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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丐问题的解决更要重视“人的问题”--乞讨行为选择的价值观探讨

内容提要：笔者在阅读了不少有关乞丐的文献和专著后发现，就全国范围而言，虽然乞丐在行乞原因、乞讨方式、生活状态以及乞讨收益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城市乞丐还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我们看到的乞丐是这么一类群体，他们放下尊严伸手向路人索要财物，不管其对过路人乞讨态度如何行为如何、不管他们丢掉自尊背后所承受的各方面压力的大小如何、压力真实性如何，他们选择乞讨这种行为方式将自己展现在世人面前，一定程度上是价值观的沦丧。当然乞丐之所以成为乞丐，不是单一的因素造成的，其背后的压力包括社会转型带来的经济方面的影响或个人家庭的变故等等，这些因素的综合考虑，才有利于我们有效解决乞丐问题。本文主要从乞讨这种行为方式的选择，对乞丐的价值观做一尝试性探讨，并由此提出的一些想法和对策。

关键词：乞丐问题 行为选择 “人的问题” 社会价值导向 社会控制机制

一、乞丐问题的社会性界定

对乞丐问题的社会性界定直接体现了乞丐问题的在社会中的本质以及对社会的影响。乞讨这一行为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是其价值观的普遍反映。所以对乞丐问题的社会性必须做系统分析。
早在汉朝，就有人写了一本叫《乞丐赋》的书，这说明至少汉朝我国就有乞丐存在了。当代关于乞丐的研究也很多，而且这方面的书不少，据我所知有《乞丐调查报告》《中国乞丐史》，上海还出版了一本《遥远的回响——乞丐文化透视》，有一本叫《中国近代流民》的书中，也大量写到中国的乞丐现象。 然而在社会转型期，乞丐现象的增多以及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使社会对这一群体越来越关注。到现在乞丐已变成了一个困扰社会的问题。乞丐由来已久，为什么在当代却成了社会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对社会问题的定义做清楚了解。事实上有关社会问题的定义有很多，在从社会变迁过程中，传统的控制机制受到冲击，社会失范现象出现，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社会问题的定义可以归纳为：指在社会迅速变迁过程中，与社会规范多元化密切相关的有碍于社会进步的某种社会事实，是一种公认的足以威胁文明价值的情境，需要采取集体行动加以改善。 从社会问题的定义可以分析，先前的乞丐现象由于数量不多，行为较友善，不足以威胁文明，不足以危害人们的福利和安全，不影响社会进步，因而也没有成为社会问题。但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市场经济使人民普遍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贫富差距变大导致一批人致富的同时一批人陷入更贫困的深渊。在很多贫困地区的老弱病残幼生活确实没有着落，于是化成大批的乞丐离家流浪出没在繁华都市，成为影响城市安全与发展的隐患，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经济问题”和“人的问题”，往往是很多社会问题产生的两大根源，同时也是社会问题解决必须兼顾的两个方面。前者指一个国民所得的问题，即一个社会能够达到自我成长的目标。后者是指人的问题，即使传统人的价值观在新的环境下作“重新安排”，指人的“人格”转变作为社会变迁的基调。我们恰恰是同时面临着这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明显的外显示性问题，因而往往掩盖了第二个问题，也就因此造成了人们对第二个问题的忽略。经济问题特别是利益问题是解决人的问题的基础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是我们也万万不能忽略了一个深层的问题，即人的问题。乞丐出现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并且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更有乞丐自身的因素。乞丐是否具备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与条件，与其自身的素质和文化价值观念密切相关。
由于某些独特的力量和原因，非物质文化比物质文化变迁扩散得慢。因此很多情况下都是物质变迁在先，所引起的其他变迁在后。有时这种滞后引起的推敲时间很长，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乞丐问题就是这样，是人们过分关注经济问题而忽略了人的价值观的滞后形成的一大社会问题。

二、行为方式的选择——从“第一个乞丐”到第“二个乞丐”

第一个乞讨的人，或是说当一个人首先开始乞讨这种活动的时候，只是一种悲剧性的尝试，他不知道他在众人面前示弱会不会有施与者，刚开始的乞者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乞讨行为只是在特定情境下激发的而不能用确切的原因来解释选择这种行为。其原先对这一种行为后果是没有预测也没法预测的。但如果是第二个人看到第一个乞丐的收益而效仿出现，或第一个乞丐一直继续这种行为——以乞讨过活，那此时的乞讨就不是单纯的应激，而已经成为一种行为方式的选择，就这样一些人濒临贫困或非贫困下也开始选择做乞丐。所以可以这么说，一个人沦为乞丐，是选择了乞讨这种行为方式来改变他的生活，这可归结为利益取向甚至是价值取向的问题。低下尊贵的头去换来财物，乞丐的这种成本低收益大的方式已成为人们（包括弱势群体和健康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好比一种职业。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也把自尊带入了市场？传统的价值观正在沦丧？
我们不难看到那些价值取向上重视道德操守和精神超越的人，他们漠视物质欲望和个人利益；在行为选择上，善于按照外在规范和内在的信念去进行价值取舍；在生活态度上，安贫乐道，表现出很强的忍耐力，即便在时代风云交会之时，也依然能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心态。还有，中国传统文化是孕育“道德人”的肥沃土地。在这块土地上确实挺立起许多重义轻利，大义凛然，为后人所敬仰的人格形象。
然而人格形象定位具时代性，站在今天这个时代来审视这些“道德人”时，其可贵之处不必再言，但他们的确是太单薄了。对物质利益的卑视和对内在超越以及自我操守的重视，使他尽管双目放光却瘦骨嶙峋。在今天鼓励做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不可能的，不值得提倡。放下尊严如若为了他人、集体、国家的利益，是值得骄傲的，而如果是为了一己之私利，选择好逸恶劳、以出卖自尊而获取财物的行为就是价值观沦丧的表现。

三、当代社会价值观的失范现象与乞丐问题

目前社会成员在一些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行为取向上的失范现象：
（1）过分自由主义的人生观，过分成就主义的人生观，还有更多是个人身上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人生观，这些都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出现剧烈摩擦，带来一些行为和规范上的混乱。
（2）社会成员的公私观。从调查看来，绝大多数人在观念上并没有走到极端的私欲上去。长期以来宣传教育和对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所坚持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仍起着明显的影响，然而大多数人只在表面奉行着“为公”的准则，在观念上基本是公私交织、兼而有之的，在行动上更是显示出复杂性。
（3）利他观：在商品经济和竞争条件下，人们身上的利己倾向得到了发展的土壤，利己行为的增多甚至使利己向恶性发展，利他行为反而常常被看成是不合时宜的。
（4）职业道德：在诸种职业活动的目的中，“挣钱”“实现个人理想”“为社会做贡献”是三种占主要的。但在实际现实中，其实这三种工作目的并不必然矛盾，只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轻重的安排。过分强调任何一种都会引起管理混乱和行为失调。另外在对职业规范的强制性在削减，自由多元化的职业氛围更被推崇，这也加大了管理的难度。
从调查结果看，近年来由于社会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社会成员在很多价值观上发生变化，乞丐问题的出现正是多种价值观失范的写照。价值观多元化引起观念和行为上的的混乱使一些人们宁愿跟着感觉走也不去思考自己的行为，有时以至于将一些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都抛诸脑后。乞丐就是这么一群人，他们只看到乞讨这种方式的收益而将其作为自己的生活或职业，不知不觉中其实乞丐就是他们的一张脸了，这张脸不再只是一种行为方式的载体，事实上已昭然地代表了他们价值。乞丐问题的产生和影响及乞丐的价值观表明社会转型期人们价值观上存在的危机。人的价值观是文化传统的内化的一种结果，不同的文化传统会教化和内化出不同的人，价值观可以说是文化的遗留。由于人与社会结构相互关联，社会变迁使一些人格特质渐渐飘落而去，另一些特质应运而生，价值观中闪烁着社会的影子。

四、建立一种社会价值导向——解决乞丐价值观问题的理想导向

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经济的发展，社会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不容置疑的。在乞丐问题的解决上同样如此，但“人的问题”的解决——即价值观的正确形成不能滞后于经济发展，而应同步进步，这样才不至于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反过来影响社会的进步。因此不能忽略对人们行为方式进行一些道德的规范，建立一种社会价值导向以规范多元化的价值观。
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注重经济，采用简单的经济原则，把人当成简单的“经济人”，认为经济报偿原则是万能的指挥棒，并且也是最基本和最合理的道德规范。在这种规范下，弱肉强食、贫富悬殊成为一种“正常情况”。其结果不但没有导致普遍提高社会效率与社会进步反而带来了许多人的贫困以及社会动荡和诸多的社会病态。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过份强调经济的后果我们有目共睹，缺乏考虑社会整体利益，违背伦理道德规范的发展方式是不健康的。我们需要一种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价值准则，并提升为社会的价值导向来指导社会成员，这种价值导向通过其自身对社会个体成员多元性价值取向进行规范、引导和限制，最终使多元性的价值取向同一元性的价值导向保持一致。当然这里的价值导向主要为道德伦理方面，因为社会的发展决定了人们在生活方式及观念上会有很多元化的选择，我们不可能要求在所有观念上都有一个统一的导向。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人格尊严等一直都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中流砥柱，不会轻易改变。因此建立起一种正确的在伦理道德方面具有规范性的社会价值导向是可能的。

六、乞丐问题的解决

由于人们多元化价值的观念，在给予个人自由充分肯定的同时，对很多社会问题或现象都抱以宽容的态度，对乞丐亦如是。“乞丐有是个人的一种选择，是一种权力。”《卧底当代丐帮》的作者之一占才强说：“面对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是乞者，只是乞讨的方式各异而已”。之类种种社会上半数以上的人对乞讨行为表示的宽容，对乞丐表示同情，其中也包括很多研究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家。在现代社会，容忍乞丐是一种文明，但更多表现的是容忍者的文明，他们的豁达接纳是一种进步的文明。但他们同情弱势群体的同时或许并没意识到乞丐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宽容这种行为的同时也纵容一种恶性价值惯性的滋长。
在解决乞丐问题上，限制乞丐更称得是一种文明。现代法律虽然不会完全禁止行乞，但出于公共利益、他人利益等，必定要限制行乞。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关注者与研究者，在研究分析社会问题上有所贡献是更重要的，对弱势群体的宽容和关怀是人类文明的体现，但不能助长一部分的非文明从大部分的文明中去获得被宽容的依赖。现在的社会救助制度的不完善决定了仍会有一部分人处于困境，如果他们都以弱势的名义伸手，以弱者的名义选择自我价值的迷失的行为，社会还有发展的动力吗？现实的弱势不足以成为弱者的理由，更不是可以选择丢失自我的原因。每个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在社会生活中选择了乞讨的方式成为乞丐，就已经代表了自己对社会的态度是一种无限索取，且不知回报。
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有必要采取一系列的社会控制机制措施，使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街头乞丐在日益发展的城市消失。所谓社会控制机制，是指通过社会的力量去调节人们的行为，将人们的行为纳入符合社会规范的方向。（谷书堂，1990）

五、对乞丐价值观探索的结语：
乞丐是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较多来自贫困地区，且文化知识水平低下。要让他们的价值观达到一定高度而完全不被一些陋习腐化是不可能的，但努力帮他们唤回自尊以重新选择生活方式的想法是可行的，而且在解决乞丐问题上更值得重视。这是我试图从价值观方向对乞丐问题的一些思索，但愿对乞丐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谷书堂主编，《我国当前社会问题透视及治理方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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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扬报道，《乞丐考验政府管理智慧》 新华网>>独家瞭望 北京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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