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文学论文是:海外汉学界的后现代后殖民反思。 一笔抹煞。因此，刘康既可以强调中国“后学”的问题焦点是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巨大引力场中的位置，又可以明确表示自己“对所谓‘中国的后现代’这一说法持强烈保留态度，而主张用‘现代化不同选择’这一概念来讨论中国问题，这样也许有助于克服‘后学’理论中的历史一元决定论。”[117]这种有尺度感的理论判断和价值判断，有助于克服“后学研究”中的茫然性和盲从性。[118]

　　五，“后学”问题与反省。

　　在我看来，海外后学研究或批评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有重要地位，这一方面说明海外华人学者关注中国现状问题，具有独特的问题意识，同时注意批评西方后殖民霸权，强调中国后学研究中正当的学术立场。值得指出的是，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关心，使他们越洋看中国并做出了一定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对中国本土知识分子的“后学”研究无疑有促进作用。而他们的问题和问题意识，以及对西方新的学术资源的吸收转化，对我们同样不乏启发甚至解蔽功能。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问题不是已经解决，而是因为问题的敞开而更加突出，这促使我们既进行时髦理论的反省，又面对中国改革现实的具体问题。应该说，后殖民时代的问题很多，当代知识分子在强调自己的本土独立性的同时，又常常标榜自己的国际主义立场，二者在矛盾中却似乎又相反相成：作为世界公共权力话语场中的一员有着“走向世界”的自觉，但同时在整合进国际新秩序中时又深隐着失去文化身份的不安。民族文化身份成为自身的本土身份符码，而身份确认之时又向往成为世界公民。应该说，在对西方的新冷战式对抗时，只能获得一种狭隘的身份意识，这有可能既断送了现代性也断送了本土性。只有在东西方话语有效对话的前提下，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才有可能使本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从而冷静清醒坚实地进行自身的现代化。

　　后殖民语境中的问题使我们明白，当代中国问题决非任何单一模式可以解决，这种呈现交织状态的话语纠缠，使问题的任何解决都变得相当棘手。这要求我们必须既认识到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同时也厘清全球化理论的某些误区;既清醒地审理这些日益严重的网状问题，又不是情绪化甚至煽情式地决然对立，从而对新世纪跨国际语境的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走向，对复杂的文化冲突和对话中的华夏文化策略有着正确的意向性判断，并有效地重塑新世纪的“中国形象”。

　　(原载《东方丛刊》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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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杜维明，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历史及哲学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儒学第三期发展、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及现代精神的反思工作，主要著作有：《人性与自我修养》，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新加坡的挑战》，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台北：联经，1989年版;《儒家思想新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一阳来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版;《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杜维明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杜维明等《自由交流现代化的忧思——访杜维明》，载广州《南方周末》，1998年1月9日。

　　[③] 杜维明著《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30页。

　　[④] 同上书，第453页。

　　[⑤] 同上书，第458页。

　　[⑥] 同上书，第468页。

　　[⑦] 同上书，第478页。

　　[⑧] 杜维明在《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1995年3月20日在新加坡报业中心礼堂讲演)中说：“文化中国包括了一批和中国与中华民族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的国际人士，其中当然有学者和汉学家，但也包括长期和中国文化或中国打交道的企业家、媒体从业员和政府官员。对于中国文化问题，他们常常是通过英文、日文、法文、德文、韩文和其它语言来加以了解。我提出这个观点，在台湾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也许他们对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兴趣。在香港，有很大的反响，说把外国人加入文化中国有点不伦不类，很不赞成。”

　　[⑨]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杜维明的“文化中国”中过分明显的宗教情绪提出了质疑。德里克在《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中指出：“在最近一项关于‘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的提议中，杜维明把非华裔汉学家包括在他的‘文化中国’概念的第三域(realm)内，第一和第二域分别指本土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像杜维明这样的儒学复兴的倡导者对中国的过去给予相当不同的评价，但根据权力关系，他的立场揭示出一种类似的、得益于他作为西化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越地位的精英主义(elitism)。在谈到文化中国时，杜指出，一个文化中国的创造必须从‘周边’(periphery)到‘中心’，从海外华人到在中国的中国人(或用这里所用的隐喻来说，是从‘接触地带’到中国本土)。就中国社会来说，中心—周边这种划分意味着‘文化中国’的创造要通过来自几乎无权或根本无权的边缘地带的知识分子对权力中心进行改造来完成。这是中心—周边的模式通常所意味的权力的完形”。载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第93页。

　　[⑩] 李欧梵，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狐狸洞话语》，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铁屋中的呐喊》，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台北：正中书局，1996年版。

　　[11] Cf. Leo Ou-fan lee.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Hong Kong Cultural Studies Bulletin 1 ,Dec. 1994.

　　[12] 李欧梵《1997后的香港∶国际性大都会的臆想》，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6月号。

　　[13] 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载北京《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14] 参李欧梵著《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台北：正中书局，1996年版。

　　[15] 朱耀伟认为，李欧梵的身份在中国及美国皆属边缘(双重边缘化)。“这种‘双重边缘化’的文化身份可能也会变作以‘自我放逐’为名的中国边缘身份，确保在西方学院的边缘的一席位。无疑这种为只能提供发声的空间，但主导对此边缘位置之默许又矛盾地将发声限定于特定空间。‘双重边缘化’可能会变作‘边缘身份’在论述生产中心的合法发声条件。”朱耀伟著《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图像》，台湾：骆驼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159页。

　　[16] 杜维明、李欧梵等《中国人的离散——哈佛大学中国文化讨论会综述》，载《美国文摘》，1999年1-2月号。

　　[17] 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现为旅美学者，主要著作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批判哲学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李泽厚十年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论语今读》，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世纪新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美学三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李泽厚哲学文存》，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18] 李泽厚《历史眼界与理论的“度”》，载海口《天涯》，1999年第2期。

　　[19] 参李泽厚著《李泽厚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20] 李泽厚《历史眼界与理论的“度”》。

　　[21] 朱学勤认为：“李泽厚先生只说对了四分之一，即他看出了自由主义思潮浮出了水面，除此之外的三点都不准确：自由主义思潮并不是只要市场经济;相对而立的一方也不是民粹主义;双方的分歧更不是一方要社会正义，另一方则不要社会正义。”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载广州《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

　　[22] 李泽厚《历史眼界与理论的“度”》，。

　　[23] 李泽厚著《论语今读》，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24] 叶维廉，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选集》(主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一个中国的海》，台北：东大图书，1987年版;《与当代艺术家的对话》，台北：东大图书，1987年版;《解读现代·后现代》，台北：东大图书，1992年版;《中国诗学》，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从现象到表现》，台北：东大图书，1994年版。

　　[25] 叶维廉《殖民主义·文化工业与消费欲望》，载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2-382页。

　　[26] 但是，叶维廉在《殖民主义·文化工业与消费欲望》的一个注释中，还是揭示了台湾的殖民化的三种情结：日本文化内在化的情结，中国大陆夹杂着西方文化而来的既合还拒的情结，近二三十年来美国在冷战气氛下渗透入台湾的意识形态所构成的情结，三种情结纠缠不清。见《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第381页。

　　[27] 周蕾 (Rey Chow)，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英文系及比较文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其中多数著作都有中文译本。

　　[28] 周蕾著《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台北：麦田，1995年版。

　　[29] 周蕾著《写在家国以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0] 周蕾《看现代中国：如何建立一个种族观众的理论》，载张京媛编《后殖民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1] 周蕾著《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

　　[32] 周蕾著《写在家国以外》，英文版为1993年版;中文版为1995年版，内容为五篇;日文版为日本青土社1998年版，书名易为《国外离散的知识分子》(本桥哲也译)内容为八篇。三种版本内容不尽相同，其篇目取舍或别有深意。

　　[33] 除了第三篇《另类聆听·迷你音乐》讨论迷你音乐与人的感受方式，第五篇《香港及香港作家梁秉钧》讨论香港作家以外，其它三篇都与后殖民话语密切相关，故这里主要讨论此三篇。

　　[34] 周蕾著《写在家国以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35] 同上书，第8页。

　　[36] 同上书，第6页。

　　[37] 同上书，第20页。

　　[38] 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在第三世界的人出没于第一世界，而第一世界的人则奔波于第三世界。出现了一种新的diaspora，即游离于母国散居在外(尤其是第一世界)的人，他们的自我定位在遥远的故乡，但他们的他者却近在咫尺，所有的边界和界线都被搞乱了。”阿里夫·德里克《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71页。

　　[39] 周蕾著《写在家国以外》，第36页。

　　[40] 张法、王一川、张颐武《从现代性到中华性》，载《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这实际上，是将周蕾的观点——“从中华性到现代性”倒置的结果。

　　[41] 近年来，周蕾在《不伦不类的诱惑：漫谈陈凯歌电影〈风月〉中的暧昧性》中认为：“正是因为《风月》中呈现的主体性及其方向，徘徊于上述的、正统五四现代传统(及其主体与世界界限分明的模式)与后现代的、界线模糊、重迭交错的空间之中，所以片子会让人有“不伦不类”之感。然而‘不伦不类’这一形容，如果不加以负面或贬斥之义，却恰好说出了一种在九十年代无法回避的艺术形式及技巧问题。不可回避的，正是那东西文化冲撞造成的‘原始情景’及随之而来的文化暧昧性。”在徘徊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中的当代中国文化来说，这种怀旧的心态所隐含的保守意义，在周蕾看来无疑是反思批判的。载简瑛瑛主编《认同·差异·主体性——从女性主义道后殖民文化想象》，台北：立绪文化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31页。

　　[42] 周蕾著《写在家国以外》，第58-59页。

　　[43] 同上书，第61页。

　　[44] 同上书，第93页。

　　[45] 可参孔诰烽《初探北进殖民主义》，李小良《“北进想象”断想》，史书美《“北进想象”的问题——香港文化认同政治》，载陈清侨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当代香港文化政治论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3-88页，103-114页，151-158页。

　　[46] 香港“北进想象专题小组”撰《北进想象——香港后殖民论述再定位》(卢思骋执笔)，载陈清侨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当代香港文化政治论评》，第4-5页。

　　[47] 周蕾著《写在家国以外》，第98-99页。

　　[48] 同上书，第100-101页。

　　[49] 同上书，第102页。

　　[50] 同上书，第115页。

　　[51] 值得注意的是：“周蕾指出，我们不应再盲目鼓吹‘中国性’(Chineseness)。换言之，她认为‘中国性’已完全西化，甚至只是在西方汉学家的凝视之有限空间中的既定形象。正如周蕾所引之例子所带出，很多美国之‘中国专家’都有着如此印象：从台湾来的人会中文而不会英文，香港的则会英文而不会中文，中国大陆的更两者皆不行。”(参见朱耀伟《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图像》，台湾：骆驼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页)在我看来，这种用语言来评论文化的高低贵贱，甚至以中心权力话语——英语来判断大陆、香港、台湾的学术思想高下的做法，无疑显示出很深的后殖民思维烙印。在这里，中文已然成为了英语的一个陪衬。这种质疑并摆脱“中国性”的倾向，使得大陆成为中西话语体系中的失语者(英语汉语都不行)。这种通过语言贬损文化的内在策略，显示了论者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双重优越意识。

　　[52] 奚密(michelle yeh)主要著作有：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

　　[53] 可参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诗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载北京《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以及郑敏对赵毅衡的批评文章《“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第2期)的回应《文化、政治、语言三者关系之我见》，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第5期。

　　[54] 奚密《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

　　[55] 奚密《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

　　[56] 梁燕城，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长，主要著作有：《破晓年代——后现代中国哲学的重构》，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57] 梁燕城《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儒家哲学》，载沈阳《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2期，第85页。

　　[58] 同上，第85页。

　　[59] 参王岳川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60] 梁燕城《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儒家哲学》，载沈阳《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2期，第88页。

　　[61] 同上，第88页。

　　[62] 同上，第89-90页。

　　[63] 梁燕城著《破晓时代——后现代中国哲学的重构》，第20页。

　　[64] 同上书，第21页。

　　[65] 同上书，第81-147页。

　　[66] 当然，梁燕城认为：“西方哲学有一支重要支流，避过了这解构之锋，即是‘哲学诠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的路向。……在这背景下，从海德格到伽德默的思想就避过了对知识论解构之锋芒。”(梁燕城《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儒家哲学》，载沈阳《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2期，第91页)这一看法与事实大有出入，因为，从海德格到伽德默的思想并没有避过对知识论的解构锋芒，相反，德里达与伽达默曾有过一次极为激烈的学术论争，而且双方没有达成共识。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