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公共管理论文是:公共管理职业活动的伦理基础。 的职业活动要求政府官员一方面对政府负责， 另一方面直接对社会负责; 同样，政府既对社会负责，也对其官员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不仅仅是雇员。他们在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过程中获得了在政府体系中享有自主性的资格。如果说， 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政府视其官员为雇员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成为政府行政执行的工具， 那么， 公共管理条件下的政府则使政府官员成为拥有自主意识的人。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若把这种区别变成革新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动力， 不容置疑的起点则是在理论上把握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的双重直接关系。

　　三 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

　　职业活动规定着人的行为。一个人从事的职业和开展的职业活动，决定了他会有某种定型化的、重复的和连续的行为。他的行为总和构成了他的职业活动的基本内容，进而证明着他的职业角色。从表面上看，人的行为与职业的关系是被决定或被规定的关系，即职业决定和规定着人的行为。但是，这种决定与被决定、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仅仅具有行为形式方面的特征。从实质上看，它是反向决定和反向规定的关系， 即人的行为决定职业。特别是在充分自由地选择职业的情况下，人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就是人的行为选择的结果。考察人的职业角色可以发现，有的人选择了某一职业后能够迅速地进入角色， 而有的人虽然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相当长时间，却始终游离于这个职业角色之外，并不是合格的从业者。这种与职业角色的“和合”与否体现在人的行为中。所以，正是人的行为决定了他是否是合格的从业者。对此，笔者认为是“行为决定职业”。

　　在职业活动中， 人的行为形式可以同一， 但人的行为实质却会各异。对于那些行为规范和评价标准无法量化的职业活动来说， 在同样的职业行为之间会存在着天壤之别。这种情况在社会治理的职业活动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因此， 当人们选择了社会治理这种职业的时候， 还只是获得了形式上的职业规定，实质上的职业规定则涵育于他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就是说， 社会治理者的职业角色主要由他自己的职业行为所决定。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正是通过人自己的行为选择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和存在内容。人愿意做什么样的人， 不只是由自己的愿望决定。只有当自己的愿望转化为行为， 他才能成为自己愿望中的人。相对于做人来说， 既然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选择做什么样的人， 那么人就更能够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能否成为某个职业的合格从业者。

　　自从有了职业活动，人的职业角色就开始由人的职业行为来决定。然而， 在近代以来的整个工业社会中， 职业活动的形式方面总是受到制度性的强化，使人的行为更多地表现出被决定的特征。同样， 在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由于治理者自主性的丧失，也使治理者的行为主要显示出受决定的一面。这种现象并不能否证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意义。相反， 它证明了人的行为的受动性、被决定性和被规定性是由于历史造成的， 是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限制了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性作用。随着工业社会的结束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人的职业活动在形式方面的规定开始弱化， 在实质方面的规定受到强化。人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日益显示出决定性的作用。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公共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突出地反映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的主体—公共管理者的行为选择的意义。

　　公共管理职业的一切实质性的内容， 都是由公共管理者的行为直接决定的。如果说选择公共管理职业的行为决定了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形式的话，那么当一个人成为公共管理者的时候， 怎样扮演自己的职业角色， 怎样证明自己是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则取决于他的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的某一行为或许多行为， 都不能决定其职业角色。决定其职业角色的， 只能是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的、稳定和持续的公共管理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是公共管理的服务本质得以实现的途径。公共管理体系的结构和制度安排无论怎样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 都不是服务的现实。只有通过公共管理者的具体行为， 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才能够转化为现实。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 他的职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规范， 他的岗位服务和任职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权力结构决定。当然， 一些特殊岗位和特定职务也会由法律作出规定， 但对于公共管理体系而言， 却不是基本现象。职业和岗位、职务方面的法律规定与权力规定，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将以综合统一的形式出现。这一点也是公共管理行为区别于以往社会治理行为的基本特征。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社会治理行为主要体现着权力意志; 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理想的社会治理行为应当主要反映出法律精神。公共管理行为既不是权力意志的作用，也不是法律精神的显现。公共管理者把他在职业和岗位、职务上的权力规定和法律规定统一起来，作为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的支持力量灌注到自己的行为中去。所以， 在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中，权力和法律都是公共管理行为的前提和依据。权力和法律所支持的和试图达到的是实现服务的精神和服务的原则。这样一来，我们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所看到的， 就是以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为旨归的、权力和法律的综合统一。它在根本上结束了“权力归结为法律”或“法律受权力统驭”的争论。

　　尽管公共管理者在其职业行为中用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统一了权力和法律， 但权力和法律在他的职业行为中毕竟是一种客观力量。无论行使权力和执行法律或受权力支配和法律制约， 这种客观力量都会对他构成压力， 使他的行为选择受到约束。公共管理者怎样才能超越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呢? 应当说， 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和法律的地方， 社会治理者都会遇到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对此，以往的社会治理者往往不得不加以接受。公共管理者采取的则是积极应对的态度。他们把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拥有的、作为制度力量和体系力量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转化为个人的道德力量。这样一来，公共管理行为便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行为，而是发生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中的道德行为。就是说，当公共管理体系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仅属于制度和体系的时候， 还只是相对于公共管理者的“客观精神”， 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必须秉承和尊奉。一旦这种服务精神转化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标准，公共管理者也就获得了自由和自主。这时， 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不再是受着某种外部力量驱使的行为，而是由他自己的意愿主使的行为。在人的一切行为中， 只有道德行为是最自由、最自主的行为，职业行为亦然。

　　在人类发展史上，并不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会出现自由自主的行为，职业行为尤其如此。在以往世代的职业活动中， 基本上不存在什么自由自主的行为。在社会生活领域， 虽然人们有着强烈的追求自由自主行为的愿望和热情， 能够真正实现的并不多见。所以，“圣人”才会受到神化，“驭风而行”的自由境界才会那样令人神往。总的说来， 人类社会的进步更多地表现在人的自由自主的行为上面。在社会生活领域， 宗教活动和审美追求， 有时甚至能够使自由自主的行为变成现实。在工业社会充分发展的时代，在私人领域甚至管理活动中， 都有对自由自主行为的追求。到了工业社会的后期阶段，这种追求已经形成了文化氛围， 但还不是公共领域特别是社会治理活动可以追求的目标。所以， 管理型社会治理者的行为完全是权力和法律驱使下的行为， 既不自由，也不自主。然而，公共管理改变了这种状况。由于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能够转化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标准，因而公共管理活动能够超越权力和法律，公共管理者能够获得自由和自主。

　　综上所述， 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活动是行政管理职业化的延续， 并且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活动。它既不同于农业社会那种完全依赖于权力作用的社会治理， 也不同于近代社会那种权力与法律共同作用下的社会治理，而是用道德来统摄权力和法律、再运用权力和法律来实现它的伦理本质的社会治理。对于公共管理这种职业活动， 我们需要从伦理的角度深刻认识和自觉建构。正如启蒙思想家对“法的精神”的呼唤为整个近代社会提供了制度设计的基石，我们对“伦理精神”的思考将发现通向未来社会的阳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