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看的社工论文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农村社会工作。 运动，它能为今天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建设提供极为宝贵的本土精神资源。
乡村建设运动有两大流派，其一是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邹平的实验，其二是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的实验。
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其既是一种是乡村自救运动，也是一种民族复兴运动。只有解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希望，梁漱溟把复兴农业，从农业引发工业作为乡村建设实验的行动起点。要复兴农业，就要把来自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引进农村。“科学”、“民主”与农民之间的桥梁就是梁漱溟在借鉴中国传统的“乡约”基础上，设计的一种农村社会的基层组织“乡农学校”， “乡农学校”由四部分人构成：校董会（日常行政管理），校长（监督、训导），教员（外来者），学生（全体乡民）。除教员外，乡农学校的其他成员都是当地的居民。梁漱溟认为它与当时的“乡村改进会”有些相似，并非是国民教育意义上的学校。这样的乡村组织就是“极力启发乡村自力为主，极力想法子形成其地方团体组织，极力让众人对团体生活为有力的参加”。 梁漱溟认为乡村问题的解决，主要靠乡村人自己为主力。我们组织乡村的意思，就是要形成解决问题的主力。但是，单靠乡村人自己是解决不了乡村问题的，因为乡村人对于问题只能直觉的感觉到，而对于问题的来源他不能了解认识。因此“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方法、新的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结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 乡农学校的教员是一个新知识、新方法的体现者，当地农民通过他与外界建立联系，来寻求解决当地问题的技术与方法。这个教员是社区外来力量的代表，他来自乡村建设运动这个大系统，与外界有密切而广泛的联系。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所从事的就是社会工作。

在同一时期的乡村建设领导人中，对乡村建设运动寄于如此厚望的，还有“定县实验”的领导人晏阳初。晏阳初认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愚、弱、穷、私可以通过教育来克服，要实现“除文盲、做新民”的目标，单让农民识字是不行的，因此主张实施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晏阳初及其同仁在深入农村、向农民学习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大教育，连环进行，相辅相成”的主张，“逐步发展的四大教育相辅相成过程，明白说明相互依存的功用，公共卫生协助农民健康而增加生产。农业生产计划又协助教育的推行，农民亲自体验识字读书才能有新知识新技术。教育又协助合作社的发展，如何记账、经营运销都需要知识技术能力。这充分表现四大教育互相环结、同时进行的重要性。” 实际上，定县实验并非仅仅是平民教育实验，而是一项综合社会发展实验。
为了把科学技术应用到农民的生产、生活方面，晏阳初提出了“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的主张。“定县实验”创造了研究、训练、表证（示范）、推广这种四步递进的方法来普及科学技术，定县实验昭示：以训练做准备，以表证为方法的实施制度，农业科学确实可以深入民间。1972年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实施的“农民学人”计划（The Farmer-Scholar Program）可被视为定县经验的发扬光大。这一计划的方法是：每一乡村选择4-6人，接受某种技术培训，受训后即成为“农民学人”，由“农民学人”传授5名“表证农民”，然后由“表证农民”训练“推广农民”。这种方法既考虑了农民的实际需要，又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把科学技术与农民的生产、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要比我们目前的“科技下乡”、“科普大蓬车”效果要好得多。
邹平实验和定县实验都是以农民为对象的，都主张把来自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嫁接到农村，要完成这种嫁接就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在农村社区推行民主自治，让农民学会自我管理，在经济上组织各种合作社，使它成为分散的农民同市场联系的桥梁，同时也是科学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的有效载体，在教育方面，提出仅让农民识字是不够的，还要有内容更为广泛的社会教育，要让农民分享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精神成果。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他们在工作对象、指导理论与实际工作方法、工作组织上有诸多的创新，所涉及的许多内容在今天的农村发展也是仍然要认真面对的。
在新世纪，中国社会的“三农”问题已经处使现有的各项涉农政策，政府农村、农业政策的战略调整给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农民自治、农民的教育、农业合作组织的建立或农民协会的培育、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方面，社会工作的积极、主动的介入也是不可缺少的，这既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工作本身成长的需要。

五，农村社会工作突破口选择

鉴于中国农村发展和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现状，中国的农村社会工作在目前可以把以下几个方面作为突破口：
1，参与新的乡村建设运动。20世纪上半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综合发展实验，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者、参与者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农村社会工作者。 乡村建设运动的很多目标目前尚未实现，在新世纪，新一轮乡村建设运动正在到来， 这一运动也呼唤更多人的参与，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更为重要。
2，参与政府或社会中间组织对农民的培训。政府开始注重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 社会工作者可以承担起培训组织者的角色，同时在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的同时，增加对农民的“组织”培训，因为现代的科学技术必须经过一定的载体，才能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这种载体就是“农业生产中各种合作组织或农民社区自治组织”。
3，参与社会中间组织的参与式扶贫开发。各种国内、国际的农村发展援助机构、一些外国政府的援助机构以及一些跨国公司在华开展的公益活动，多是用参与式方法进行各种扶贫开发，社会工作者可以参与其中，为这些扶贫开发提供各种服务，并总结、推广其成功的经验。
4，为各种农民协会或专业技术协会提供智力服务。 各种农民协会或专业技术协会正在兴起，社会工作者可以为这些组织提供培训、信息、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服务，这些组织的成长也需要更多社会工作者的参与。各种农民协会和专业技术协会的成长必然增加对组织、管理人才的需求，这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就业提供就业机会，也一定会推进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建设。
5，进行广泛的农村调查。对农村进行系统而科学的调查，既是认知农村不可缺少手段，也是开展农村社会工作的前提。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发展现状差异很大，广泛的调查、深入的研究不仅对农村社会工作来说是必须的，也就是国家制定正确的农村政策所不可缺少基本依据。
6，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各种职业或非职业培训，加快其溶入城市的步伐。进城务工的农民由于受城乡隔离体制的限制，他们一时难以溶入城市，但对他们进行各种培训、特别是非职业技术方面的培训是必须的，这样的培训，是为使其成为现代城市社会中合格公民做准备的，也是其下一代脱离农村、成为市民所不可缺少的。就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城市化进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中国农村人口的减少、城市人口的增加将是一个漫长的进程。社会工作者可以在这一进程中发挥自己作用。
7，向社会、政府施加影响，促使政府推行更加有利农村发展的社会政策，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农村的发展、筹集更多资金用于农村发展。社会工作者也是政府政策的影响者，社会工作者可以参与国家有关农村社会政策的制定、修改，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在价值和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政府政策的制定是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社会工作机构作为社会中介组织并不参与这种博弈，其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主要是把现有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反馈给政策的制定者，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帮助政策的制定者或修改者完善政策的“技术”性细节，使之更具有操作性。” 社会工作者的呼吁，能引起全社会对农村发展给予更多的广泛关注，从而筹集更多的资金用于农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