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中国文学论文是:海外汉学界的后现代后殖民反思。 Dialogue and Deconstruction: the Gadamer-Derrida Encounter.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67] 张隆溪，美国加州大学河滨校区比较文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北京：三联书店 1986 年版;The Tao and the Logos: Literary Hermeneutics, East and Wes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

　　[68] 张隆溪在《汉学与中西文化的对立》(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中，对法国汉学家于连(François Jullien)《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提出了批评。于连在《答张隆溪》(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10月号)中提出自己的答辩：几篇文章中所涉及到的问题，大多与后殖民主义的问题有关。包括：能否通过研究中国来认识希腊或西方?理性是否是西方的专利?中国与欧洲是否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现代中国学者是否太西方化?在西方影响中的现代汉语能否传达古典的精义?能否将文化视为各自孤立的自足系统?将中西文化对立起来是否西方的思想方式?等等。在这些问题的答辩中，可以感到两位学者在后殖民话语渗透下的比较文化语境中的问题意识和思想交锋。

　　[69] 朱耀伟认为：“张隆溪的目的无意识要打破‘中国’作为他者，作为代表非西方‘他性’之僵硬形象，并通过纠正误解去重新欣赏他者，在进而推翻东西方的虚假二分。当这个理想落实在下面的结论时，却叫人不得不感到满布疑问。……在这个堂皇的结论之下掩藏了不少应该问而又没有问的问题：按什么基准去‘解除神秘’?谁人有资格‘解除神秘’?张隆溪自己?中国人?还是作为中国人的张隆溪?如何判断‘真正他性’?‘水平融汇’如何进行?张氏自己的论述的合法化政治又如何?”参朱耀伟著《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图像》，台湾：骆驼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126，第129页。

　　[70] 张隆溪《再论政治、理论与中国文学研究》，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年12月号。

　　[71] 张隆溪《多元社会中的文化批评》，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6年2月号。

　　[72] 张隆溪《甚么是“怀柔远人”?——正名、考证与后现代式史学》，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号。

　　[73] 同上。

　　[74] 赵毅衡，主要著作有：《远游的诗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新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当说者被说的时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

　　[75] 赵毅衡《走向边缘》，载北京《读书》，1994 年第1期。

　　[76] 赵毅衡《“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2月号，

　　[77] 赵毅衡《文化批判与后现代主义理论》，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10月号，158页。

　　[78] 徐贲，主要著作有：《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79] 可参徐贲《美学·艺术·大众文化：评当前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载北京《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评当前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载上海《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5期;《“我们”是谁?：论文化批评中的共同体身份认同问题》，载北京《东方》，1996年第2期;《从“后新时期”概念谈文学讨论的历史意识》，载北京《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文化讨论和公民意识》，载北京《读书》，1996年第7期;《从“后新时期”概念谈文学讨论的历史意识》，载北京《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

　　[80] 徐贲著《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81] 同上书，第117页。

　　[82] 同上书，第122页。

　　[83] 同上书，第132页。徐贲进一步认为：人民记忆是民间社会的集体潜意识，民间社会群体是历史的产物，是由记忆构成的社会文化群体。(参徐贲著《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第229页)文化批评的一个更基本的任务，那就是促成公民性民间社会在中国的独立和成熟。作为明达理性的公众话语，文化批评不能在没有公民性民间社会的情况下发展。(参《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第236页)

　　[84] 同上书，第173-174页。

　　[85] 同上书，第175-176页。

　　[86] 同上书，第177-189页。

　　[87] 同上书，第214页。

　　[88] 同上书，第220页。

　　[89] 甘阳主要编著有：《文化：中国与世界》(1-5辑，主编)，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我们在创造传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中国当代文化意识》，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版;《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90] 甘阳《谁是中国研究中的“我们”》，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55年12月号，第21页。

　　[91] 同上，第25页。

　　[92] 从这里可以看到，尽管甘阳集中讨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文字不常见，但是这里透出的信息说明，他对“后学”基本上持一种中性立场，而对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则身价批判，这种选择同他将后学看成是一种激进主义思潮不无关系。

　　[93] 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2月号。

　　[94] 崔之元，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经济学与公共政策副教授，主要编著有：《博弈论与社会科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95] 在《挑战“看不见的手”》中，崔之元认为：“目前中国许多热衷于谈论市场经济和转轨的知识分子，也把看不见的手视为《圣经》。我觉得我们需要第二次思想解放，如同当年计划经济被神化一样，现在市场经济也被神化了，这是一种新的僵化。……很多人说全球化是当今社会的规律……全球化有极其复杂的内部矛盾规律，而我们中国的学者没有人真正深入地研究过这些规律，就把全球化照搬过来说事。”(载《中国先锋》，1999年)

　　[96]《在第三世界超越西方中心论与文化相对论》，载崔之元著《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97] 崔之元著《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

　　[98] Hans Blumenberg,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MIT Press, 1983.

　　[99] 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载美国《中国与世界》，1997年第2期。

　　[100] 同上。

　　[101] 张旭东现任教于美国，与德里克(Arif Dirlik)编文集《后现代主义和中国》：Arif Dirlik and Zhang Xudong ed.,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并先行刊载于1997 年秋Boundary Ⅱ。这部反映中国后现代主义研究的集子，其中收录的论文作者是：张旭东、王宁、卢晓鹏、刘康、陈晓明、戴锦华、唐小兵、廖炳惠、廖朝阳和一位美国女学者Wendy Larson。

　　[102] Arif Dirlik and Zhang Xudong ed.,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103] 在西方，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争论仍然没有定于一尊，而是在不断地争鸣。比如：1996年春美国《社会文本》(Social Text)发表了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苏卡尔(Alan Sokal)的《逾越边界：关于量子重力学的转化性阐释》论文。这是有意编造的一篇“论文”，没有确凿的证据和明晰的逻辑论证，只是将一些被任意歪曲了科学发现成果与某些后现代大师的陈述用含糊不清的语言相互圆说，进而武断地否认外在世界的存在，否认以科学方法获取客观知识的可能。苏卡尔认为，这是后现代理论在知识问题上的傲慢走向了它的逻辑极致的例证。这个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后现代文化研究在荒谬的知识论引导下，严格学术标准必然丧失的例证。刘擎认为，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后现代批判可以用来支持正义的抵抗事业，却也完全可能在特定的条件下与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狂热结盟。一种开启了批判和反抗的思想言路，一旦被庸俗化地滥用，也有可能流变为专断与独尊的意识形态，“后现代热”就可能变成“后现代疯狂”或“后现代梦魇”。刘擎《后现代主义的困境——“苏卡尔事件”的思考》，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第100页。

　　[104] 张旭东《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

　　[105] 同上。

　　[106] 李欧梵认为：“张旭东的语言，就比较难懂，因为其背后是大量的西方术语。这些文章试图用非常抽象的语言来解释中国现实发生的巨大变化，那么此时语言与现实是否产生了矛盾?当然，从后现代理论来说，这个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在中国存在两种危机：一种是语言的危机，这方面目前尚未受到重视;另一个是贫富的危机，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没钱的人、失业的人则越来越穷，这个问题是后现代，包括杰姆逊自己所无法解决的。”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载北京《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107] 张旭东《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

　　[108] 我注意到李慎之、王元化等学者对九十年代一些相当沉重的反省文章，意识到用一个“后主义”策略是难以将成堆的问题阐释清楚的。

　　[109] Arif Dirlik and Zhang Xudong ed.,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110] 刘康，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任教，主要著作有：《对话的喧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合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11] 刘康等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

　　[112] 刘康《全球化“悖论”与现代性“歧途”》，载北京《读书》，1995年第7期。

　　[113] 刘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转型》，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年10 月号。

　　[114] 同上，第15页。

　　[115] 刘康《批评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化思潮》，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4月号。

　　[116] 刘康《后冷战时代的“冷思维”》，载《中国与世界》，1998年第3期。

　　[117] 刘康《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6年10月号。

　　[118] 另可参刘康、金衡山《后殖民主义批评：从西方到中国》，载北京《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