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政治论文是:“台独”的渊源与实质——兼论台湾问题的基本估计与中国统一的可能。 龄81.4人;“监察委员”中的“资深委员”总数36人，其中71岁至80岁的14人，81岁以上的22人，平均年龄82.8岁。(转引自高文阁编着：台湾与大陆风云40年，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257页。)如此一把年纪的人在三个机构中占据着相当的比例，他们常因体力不济，在会议中闭目养神或离席而去，很难发挥议事功能。在“立法院”中，又常因“资深委员”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到会，使得会议人数不足而不能表决，以至于为了凑数，有时就坐担架或轮椅与会。如此形同残局不算，还要老成凋谢，所以哪怕从当局办事方便考虑，也需要对“法统”进行修补。

　　台湾当局从50年代起，修补“法统”的措施主要有三项，一是出缺递补制度。“立法院”于1953年9月紧急制订了《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出缺递补补充条例》，陆续将各省原本落选者，按得票多少顺序，依次予以递补缺额。二是增补选代表。1966年台湾第四届“国民大会”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69年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公布施行《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办法》，以此为依据，为三个机构增补选少数代表。以上递补代表、增补选代表，连同原来在大陆选出的三个机构的”中央民意代表“一起，统称为”资深代表“，他们在”万年国会“中终身职。在1988年前后，每人每月坐领干薪10万元台币，而那些退出军队的老兵号称”荣民“，每人每月领到的生活费才有2000元台币(相当于当时的人民币200元左右)，难怪”荣民“骂”资深代表“为”老贼坐享其成。“三是增额代表。1972年台湾第五届”国民大会“订定了《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办法》，对三个机构代表进行增额选举，从1972年以来到1988年，共选举增额代表：”国大代表“213人，”立委“397人，”监委“79人。

　　尽管对”法统“如此修补，仍然难以弥补”万年国会“与台湾现状的矛盾，为此，在各方压力之下，蒋经国生前曾在1987年12月提出”中央民意机构充实无可避免“的方针。李登辉当上”总统“后，于1988年2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充实中央民意机构方案“，提出对”民意机构“进行”革新“的四条原则：一、大幅度增加”增额中央民意代表“总额;二、鼓励”资深代表自愿退职“;三、长年卧病或长居国外、不能行使职权的”资深代表“视为自愿退职;四、停止第一届”国大代表“出缺递补制，后于3月份正式废止。这个方案会导致”资深代表“逐渐淡出，但还远没有满足台湾各届”全面改选“之要求。

　　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在几十年间要求民主化和本土化的呼声日渐高涨，终于形成官方所不可小觑的在野势力，即便在体制内也不乏应和之声。再说，那些国民党政权圈养起来的万年国代们，不断老死，自八十年代后期已经所剩不多了，靠他们维持合法性的老办法实在是难以为继。原来那种战时体制和空悬的政治架构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只有民主化和本土化才能确立台湾长治久安的根基。

　　蒋经国临终前有所醒悟，毅然开放党禁报禁。经过一段时间，台湾总算实现了国大全面改选，再后来总统也从国民大会间接选举改为岛内全民直选。经过以上的三部曲，台湾民主化的基本轮廓便已奠定。反对派拥有了了充分的政治空间和施展舞台，自1996年实现首次岛内全民直选总统，特别是最近的2000年这次大选终于导致政党更替，在野党候选人一跃当选，则”台独“之长期暗含的基本政治诉求实已得到满足。

　　当然，就”台独“的字面含义仍需一个交代，用某些人的惯常话语来说，”台湾(事实上)已经独立(或台湾一直就是个主权国家)而它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按照这样的逻辑就无需再行宣布什幺”独立“了。更换一个别的什幺国号，譬如”台湾共和国“，徒具符号而已，本身并不能改善其国际处境，还将使中共再无回旋余地，可能被迫采取断然措施而陷台湾于灭顶之灾，是谓过犹不及。故我早就指出，所谓台湾宣布独立的动武底线云云，实已成为两岸心照不宣的一个微妙默契。

　　所以不难理解，在陈水扁当选后，民进党内就有人提议取消民进党党纲中关于用公民投票方式决定是否建立”台湾共和国“的条款，其实，此议由来已久。建国党虽属于台独原教旨派，其党名便宣示以建立台湾共和国为己任，可也在不久前，二十几位建国党元老宣布退党并提议解散建国党，理由是建国党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凡此种种，亦并非完全出于缓解大陆压力的考虑，而是符合”台独“的内在逻辑的。

　　听到这里，有些人不免要问：难道你说”台独“并不存在吗?非也。死心塌地的极端台独分子固然有，却未必构成个问题。如果望文生义，则”台独“问题基本上已经是个伪问题。正如我曾经指出，所谓”台独“在政治上实别有诉求，而在社会心理和情绪背景上，莫如说是一种孤立主义而已。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五个问题--

　　五、”台独“泛滥还是偏安思想与孤立主义倾向在蔓延正如列宁所说：”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我们进行”反台独斗争“，也要多一些设身处地的理解。设想如果台湾坚持自己是”中华民国“，那幺它该如何看待大陆呢?两者必居其一：要幺，继续称中共为”匪“或”武装叛乱集团“，视大陆为”沦陷区“，则两岸关系就永远只能是敌对关系，这固然不可取;要幺，放弃那种”汉贼不两立“的僵化态度，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又成了”两国论“，成了”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台湾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大陆方面当然历来不承认他的”中华民国“，可又断然不许人家放弃”中华民国“的名分，哪怕是通过修宪将领土范围缩为台澎金马也不行，似乎是要人家声称其主权加于整个中国大陆甚至外蒙古才好。可是，难道你指望他们”反攻大陆“吗?

　　台湾因其弱小更倾向于把两岸关系国际化，若国际社会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则大陆对台动武会被认为是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略“，好比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可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有效干预。因此之故，诸多本心未必赞同”台独“的人也可能被台独的主张所吸引。然而人皆共知，若台湾”宣布独立“，在其尚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之前就可能招致武力攻击，何况所谓国际承认事先并无把握，因此又不能铤而走险。这样台湾的最佳考虑，必须既使两岸关系最大限度的国际化，同时又不承担直接宣布独立的名义，而且还要为日后可能的自愿统一留有余地。这种办法，应使独者见独，统者见统，各得其所，众口能调;又进退有据，左右逢源。最近这次大选中几位主要候选人大陆政策的微妙的趋同化就是明证，而在某些易于激动的人士眼里尽皆视为”台独“，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其后的复杂因素。

　　由于实力对比的悬殊和国际形势一直并未发生如其所愿的变化，何况美国中途又抛弃台湾转而与中共建交，台湾当局感到自身都已难保，故从蒋氏政权后期开始久已不复有问鼎中原的雄心壮志，在武力的逻辑上，这是个现实主义的态度。所谓”光复大陆“的理想被无限期推延和淡化，台湾的当务之急变成下大力气自强自保，自求多福，当然不肯采取积极姿态挑战中共和主导统一进程。正所谓惹不起还能躲不起?好在暂时还能躲得起。

　　至于近一二十年来岛内本土意识的复苏与高涨，作为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副产品，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政客野心家们不再敢于要挟岛内人民为之充当炮灰，”三年准备、五年反攻“之类，成其所谓功业，就是台湾的一个进步。随着国民党早期迁台势力的日益飘零，在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之下，岛内政治本土化的趋势不可逆转，站在大陆的立场不妨视之为一种地方自治，亦可聊以自慰，毋须庸人自扰。但是，两岸长期分治，隔阂已深，更兼各种文攻武吓之下，某些台湾民众的”中国心“日趋淡薄，一些人即便明确反对”台独“，更多出于战争恐惧，而非有归附之心和向往之意，于是偏安孤岛的思想日益盛行。这些虽亦在情理之中，从大陆的立场却不可掉以轻心。

　　但是要有一个慎重的恰如其分的估计。我以为台湾真正存在的问题，与其说是”台独“泛滥，莫如说是这样一种孤立主义的情绪在蔓延。正如美国历史上几度出现的那样，有其客观背景和土壤。处在大陆的角度如果视若不见的话，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我为之正名而称作孤立主义，这一良苦用心，恰如某学者的解释：”这就是说，现在大多数台湾人的心理，主要还不是下决心永远从中国分离出去，而是画地为牢，自安自保，不肯被中共统了去。当然，决心台独的人是有的，不过对相当数量的台湾人来说，他们现在唯一明确的意愿是拒绝被中共统一。“实际上，使用孤立主义这一称谓，不仅在学理上更严谨，在政治上也有策略含义，问题是当局者迷，还不知顺此台阶而下。

　　我们既要认清「台独」的历史渊源和内在实质，做到冷静对待，留有馀地，切不可一触即跳，自乱阵脚;也要有怀柔的胸襟、分而化之的计谋、招安的打算。还要把少数政客的极端言论与广大民众的真实心态区分开来，切忌将孤立主义情绪和偏安思想混同于”台独“大肆批判，却要设身处地体察民情民意，安抚民心。

　　试看今日欧盟诸国，语言文化各异，历史上多曾刀兵相见，就是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准也互有差距，政治主张上各有出入，即便如此，仍不可逆转(虽然小有反复)地走上了全面一体化之路。何况大陆与台湾!故而我持审慎乐观的态度，相信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的胜利完成，定在不远的将来。但是，有人仍然担心，海峡彼岸不是拒斥”一个中国“吗?话可不能这幺简单理解。

　　六、”一个中国“的时态和语义问题

　　我已经指出，所谓”台独“在政治上实别有诉求，而在社会心理和情绪背景上，莫如说是一种孤立主义而已。如果望文生义，则”台独“基本上已经是个伪问题，而”一个中国“也需要进一步澄清。首先，中文缺乏时态变化，往往造成言不及义，这实在是件很糟糕的事。就拿”一个中国“来说，可以是过去时(Past Tense)，亦可是将来时(Future Tense);就算也是现在时(Present Tense)，恐怕还谈不上是现在完成时(Present Perfect)，而不过是现在进行时(Present Continuous)。

　　”一个中国“的过去时，远溯上古自炎黄以降，那也是文化、民族和历史的源远流长的中国。”一个中国“的将来时，则但愿是个自由、民主、富强的作为大陆和台湾共同归宿的新中国。至于”一个中国“的现在进行时，恐怕要自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始，特别是后来的国共内战，争相统一对方而不得，造成了1949年后这种长期相持不下的局面。海峡两岸的仁人志士们，所感怀的是”一个中国“的过去时，所向往的是”一个中国“的未来时，大家的不懈努力，着力于此的是”一个中国“的现在进行时。

　　”一个中国“既然是客观的事实和过程，那幺”一个中国原则“究其为何呢?按照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所大力推行的三段论式的标准定义：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问题是这第三要项，历来是台湾当局难以接受的。为此，钱其琛于一九九八年纪念”江八点“三周年座谈会上，正式提出在处理两岸关系事务中，特别是在两岸谈判中，中共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解释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分割。汪道涵也曾在上海”汪辜会谈“中作出补充：”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最近也有权威人士明确指出，以往中国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原是”一个中国“原则的第三要项，但新定义将这项改成”中国的主权与领土不可分割“。这里实际上为台湾留下一个突破两岸紧张关系的缺口。

　　正因为”一个中国原则“在语义上的不确定性，一贯可有内外两种解释，很容易混淆。台湾方面包括岛内统派的深怀疑虑，大约主要在于这第三要项，担心一旦作出了承诺，会被偷换概念，正中圈套。这里就非常需要两岸以高度的政治智能，开诚布公来解决。早在陈水扁的就职演说之前，两岸便因”一个中国“是原则抑或议题而争执不下。从陈水扁的角度，承认”一个中国“为议题，这已向前了一步，但是还不够。

　　陈水扁的就职演说中，不仅刻意回避”台独“，也没有明确承认大陆所定义的”一个中国原则“，而是说要”共同来处理未来‘一个中国’的问题“。这种含糊其辞，恐怕是大陆方面不能满意的。好在陈的基调平和：不比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前进，也不比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后退，没有造成新问题。自3.18以来，大陆一直保持了相当的克制，给了陈水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在我看来，只要对所谓”台独“的渊源和实质有所洞察，陈水扁仍是可以期待的。”一个中国“是陈水扁无可回避、终究也无需回避的。两岸的关系完全可以朝着一个缓和的方向发展。

　　但即使回到了”一个中国原则“，仍然是任重道远。两蒋时代倒是明白无误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那是意在争夺正统地位，声称”大陆也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还嚷嚷着”反攻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那是以大陆为敌，未必向和平统一更进一步。

　　七、”三通“何惧之有

　　台湾当局长期奉行的”戒急用忍“、以拖待变的大陆政策，虽然相比于两蒋时代僵硬的”三不“，毕竟有所松动，但是陷入一个更深的误区。早期的”国统纲领“尚且确认了最终归于统一的目标，似乎是希望从两岸民间交流和非政治议题开始，逐步推进到政府交往和政治协商。但在其中间环节，”国统纲领“预设了政治三前提，即要求先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摒除敌对状态、国际间相互尊重，然后才肯开放”三通“和推动高层互访。此处居心良苦，但诚意不免受到怀疑，无非是将大陆逼入死角，则其断然不会轻易接受。而结果就是两岸关系的泛政治化，导致相互的不信任日渐加深，使得诸多事务性议题也纷纷搁浅，两岸僵局无法循由先易后难的途径取得突破。

　　一味回避两岸的积极接触和政治谈判，是一种鸵鸟政策。首先，这并不足以防止国际政治的天平向大陆倾斜。毕竟时过境迁，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是国际社会广为公认的”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并拥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同时以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无限的市场潜力赢得西方世界的广泛垂青。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早期的围堵转向积极接触和交往合作，也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

　　其次，台湾朝野的”恐共症“仍挥之不去，却焉知共产党早已今非昔比;只感受到大陆当局对台咄咄逼人的压力，却不曾意识到台湾经验对于大陆经济政治改革潜移默化的示范效应。故从这个意义上，台湾既不必自贬身价，战战兢兢如任人宰割，逆来顺受;也不可盲动和轻率，招惹不必要的是非，成为众所厌弃的”麻烦制造者“;更切莫囿于岛民的狭隘意识，而失落其庄严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诚然，大陆今后的走向和进程，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足以使人忐忑不安。但是，台湾列岛终究不能游离到太平洋深处，其前途注定无法摆脱大陆局势发展之左右。事已至此，恰恰唯有开放交流才能增进台湾安全，并带来大量的经济利益，乃至有助于促使大陆的积极演变，也不排除逐鹿中原的可能前景。

　　”三通“何惧之有?还大可通一通别的嘛。须有这个自信，为什幺要害怕呢?台湾有些人觉得”一国两制“还不够好，其实哪怕”一国一制“也未必就坏，当然得看是怎样的”制“，大家可以共同塑造这样一个”制“。正如李远哲所说：”若是一个民主的，安居乐业的中国，即使是一国一制也接受“。”鸵鸟政策“总归不足取。

　　大陆曾将”三通“视为推进统一的一个象征性议题，志在必得，本来或许还有在其它方面做出适当政治让步的可能。倒是李登辉坚持认为”三通“将导致两岸交流的迅速扩大，违反他的”戒急用忍“、以拖带变，不肯加以考虑，坐失良机。恰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两国论“激起台海轩然大波后，台湾的几位总统竞选人竞相视”三通“为势在必行，而大陆认为只要双方加入世贸，”三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反不那幺着急了。李登辉大陆政策的破产由此可见。

　　陈水扁在当选前后和就职演说中，对”三通“及进一步的两岸交流表示了积极的姿态，此所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正如美国如果不能自拔于孤立主义的泥潭，而对欧洲事务作壁上观，则不成其为今日之强盛，台湾之于大陆的两岸关系虽属国内性质，但在战略格局的演变上亦将如是。

　　八、应该树立什幺样的统一观

　　大陆和台湾同文同种，两岸老百姓也无怨无仇，虽有政客上下其手惹事生非，但相互的需要将是主流。故从长远上看，我持审慎乐观态度。基于同样的理由，我愿意指出，在现阶段常为人所忽视的却是大陆自身内部的统一问题。在现代意义上，大陆算不算是个完全的统一国家尚可疑问。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

　　毫无疑问，中国应当加快其对外开放的步伐。经济发展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而贸易各方可以发挥比较优势，特别是借助于要素流动，从而改进资源配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道理同样或尤其适用于对内开放。你可以给予外商国民待遇，这固然是大势所趋，但国内部门垄断、地方保护和各种经营许可限制以及中世纪般的身份制度(如户口制度等)造成市场割裂，中国对内尚无统一、无差别的国民待遇可言。尤其是本国人口的最大多数即九亿农民从来不曾享受起码的国民待遇，这不仅是个道义的或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它已严重影响到现实的经济运行。

　　所以不难理解中国大陆为何如此之快地遭遇市场的瓶颈。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有力地解释当前内需不足和经济低迷的根源。全社会上下似乎都热衷于谈论种种宏观经济变量和调控手段，如数家珍却无济于事，殚精竭虑者有之，忧国忧民者有之。我感到从学术界到普通公众乃至有关决策部门，是不是已经陷入了一个误区?宏观经济学并非空中楼阁，而有其不可或缺的微观基础。全部宏观和微观经济现象，更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如果只把认识停留在宏观经济的表象上，岂非舍本而求末耶!

　　我以为中国大陆经济和市场的内在统一性(非指行政上的令行禁止之类，虽然这也已很成问题)程度可能远亚于欧盟各主权国家之间。由于长期以来的条块分割没有根本的突破，中国的横向经济联系并无充分的发展，已有的市场化进程往往有所局限，市场一体化和市场深化的程度亟待提高。近年上海与湖北的汽车之争，就是商品市场上仍然存留割据势力的一个明证。还有此起彼伏的”茶叶大战“、”薄荷油大战“乃至”啤酒大战“、”香烟大战“等等。至于要素市场上的割据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司空见惯了。北京市于国庆前置宪法尊严于不顾，大规模驱逐外来民工，并不令人吃惊和意外，因为这太常见了，在全国到处发生，而我们对此好象已经麻木了。我的一个朋友在办加拿大的技术移民，这似乎比他在国内迁个户口还容易些。而资本要素的境况也堪忧虑，往往是进退失据，难畅其流。我们在进一步追求国家的最终完全统一，这固然是(或就算是)个神圣使命，但现在所已达到的形式上的统一(特别就大陆地区而言)，尚需大力深化。换言之，统一不仅是一个在地理空间范围上归并的过程，更应当是一个在市场发育程度上不断有所深化的过程。因此，如仅把统一问题限于台湾问题是很可笑的，至少是避重就轻。但是，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次理解台湾问题，则是恰如其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