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国际经济是:日本从经济奇迹到“日本病”演变过程中的金融因素。

　　为了治疗日本病，国际经济界不少学者纷纷献计献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鲁格曼所开的"药方"是，设定一个通货膨胀目标(inflation targeting)，实行"有管理的通货膨胀"(managed inflation )，大量投放货币，以摆脱通货紧缩的困境。克鲁格曼认为，他所开出的设定一个通货膨胀率目标的"药方"，尽管不是最好的，但在找不到最佳"药方"时，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他所提出?quot;次好"的"药方"，因为这总比坐以待毙，或者用了被他认为的"错药"要好。但是，日本金融当局的主流派并不赞成实行设定通货膨胀的政策。我们认为这完全是可以李杰的。事实上，克鲁格曼教授更多地是从如何摆脱通货紧缩的角度，对日本经济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实行通货膨胀的政策建议。但他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1991年以来日本所陷入的经济危机，不是常规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而是经济周期波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金融领域则是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不能适应新的经济金融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货紧缩仅仅是表面现象。 对付这种类型的经济危机，仅仅依靠传统的反危机措施是不能奏效的，需要在对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正确判断的前提之下，采取全面的改革措施。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推动金融领域的改革，促使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顺利转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制，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和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推进日本金融体制的转向方面，首先必须解决金融机构的巨额不良资产问题。同时也必须指出的是，解决了金融机构的巨额不良资产问题，并不必然表明日本经济就能够走出阴影顺利复苏。在银行不良资产这个巨大的冰山下面，还隐藏了日本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一系列结构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的过渡干预、市场机制的扭曲等。日本能否走出日本病，日本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能否顺利地转向市场化的产业金融体制，关键在于能否在其传统的日本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大规模的改革创新，探索出一种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经济金融环境的、更为市场化的发展模式，在金融领域则表现为根据国际外市场的客观要求，放松金融管制，打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努力实现从政府管制下的产业金融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金融体制的转换。

　　从发展方向看，无论是日本的发展模式、日本的金融体系，都可以说存在三种可能：一是在政府的主导和协调下，形成统一的改革目标，对现有的体制进行强制性的变革，不过，这种变革的难度相当大，而且考虑到目前缺乏清晰的变革目标，因而采用的可能性较小。二是以民间的自发努力和企业的探索为主，，通过以市场化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即所谓诱致性的制度变迁，逐步建立新的体制。三是过大的传统体制的惯性、传统体制上依附的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等使得日本的现有体制迟迟不能与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相适应，不能及时作出调整和有效的改革，或者强制性的变革遭受失败，于是，在这个阶段，旧的体制已经崩溃，新的体制又没有建立起来，整个社会经济运行必然会陷入混乱。目前来看，第二种方式可能是相对比较理想的途径，这种基于企业的多样化的自发探索尽管需要耗费较长的时间，但是最后作出的制度选择应当是较好的，特别是在目标模式不清晰和准确的条件下，以企业自发探索为基础的诱致性变迁是比强制性变迁更为有效的途径，日本的模式变革、日本病的医治应当沿着这个方向前进。表现在金融业方面，就是一种渐进的变革和制度完善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对于日本经济、以及日本金融体系的过于短期的、盲目乐观的看法，都是缺乏现实依据的。客观地说，这将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制度演进的过程。

　　最后要提及一点的是，在日本经济迅速增长的阶段，日本经济学界提出了日本特殊论的主张，认为日本的经济体制中包含了许多不同于欧美的、特殊和异质的模式特征，有些制度特征看起来已经违背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但是依然可以保证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主要表现在政府的过渡干预、对金融体系的严格管制、对外部市场的隔离等。经过日本10年代的经济停滞，我们不能不承认，尽管市场规律的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但是，在不同的体制下，市场规律的内在逻辑是基本一致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一点表现得相当明显，任何借口本身的国情特殊而否认市场规律的一般性的企图，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必然在长期内受到市场规律的惩罚。

　　主要参考文献

　　李晓，《东亚奇迹与"强政府"》，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卡拉姆·亨得森，《亚洲在衰落》，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版。

　　张捷，《奇迹与危机-东亚工业化的结构转型与制度变迁》，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查沫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邢毓静、巴曙松，《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运行》，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