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我们鲁迅的地质、矿产学研究，是往往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时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的地形结构和位置比较封闭。东南临大海，西北是沙漠、雪山和人迹罕至的西伯利亚荒原。针对这种三面山海环绕、较为远僻的地理位置，和保守内向型的民族文化心理，鲁迅 在《中国地质略论》中列举了种种令人痛心的"现象如是"以后，明确指出："虽弱水四环，锁户孤立，犹将汰于天行，以日退化，为猿鸟蜃藻，以至非生物。"这与他在《人之历史》中一再阐明的"种系发生学说"强调对客观环境的适应、协调是一致的。这种进化论思想发展到"五四"时期，便成为鲁迅批判封建文化的理论武器。由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封建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自以为关起门来借助于地理隔绝的山海"天险"，可以永保太平，延续"上国天朝"的家天下美梦。1793年，清乾隆皇帝复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自?quot;德威远被，万国来王"，"无所不有"。因而断然拒绝了英方关于互通贸易、设立长驻使节等要求。1840年以后，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五四时期，
鲁迅也指出：由于历史的发展，时势转换，过去的"天险"已化解无存，"关门也不过一梦"。《热风·随感录四十八》，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页。鲁迅正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考查自然条件与社会历史的依存关系和相互影响的。 中国今天的领土面积经最新科学测量的数据是1045万平方公里参见1986年4月20日《信息日报》，经证实：我国领土面积不是960万平方公里，而应为1045万平方公里，其中陆地940万平方公里，岛屿75400平方公里，滩涂12700平方公里，内海693000平方公里，领海22万平方公里。。从体质人类学来看，大致以北纬30度为界，南方人和北方人在血清血型、遗传基因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说明中华民族至少存在着南北两大发源地。参见赵桐茂《中华民族的起源：四十个中国人群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分布》。就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水平来看，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到公元8世纪中期的唐"安史之乱"以前，是北方黄河流域高于长江以南地区。此后则相反。近代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达，而中、西部地区渐次滞后。从文化人类学来看，由于地域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差别，深深影响着各地人们的心态、性格与风俗人情，甚至同一种戏曲也会因此而发展形成明显的区域特色。如元、明时起源于江苏昆山的昆曲，流传于江浙一带称"南昆"，风格细腻抒情，婉转轻徐，俗称"水磨腔"。而流传到北方则发展成粗犷豪放、嘹亮高昂并注重武打?quot;北昆"。其他还有现代文化史上的"京派"与"海派"等等。鲁迅曾总结南、北方中国人的性格、气质与文化心理上的差异说："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正确的。"《花边文学·北人与南人》，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436页。鲁迅还从地域文化差异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保守性与连续性。他在"五四"时期就指出中国历史进化中存在着"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中国小说史的变迁》，载《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页。
发展到近代，"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这许多事物挤在一处，正如我辈约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一般……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quot;。这正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人口众多，加上交通闭塞、信息交流不发达等等客观原因直接造成的。在"五四"时期，鲁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地理环境作为一项重要的先决条件，影响甚至制约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特点。他指出："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 "《热风·随感录五十四》，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417页。
总之，从中国特定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出发，来探讨鲁迅对传统文化及国民性格的批判， 可以深入考察鲁迅早期地学著作的重要时代价值;也充分说明了鲁迅的科学、科技史研究与 他长期关心的国民性问题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密切联系。这既内在地表现了中国迈向现代 社会以来，"赛先生"作为理论基础和时代旗帜的精神制导力量，也生动地展示了鲁迅思想 及其不断发展、深化的个性魅力。到1930年，他则明确告诫我们："沙漠之逐步南徙，营 养之已难支持，都是中国人极重要，极切身的问题，倘不解决，所得的将是一个灭亡的结局 ，可以解中国古史难以探索的原因，可以破中国人最能耐苦的谬说，还不过是副次的收获罢 了。"
《二心集·〈进化和退化〉小引》，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
五
在历史悠久的文化传播和教育体制中，无论是西方柏拉图的学园、亚历山大博物院，还是中国唐代的国子监和宋明时期诸书院，科学都基本上被排斥在外，虽然古希腊罗马也曾有过科学的短暂辉煌，但在 17、18世纪以前，科学基本上是作为"神学的婢女"或"古典文科的工具"而存在;面对根深蒂固、权尊势重的人文经典，稚根嫩叶的科学显得软弱无力。直到哥白尼、伽利略、波义耳和牛顿的历史贡献，促成近代科学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尤其是那些对天主教心怀不满的新教徒们，以科学的实用功利价值为武器，标举起"知识就是力量"、"科学就是财富"的口号，才从根本上有力地冲击、动摇了古典文科的世袭地位和统治 基础。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斗争，科学终于在文化传播尤其是学校教育中取得了勿庸置疑的胜 利。然而，由于科学强调突出自身在物质领域里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疏忽乃至放弃了本不亚 于人文学科的理性价值等文化功能，致使科学传播及其教育体制具有公开的非人文导向和功 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性质。在"西学东渐"传到中国的时候，也正是这一部分"实用"的内 容，才最容易被国人所认可而接受。如数学家杜知耕依照《几何原本》"删补"成的教科书 《几何论约》，剔除的恰恰是欧几里德体系的精髓公理学思想，而只保留下一些零散、实用的几何命题。至于洋务派们倡言什么"中体西用"，更是以现实功利的"筛子"把科学价值整体潜涵于精神领域的宝贵财富彻底遗漏并流失了。
这样，到鲁迅所面临的那个时代，科学的对象与价值，应该首先定位于物，还是定位于人?这只要联系20世纪以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气候反常等等"全球性灾害"，就不难理解，这实质上是一个关系到全人类和整个地球生死存亡的 重大"现代性"问题!鲁迅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通过他的科学研究和科技史著述，表明了 他的现代科学人文化的原则立场和遵循唯物辩证法建设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的可贵努力。 在《说钼》里，他始终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影响和作用来把握二者不断变化、发展的辩证关 系。开篇就指出"X"射线的确证，将导致"思想宏大革命之风潮"的"日益磅礴"。
研究新的物质元素，又会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取得新的收获("相率覃思，冀获新质。 乃果也驰运涅伏，必获报酬")。鲁迅正是从科学研究与思想超越的连续性及其发展中，来 理解"镭"这一科学发现的价值意义和社会文化功能的。他指出：从对X射线的研究开始 而发现了镭射线;又由镭射线的研究，产生了电子说。于是人类关于物质结构的概念，受 到极大震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认为这是集中了人类的智慧，"吐故纳新"的结果。
《科学史教篇》更是处处结合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命运、特征等等精神价值方 面，来阐述科学进步的历史过程及其人文景观。首先，鲁迅认为详细考察"科学历来之绳 迹"，必须重视其中人类"勤劬艰苦"的种种"教训";前人"研索天然，不肯止于肤廓" 的科学追求，与近世学者相比也分不出什么优劣("方诸近世，直无优劣可言")。他讲到中 国的"维新"人士，仅仅偏"重有形应用科学"尤其是应用技术，并且还妄作粉?quot;涂泽" 。鲁迅语重心长地说，假设只被那些最明显的实利所迷惑，模仿其肤浅的技术，就必然会事 与愿违，"反本心而获恶果"。因为这样的民族能够久存的，"盖于文明政事二史皆未 之见也"。在《文化偏至论》里，鲁迅还针对"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结果"物欲来 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等"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联系"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 疾天才"的文化传统，指出"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掊物质而张灵明"等等，鲁迅：《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第57页，第46页。也都是强调人类精神因素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
鲁迅认为科学事业不仅仅是知识本身所决定的。他明确指出那种所谓科学工作应当与 道德力量分开的说法是不对的，假使真的脱离了道德力量单凭知识搞科学，其成就和结果 就"特可悯者耳"。鲁迅认为"科学发见"，常常受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古今知名之 士，概如是矣"。并且由此才产生了近代的种种实际利益，"所谓十九世纪之物质文明"，"无不蒙科学之泽"。正是由于科学的发展如"洪波浩然"，才促使人们"精神亦以振，国民风气，因而一新"。鲁迅赞美科学家"仅以知真理为惟一之仪?quot;，"因举其身心时力，日探自然之大法而已"，"岂在实利哉"?在这里，鲁迅以人文理性来把握对科技进步的价值判断，与唯科学主义彻底划清了界线，堪称科技研究人文化的典范。无论在世纪初还是在今天读来，都具有以科学文化涵盖真善美领域的理论导向作用。因为科学通过真理性的知识体系及其认识方法而体现出"真"。又通过对真的追求及其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合目的性"，与科学家的道德、意志等因素在实践中相作用而表现出"善"。科学成果的形式及科学活动中动力机制引发人们的情感效应而表现出"美"，这又返过来进一步拓展了品德和情感的认知范围和体验程度，并深化品德、情感的价值内容。因此，科学凝聚着真、善、美，它是真、善、美的统一。作为一种文化，科学具有全面的智育、德育、美育等社会意义和人文价值，它是更新、改造、纯洁并优化人的心灵的精神乳汁。
从这个角度衡量鲁迅从事科学与科技史研究的努力，可以说也是一种思想革命式的"盗天火，煮己肉"。鲁迅"盗"的是西方科学知识、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天火"，发展到五 四时期，又与张扬"赛先生"的时代氛围融于一体，凝聚成一面"镜子"，清楚地凸现出 国民性格的种种病态，并给予科学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从而为炎黄子孙迈向现代化时代 所必需的科学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开辟了广阔前途。这是他早期思想中的重要成果之一。鲁迅反对那?quot;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式的思想模式，而把科学文化纳入到中国社会改造的历史建构中去，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时代重任，并为之奋斗终生。就这个意义来说，对于鲁迅的科学知识结构与早期科技史研究以及著述的估价，还应该予以充分的重视，尤其是鲁迅一直坚持从人而不是从物出发，来学习科学，研究科学，宣传科学。鲁迅在这方面的宝贵精神遗产，更有待于我们深入地发掘，以认识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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