织，甚至救火会也就是消防都是由它管的。我看它章程里面，连工商登记都要通过它，所以它是真正自由的。为什么清末那几次请开国会运动搞的那么厉害，就是有商会、教育会为后盾。加上各省的咨议局，是强硬的，不是橡皮图章。简单一句话，这个运动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是民间团体独立自主联合起来领导请开国会运动的。这个多元社会的力量在辛亥革命后继续存在，推到了专制皇朝，那更加自由了，各方面政治力量都发展的很快。本来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完全可以实现民主、共和、自由，慢慢发展起来。结果不行，失败了，为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插几句话。假如我们是一个历史的研究者，是独立的公民，有自己尊严有自己人格的一个独立公民，那就应该比过去的那些政治家站的更高。我们不是他的臣子。如果我们跪在他脚下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那你就别研究了，那是奴才心态，没办法研究，没办法回答问题。我们是历史研究者，所有历史事件不过是可供解剖的历史材料，历史人物则是一些历史符号。我们要探寻这些历史符号和材料后面的东西，解开历史之谜。要是有这样的态度的话，不难发现所有各派的政治领袖，都犯了重大的错误。

　　首先是梁启超。梁是立宪派的领袖，那个时候作为立宪派社会基础的商会、教育会仍然非常活跃，但是立宪派没有发展成强大的政党，不可能牵制袁世凯。袁世凯本性是专制的。为什么这个家伙专制?他本来就是专制王朝的骨干，是比较开明的大臣，多说就是废话了。在一定的力量牵制下面，他就专制不了。那梁启超呢?他认为今后稳定局势，协调各方，稳定国家，要靠袁世凯;他自己则可以转移舆论，引导大家，不要那么急躁了，应该同心协力地建设国家。所以，他就参加袁世凯政权，成为参政党。但是，在袁世凯政权里面，梁启超是起不了大作用的。他起不了批判袁世凯、牵制袁世凯或者设计袁世凯的施政方向这样一些作用。袁世凯不过是把他作为一个招牌，不过是把他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梁启超这个时候没有保持作为一个批判力量的代表，以他为代表的那些人、立宪派没有下功夫将那些社会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这个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更大的错误责任恐怕发生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身上。孙中山的问题在哪里呢?革命以后，他认为三民主义，有两民已实现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都实现了，剩下一个民生主义。这可以看文献，孙中山到处去讲，“以后我的责任是修铁路，十年内修二十万里铁路，大家要相信袁世凯。”(大意)二十万里，中国的铁路，修到现在还没有达到二十万里，现在我国才七万公里左右，到第十个五年计划完成，2005年，才有可能达到7万5千公里左右。十年修二十万里能吗?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你的责任不是搞实业。你搞实业，你下海了，你就不是政治家了，你就变成商人或企业家。但他没有意识到这点。宣布三民主义两个主义实现了，这是一个错误。

　　更大的错误是发动“二次革命”。因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刺引发的“二次革命”，大家都很有研究，不用讲那个过程。宋教仁被刺，用武装反抗是错误的。当时国民党是国会里面的第一大党，假如它坚持通过法治的途径来解决的话，可以把袁世凯放在一个非常被动的地位。当时他就非常被动了，因为所有的证据都公开了，国内外都知道了。宋教仁遇刺事件是国务总理赵秉钧办的坏事，赵秉钧后面是袁世凯。其中有一个电报，就讲到了与袁世凯的关系，铁证如山。所以当时上海的地方检察厅，发了一个传票，要北京的地方检察厅协助，传赵秉钧到上海来，听候审问。你看一看中国历史，有没有哪一个地方的检察机关有胆量下命令传当朝宰相来受审呢?老老实实接受我的讯问，电报说的清清楚楚。你为什么给他钱?给他电报密码，指使他暗杀人，你说清楚!这个是空前绝后吧!那赵秉钧呢，不敢反抗啊。他就说，我生病了，我有医生证明，我不能到上海，到北京来问我吧。等于我们要偷懒不上课，叫医生开个证明差不多。按照这样的情况，通过法律解决，完全可以将执政的袁世凯及其追随者置于受审判的地位，让他非常被动。与此同时，全国人心思定，希望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孙中山没有清醒地体察到民众情绪与辛亥年间不同，没有认认真真抓住这个机会，沿着法律解决的道路走下去。究其原因是造反思想没有解决，没有从思想、纲领、行为方式等方方面面彻底转变，从革命党转变为民主政党，通过选举、维护法治、代表民意、批判政敌等方式去赢得民心，赢得政权。孙中山决定起兵反抗的时候，当时很多人告诉他，不能这样干。上海陈其美反对说：“没有力量，力量对比差的太远了。”征求其他国民党都督，都说不行，力量太悬殊。孙中山不听，还要起兵。结果一败涂地，全军覆没。

　　这就给袁世凯一个很好的藉口了。袁世凯很狡猾，要国会先乖乖地选他当总统。选完总统后就宣布国民党叛乱，应予解散!国民党籍的议员，参加叛乱，参加动乱，撤销议员资格!国民党是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一取消，国会开会不够法定人数，瘫痪了。瘫痪了怎么办，他另起炉灶组织一个参政院。这个参政院，当然是非法的;参加的大都是听话的乖孩子。梁启超也参加了。好了，过不了多久，参政院假造民意，一再要求袁世凯当皇帝。假如孙中山、国民党水平高一点，能够认识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坚持民主、法治的道路，一直走下去，逐步完善，不授人以柄，让国会正常运作，国会会通过决议请求袁世凯做皇帝吗?当然不可能。不走这条路，历史进程被耽误了。我们的责任是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不要轻易鼓吹造反思想和以革命为纲的思想。孙中山走错了一步棋，结果造成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当时梁漱溟是同盟会员，也是老国民党员，他作为一个记者，出入国会，认真观察过政局的变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13]这位过来人的意见，值得人们深思。

　　还有一个机会也丧失掉了。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上台，下命令恢复旧约法，国会也恢复了，但是后来总统府和国务院有矛盾，引发了张勋政变，黎元洪走避，下令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发生政变的时候，怎么处理这个突发事件?那个时候，冯国璋继任总统是合法的。段祺瑞任总理，在国家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应该补办国会同意的手续。政变没几天就给段祺瑞平定了。但是，面对这样的状况，孙中山又没有正确应对。他在“二次革命”失败以后，组织中华革命党，那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小宗派，没有向现代政党前进，而是向秘密会党靠拢，要参加者宣誓绝对服从孙文。结果许多党员拒绝参加，造成国民党分崩离析。没有力量，怎么办?孙中山想从日本取得支持。大家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都应看过有关的档案史料，知道他很大方地开支票，希望换得日本的支持。当张勋复辟的时候，孙中山在上海，就说：“我们要到广东去，另外成立一个政府”，立即遭到唐绍仪反对，说：“北方是非法政府，我们不能成立另外一个非法政府。”(大意)复辟平定了，局势安定下来了，但旧《约法》尚未恢复，旧国会没有复会。政治斗争尚未了结。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成立护法军政府，而且提出要铲除一切假共和。这个问题就大了，你怎么铲除假共和啊?谁真谁假?思想怎么审判真假?全世界民主国家没有审判一个人的思想的，思想是不能审判的。很多官员都是从清朝那边过来的，你审判假共和，那就乱套了。是不是要全部打倒，重来?要是你够法定人数，那也好办，但是他召集的国会不够法定人数，而且在护法过程中做了一大堆违法的勾当。因为时间关系，我不想讲那些具体的东西，假如大家有兴趣的话，在网上去找我那篇《民初护法的历史经验》，在那里我详细分析了这件事。

　　最严重的挫败，是新文化运动后的挫败。新文化运动以后是国民革命的兴起。其结果是建立了国民党的专制政权。过去的解读说这是蒋介石叛变革命造成的局面。所以我就提一个问题，要大家想一想，假如蒋介石不叛变革命，他继续执行广州国民政府的政策，局面会不会不同?我认为广州国民政府跟南京国民政府是难兄难弟，是一脉相承的。你不相信，请看史料。广州国民政府实行的是什么政策?有什么政绩?

　　首先是建立了一支党军。大家都歌颂黄埔军校。可是，黄埔军校从军事上讲，它那个教育水平远远比不上保定军官学校。“最能代表南方各种新因素的黄埔军在北伐中表现却最差。”[14]最糟糕的是它的思想教育。它讲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可是，按照蒋介石的讲法，黄埔军人要以党的意志为意志，要以先总理(孙中山)的思想指导一切，不能讲个人自由;然后呢，我就是总理的忠实继承人，你们就要一切听本校长的指示。它不是为组建现代国家军队服务的。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军官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跟保定军官学校和其他军校培养出来的军官一样，曾经起到很大作用，这完全应该肯定。但总的说来，它不过是蒋介石专制王朝的支柱，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你歌颂什么?

　　再看，国民党它在政治上要民主吗?看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记录，讨论的时候，明明白白讲明：写上民主是为了政治需要，掌握政权以后不打算真正实行的。当时通过的《国民党总章》中有一条是很重要的，所有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总理即孙中山有最后决定权!这一条就为蒋介石他们建立独裁制度埋下伏笔了。领袖的最后决定权利，这一条不是外来的，而是从传统的秘密会党学来的。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的时候，参加三合会，在里面当过“官”，官名叫做“洪棍”，他对那一套是熟悉的。这样下来，能有民主吗?

　　再讲法治。国民党讲要实行司法革命。怎么革呢?不是维护法治和司法独立，而是倒退，由党垄断一切，实行“党化司法”，直截了当提出的口号叫“党化司法”。

　　再看教育。广州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与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它要实行“党化教育”。规定所有那些教职工都要参加国民党，规定各个学校里面要教授党义，取消学术自由。这一整套党化教育是从外国学来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动。

　　共产党从来不是这个政权的主导力量。后来共产党被迫退出了这个政权，依靠的力量变了，不再联俄、容共、扶助工农了，但是实行的其他政策没有更改。从它的纲领特别是实际措施看，它要建立的社会有没有民主?有没有自由?有没有法治?

　　再看社会基础，看民间社会的变化。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团体、工商团体跟党派不搭界，是独立的。国民党成立了商人部，还有工人部，农民部，这些工作机构建立起来了，就设法控制民间团体。

　　更突出的是1924年商团事件。商团事件你们怎么看?一个年轻学者温小鸿写了文章，对事件发生的原因提出了新的看法：“扣械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事件，它构成商团事变的近因，而当时广东由于财政、经济危机而导致社会矛盾全面激化，是这次事件的远由，并影响事件的最后走向。”[15]简单点说，是当时广东大元帅府没钱了，要从商人那边弄点钱，后来看商团进来的军火不错，想捞一把。我们传统的说法是，这个是英帝国主义的阴谋。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张俊义先生，通过查阅英国外交部的档案，各个方面来往的电报，得出的结论是：“实际上英国政府并未支持和操纵商团叛乱。”[16]现在看来，与国民党请的顾问鲍罗廷的指导思想有很大关系。按照他们的思想，哪里容得独立的团体?所以就要镇压商团，镇压一个独立的社会团体。对中国商团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商团是各地商会领导下，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当然不能说此后中国就绝对就没有独立团体了，但是商团事件是政党和政府力图控制民间社会、镇压敢于坚持独立性的社团的标志。

　　对中国社会发展更不利的是，另外一派的政治运动——联省自治运动失败了。现在看来，联省自治运动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一个选择。过去说，联省自治运动不足取，说它是为军阀的割据提供依据。这是猜测性的说法，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联省自治是当时全国规模的运动，有的已付诸实践。这一运动通常有四方面的内容：1，制定省宪，实行自治;2，宣布不参与内战，与各省和平相处;3，致力于本省的经济、文化建设;4，在各省自治的基础上，成立中央政府。在进行的程序上，制定省宪通常都依法经过省议会;与此同时，社会精英和社会团体热情颇高，并本省军政要员支持。它有利于抑制军阀割据和频繁的内战，有利于各省的社会经济发展和逐步民主化。当时的省议会是有相当独立性的。从客观的社会条件来讲，中国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大市场，这给中国的国家统一带来困难。但是另外一方面，已经有程度不同的现代经济的发展，各省有不少独立的民间团体，有一批社会精英，他们有强烈的参政要求。在全国政治运动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民间社会要参与甚至控制一个省的政治和其他事务比参与和控制全国事务更加容易，换句话说，民意能够得到更好的表达。还要看到，逐步统一起来，逐步联合起来，地方保留比较大的权利，凡是这样的国家，必然有比较多的民主，比较多的自由。要是实行中央集权制，地方不能够牵制中央，那样的体制，往往不利于真正实行民主、共和制度。

　　以上说的好些问题都与传统的说法不一样，但贯穿始终的是总结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历史经验。你们在座的有没有人愿意起来批判?这不要紧，因为我的认识是这样的，你来批判，大家讨论，请你发表文章，有利于学术发展。还有一个情况也可能出现，有的人穷极无聊，断章取义，说这个家伙，这个观点，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写个报告，到哪一级，有你好看的。这个也无所谓。这首先对我来讲，没有任何损失，因为我就是这样认识。这是学术讨论。一个公民没有造反，没有犯法，你可以随便抓他坐牢吗?其次，你说共产党的合法性靠太平天国，靠义和团啊?开玩笑!你不是诬蔑中国共产党吗?义和团践踏现代文明，杀人放火，跟共产党怎么联系起来呢?洪秀全、太平天国杀了那么多人，做了那么多坏事，你怎么和共产党联系起来?你不是诬蔑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吗?更好玩的是：太平天国兴起之初，马克思虽曾满腔热情地赞颂太平天国，可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位大思想家极其悲愤地作出新的论断：“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中国记事》)那些装出一副正人君子脸孔的卫道士，干的是反对马克思的勾当!另外，我们所受教育都说，为共产主义奋斗，就是要建立一个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最公平的社会。马列主义说过不要民主，不要自由，不要法治吗?这些在现行宪法上都写上了。不要这些，还要革命干吗?马列主义一直说资本主义那个民主自由是假的、不充分的，社会主义要实行真正的更充分的民主、自由。何况我讨论的都是1949年以前的历史，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争自由、争民主。所以说我是维护马列主义，你要打小报告，你是攻击马列主义，你是出卖良知。你现在这样做了，可能得到一些好处;但会立即受到广大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唾弃，比狗屎还臭。终有一天，你可能要写忏悔录，受到良心审判。而我呢，可以说，我对得起自己良知，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我认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出了那么多人才，有那么多高水平学者的地方，应该没有这样的人。但是还要认识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这样的畸形怪物又是必然的。我今天所讲的，就这么一些，向大家请教，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判，谢谢。

　　注释：

　　[1] 章士钊：<孙黄遗札密诠>(1962年)，《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