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公共管理论文是:现代公共政策理论与古典公共性观念。 曼(Amy Gutmann)与汤普森(Dennis Thompson)认为罗尔斯的理论是一种强调正义原则的优先性的宪政主义，实际上不过是投票核心的民主理论(vote-centric theories of democracy)，而哈贝马斯的公共审议民主论者更充分地依赖于政治自主性和公民的公共审议，强调公共决策。罗尔斯只是发展了“反思的均衡”的方法论，而对公共审议的政治实践重视不够。参见，Amy Gutmann and Dennis Thompson, Democracy and Disagree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8] 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这两种自由概念，参见，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

　　[9]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 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10] 同上，第21页。

　　[11] 同上，第21页。

　　[1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9页。

　　[13] 城邦的“空间”(Chora)本就是“公共”(koinon)的。它是有限的、封闭的，而不是一个“世界城邦”、“开放社会”或“天下”。然而，这个封闭的空间却通过逻各斯而敞开，并将天地神人这四重性聚拢在一起。 “逻各斯(真正的言说)就是真正的希腊政治，言作为至少在团体中政治的基本道路，是希腊政治的特点。” 洪涛，《逻各斯与空间：古希腊政治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0页。

　　[14] 最典型的城邦中的公共空间就是“广场”(agora)，希腊人不是家庭的动物。卢梭说：“在希腊人那里，凡是人民所需要做的事情，都由人民自己来做;他们不断地在广场上集会。”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8页。

　　[15] 关于城邦与悲剧之间的关系，参见，皮埃尔-让·韦尔南，《在神话与政治之间》，三联书店，2001年。

　　[16] 关于希腊城邦制度，参见，古朗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李玄伯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1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42页。

　　[18] 贡斯当认为，首先，国家规模的扩大导致每一个人分享的政治重要性相应降低。第二，奴隶制的废除剥夺了自由民因奴隶从事大部分劳动而造成的所有闲暇。如果没有雅典的奴隶人口，20 000雅典人决不可能每日在公共广场议事。第三，商业不同于战争，它不给人们的生活留下一段无所事事的间歇。在现代民族，每一位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思考、自己的事业、自己得到的或希望得到的快乐。他不希望其他事情分散自己的专注，除非这种分散是短暂的，是尽可能少的。最后，商业激发了人们对个人独立的挚爱。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37-38页。

　　[19] 阿伦特认为，卢梭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私人领域兴起的开端，而哈贝马斯则描述了19世纪晚期的资本主义公共领域是如何走向衰落的。为了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消闲需要，大众报刊逐渐取代了具有批判意识的文学家庭杂志，文化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的被操纵的公众。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取代了理性的、批判的公共领域。参见，哈贝马斯，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在大众文化工业时代，20世纪的电影、广播和电视是比19世纪晚期的报刊更为强大的商业化大众传媒，它们强大的力量已经彻底消解了任何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的公共领域。到了鲍德里亚所描绘的“消费文化”的后现代，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已经彻底淹没在“超现实”的空间了。在这个空间中只有“拟象”，而不存在着任何有意义的个人的自由行动，甚至也不存在着反抗。剩下的只有内爆和死寂。参见，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与鲍德里亚的悲观主义末世论的寓言以及极权主义相反，西方左派的激进民主和革命理想则反映了现代人不可根除的公共性参与的政治诉求。

　　[20]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 Harcourt,1951. 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年。第51页。

　　[21] Hannah Arendt, Eichma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Viking, 1965. p287. 参见，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22] 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d. by Ronald Bei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